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15年玻璃窗和不透明的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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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1日11:48 法制早报 | |||||||||
浦江饭店三楼,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浦江饭店营业部副经理蔡冬弟指着照片说,“这是朱镕基当年敲锣开盘的位置。 ”时间定格在1990年12月19日,地点就在浦江饭店的一个餐厅里,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开业。 1997年12月18日,浦江饭店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场地提供者的历史使命结束,但证券市场从无到有 、摸爬滚打7年的风风雨雨,留给这里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浦江饭店 交易所门前的流言能影响股市 朱镕基敲定玻璃窗 为了搞证券交易所,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亲自到东南亚一带考察,回来后,就紧锣密鼓地进行选址。 按照设想,证券交易所应该在外滩扎根,因为外滩解放前就是金融中心;而浦江饭店中选,是因为其历史悠久,建筑 风格也很洋化。直到如今,浦江饭店的三楼还保留了巴洛克风格的一些建筑装饰。 朱镕基还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进行了全程关注。在装修期间,他就来视察。当时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佩服朱镕基的 周到和细心,大到电脑装置的安装设备,小到一块玻璃,都亲自关注。 装修时,二楼要安装一个玻璃窗,以俯瞰楼下交易大厅的情况。本来准备用4块玻璃材质拼接成,但是朱镕基认为拼 接的玻璃材质扭曲视线,并不理想,最后决定改用整块的大玻璃,下面的情况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后来,很多国家领导人包 括外国元首都曾在这块玻璃后面驻足。 二楼原来的交易厅和贵宾休息室,如今都改成客房了,一楼孔雀厅也在准备重新装修,这里曾经容纳过1000多名 红马甲交易员。 1997年,上交所搬到了浦东的证券大厦,浦江饭店也回归了饭店的本质。当年一些红马甲,有时还会回这里坐坐 ,以资怀旧。 “这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历史啊,等我哪天心血来潮,说不定要写一本关于上海证交所的回忆录。”蔡冬弟说到。 第一支股票涨到5000元 上交所第一个挂牌的是豫园饭店,开盘时股价是300多元。不久,李鹏总理和夫人到交易所来参观,一看大盘,豫 园股票涨到3700多,李鹏总理当时就说,股市不能搞投机啊!随行的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股市的本质就是投机 ;李鹏又说,不能搞大的投机。 后来,江泽民主席来的时候,豫园饭店已经涨到5000多元了。 蔡冬弟表示,在当时的背景下,即使是从5000涨到10000元,交易所员工也完全可以在10分钟内就能完成 。 当时,中央对股市有两种观点,其中很多老同志认为我们国家搞股市是不是偏离方向啊。因为有争议,所以市场只有 8支股票,别的股票都不敢发行,认购证也没有兑现。 由于搞股市的经验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拿过来的,所以一开始就特别不规范。当时,领导们认为企业要发展去银行贷 款的话,光还贷就喘不过气来了,而上市的话,老百姓的钱就流到它的口袋里去了,跟集资差不多。 为此,证券公司老总还有证监会的领导在浦江开会时都一再强调:炒股不能宣传,一宣传老百姓都去买了,那股票行 情就不得了,就只允许《证券报》发一些介绍性质的文章,开设股票账户也是悄悄进行,每天放量放一点,不希望发展太多新 的股民。因为没有了解的渠道,所以好多股民都到浦江饭店门口来听消息,打听股票市场什么时候放开,还有什么新股要发行 之类的信息。 内部争议很难平息的情况,一直持续到邓小平南巡讲话。 靠关系打探内部消息 与如今的萧条不同,刚开始起步的股市,曾牵动了上海市民的财富神经。当时,外地对股票还不太热衷,但上海对股 票的热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蔡冬弟还记得,上交所刚刚成立时只有45名红马甲交易员,中间还坐着1位黄马甲监察员,大家当时都在一层办公 ,没有联网,进行交易必须打电话给红马甲,然后他们在电脑上买进或是卖出。不久,红马甲接电话打单据已经到了手都发软 的地步,人数也慢慢扩张到了1000多。 当时,很多工人翘班去炒股,更多的股民则是涌向交易所和当时还不太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上海证交所的很多员工都还记得,当时经常是一下班,交易所外面及旁边一家证券营业部门口,总是挤满了股民,打 听消息的、聊股经的,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发表演说的,还有一些在那里做股票分析的,鼓动股民买哪支或者抛哪支,然后自 己从中获利。 “这些情况,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那个消息不太公开的时代,这些坊间流言和演讲真的会起作用。”蔡冬 弟很认真地说。 