成都城乡差距开始缩小

　　参加“同心同德共建和谐社会·成都论坛”的部分专家学者昨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成都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推进城乡一体化成都有全面而系统的战略对话嘉宾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教授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教授长期从事农村发展和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他于2003年11月首次来蓉考察，并为成都市各部门及区市县负责人举行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报告会”。他于2002年领导出版的课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曾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成都初步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成都商报：陆学艺教授3次考察成都城乡一体化，到过哪些地方？

　　陆学艺：第一次是2003年11月，我去了锦江区、双流、新都。第二次是今年3月，我再一次去了锦江区，除了红砂村，还有幸福梅林、江家菜地，另外还去了都江堰、大邑、新津。这次来成都已经是第三次了，主要在大邑进行阶层分析。

　　成都商报：从2003年到2005年，您前两次到成都的考察间隔了一年半，这刚好是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从起步到加速的过程，您的考察结论是什么？

　　陆学艺：今年3月的考察报告，我们已经以“成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探索”为题，发表在今年6月出版的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上。我们的结论是，成都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差距开始缩小，扭转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这在全国来说都是罕见的。

　　成都商报：成都市社科院和四川大学联合对1020户农民做了调查，有这样一个数据：2002年到2004年成都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为9.5%，超过成都与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期增长率（7.8%和7.9%）。这是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证明？

　　陆学艺：是的，我们也有这样的调查结果。2002年成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6：1，2003年为2.64：1，2004年为2.55：1。也就是说，在全国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的大背景下，成都初步扭转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成都经验值得重视。政府应积极推动城乡联动发展

　　成都商报：具体来讲，您所了解的成都缩小城乡差距的做法有哪些？

　　陆学艺：比如对失地农民的合理赔偿、积极培训、帮助就业、补贴社保及户籍转换等。尤其是在资源配置上的重新调整，比如财政资源向农村的倾斜，据统计，2004年成都各级政府向“三农”投入的资金共有57.8亿元，比上年增长66%，这可以说是空前的。

　　成都商报：为什么国内很多类似的大城市并不像成都这样强调城乡一体化？

　　陆学艺：那是因为国内很多大城市的发展重心仍然只放在城市。有些地方只是一味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而放任城乡差距的扩大。那里只有“土地城市化”，没有“农民城市化”，把土地从农民手里买来就完了。但真正的城市化是农民身份的转变，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是农民与城镇居民一起共享城市化的利益。

　　成都商报：好像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自发结果，应该坐等城乡关系的自然缓慢转变；另一种意见认为政府应积极推动城乡联动发展？

　　陆学艺：我不同意第一种意见。中国近几十年的城乡二元分割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恰恰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结果。因此，革除其遗留下来的城乡统筹发展障碍、解除对农民的束缚，还农民以国民待遇，政府有必要补上这一课。成都市政府去年出台的《推进城乡一体化意见》和17个配套文件，就是在体制上的配套改革。

　　像成都这样有一个全面的有系统地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是很少见的。“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才算和谐

　　成都商报：作为社会学家和“三农”问题专家，您怎么定义您心目中的和谐社会？

　　陆学艺：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过去我们注重经济建设，现在提出要重视社会建设。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6个结构。社会结构要与经济结构相一致。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而较低的城市化率和分割的城乡结构显然与其不一致。

　　和谐社会还应该是“一个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比如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关系。应该“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

　　举两个例子，有一个沿海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达6000美元，但那里的防护栏都安到了8楼、9楼，这说明它的安全能力差；还有一个特大城市，刚公布的数据是一年丢失窨井盖2.4万多个，平均每天掉七八十个，那得有多少人受害？这样的社会能和谐吗？

　　成都商报：那么怎么看待城乡一体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陆学艺：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应该说，城乡一体化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两者都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推进城乡一体化5种利益群体需重点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研究员王春光从1997年到现在，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课题；2000年到现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城市社会流动的社会制度环境研究》；2002年到现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农民负担和农村社会分层研究》。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向论坛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处理好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促进城乡一体化———成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一点启示》。他说，城乡一体化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这并不等于现在的人就无所作为，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实践表明，将城乡一体化的长远目标化作行动的策略和手段，比一味追求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更具合理性，更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王春光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好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关系至关重要。

　　成都商报：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哪些利益群体是您关注的对象？

　　王春光：推进城乡一体化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其中，失地农民、农民工、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城市居民、干部群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对待失地农民方面，成都提出了“失地不失利、失地不失业”，这是非常好的。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后，至少要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还要通过城乡一体化使失地农民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此外，在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自身意愿，给农民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空间；农民集中起来以后要有业可就，这是最重要的环节，不仅关系到他们的生计，更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仍然会有很多人从事传统农业，这就是所谓的纯粹的农业劳动者。政府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兼顾他们的利益———土地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农民的组织化。

　　成都商报：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王春光：是的，比如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子女的教育问题，我知道成都去年出台了很好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

　　成都商报：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为了破解“三农”难题，为什么把城市居民和干部群体作为关注的对象？

　　王春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农民进入城市后，他们的子女有了和城里孩子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城里人不愿意他们的子女和农民子女一起就读，这就需要城里人调整自己的心态。

　　关于干部群体的问题。成都市委、市政府作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部署，各部门、区县都要执行，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涉及到干部政绩的考核。但是，各地情况不一样，所处利益环境不一样，各级干部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偏差———如何将上级压力转变为各级干部的内在动力，使他们主动、科学地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些问题很值得关注。

　　成都商报：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对此您有何建议？

　　王春光：政府在加快步伐的过程中要注重速度，但也要兼顾公平。要让利于民，尤其要让农民通过城乡一体化真正受益。本报记者 徐琼 孙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