一开始,因为对证券市场“姓社姓资”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舆论导向是不鼓励老百姓积极参与股市交易的,老百姓 得到信息的范围很小,很多人也对股票缺少起码的常识,极容易相信一些自诩为专家或股评家的人。 老百姓大都是拿着平生仅有的积蓄来炒股的,有些因为没炒好赔了,心理上就很难接受。蔡冬弟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工 人赔掉了3000元钱后就跳楼了,这在现在是不会发生的。“现在赔掉30万也不会呀!”他感叹说。 蔡冬弟1975年就到浦江饭店工作了,后来为证交所服务了7年,他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整 个过程。 如果不是在浦江饭店工作,或者上交所当初的选址不是浦江饭店,那么,蔡冬弟进入股市的时间可能会推迟,因为他 本人是那种特别本分的人,对新事物比较谨慎,但是由于证交所开到了家门口,红马甲就在身边,这种环境熏陶还不动心是不 可能的。 蔡冬弟回忆说,虽然传递内线消息和操纵股市等行为是一开始就禁止的,但是证券市场还在摸索阶段,很难一下子规 范,通过关系打听内线消息很常见,而且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操纵股票似乎也很顺利成章。他也是在熟悉的红马甲朋友的指点 下玩起股票的。 除了近水楼台的炒股条件,蔡冬弟在7年的证交所服务时间内,也见到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作为新中国经 济改革的标杆,领导人的视察,外国元首的参观是家常便饭。在外国元首当中,给蔡冬弟印象比较深的是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 罗,据说已经是70多岁高龄,还一身军装,精神抖擞地走来,与红马甲们亲切交谈握手交流。 水皮: “股市鲁迅”不讲挣钱的道理 宽大的写字台上摆着一台显示股市行情的电脑,书柜里基本都是与股市有关的书,墙边还堆了高高几垛办公室主人撰 写的关于中国股市的作品。这里就是有“股市鲁迅”之称的财经评论家——水皮的办公室。 平头,戴一副金边眼镜,身穿卡其色的短袖衬衫和同色休闲长裤,脚踏一双布鞋,普通话里透着南方口音,谈起中国 股市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水皮给人留下幽默、犀利、自信的印象。 谈得兴起,他说话的声音也逐渐变大:“我的文章无非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做事的道理。挣钱的道理不是我来讲的, 我一旦陷入挣钱的道理,这文章就没法看,利令智昏呀!我做任何文章都会回到这两点来讲,就是不断的拿最新的事物来讲这 两个道理。道理会错吗?永远不会错!” 水皮初入股市 1994年4月,上海股市从1558点一路滑落至777点附近,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动“777保卫战”,水皮就 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中国股市。 那时,北京的股民还不多,证券交易所也比较少,水皮和他好几个同事一块跑到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中国银行下面开户 。 刚开始进不了大户室,他只能蹲在吵吵嚷嚷的散户大厅里看行情,等着大屏幕一屏屏翻过去才知道股票价格。由于时 滞,看到的已经不是即时的股票价格,所以买股票的时候,要打高一毛钱,卖股票的时候,要打低一毛钱。 初入股市,正好赶上刘鸿儒的“四不政策”托市,有一个反弹的行情,当时北京有很多人买了天桥、天龙,水皮也跟 着买了,马上就涨了50%。 不久,政策托市失败,大盘又跌了下去,到7月底跌倒324点。这时候,证监会发布“三大救市政策”,深沪股市 强劲反弹。“反弹之后第一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同事不敢买,想看看第二天的行情再买。结果第二天又是一路高开,几天 就涨到七八百点。那时候我们一个哥们说,券商说到800点没问题,再往里边杀,结果到了1040点。” 在这波行情里,水皮的股本从10万翻到了20万元,钱来的太快太容易,反倒让他没有兴奋的感觉。 三分清醒七分醉 1999年5月19日,星期三,一个让老股民记忆深刻的日子。 早晨一开盘,所有股票呼拉拉直往上涨。这一年,中国股市迎来了空前的政策大牛市,而水皮最辉煌的5.19逃顶 也发生在这一年。 那天是6月30日,水皮根据半小时的成交量算了算盘面,当天的成交量可能达到800亿。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不可 思议的事情,决定赶紧跑,基本上跑空了。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可是深沪股市反而大幅下跌。 就在30日晚,水皮写了《三分清醒七分醉》一文,他认为:“做股票就如同喝酒一般,三分清醒七分醉是种境界, 不喝酒的人体会不到酣畅淋漓的痛快,过于贪杯的人一喝就醉也没有乐趣。” “你不怕文章第二天刊出来,股市却没有跌么?”记者替他担心,水皮却斩钉截铁的回答:“不会的,肯定跌。这是 我后面一直做股市评论的一个基本信心。” 1999年之后,以网络股为代表的高科技股一路上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 “我知道这是波假行情,它一定会下来,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来。这个时候怎么办?不入市不行!做股票讲究 心中有股,手中无股。虽然买了股票,你也不要一天到晚都被它牵着鼻子走,变成股票的奴隶,那样会毁了一生的幸福,但是 在空仓的时候,你一定要关注股市,把握机会。” 于是在1800点的时候,水皮再次入市。当然,他选择股票是有几个基本标准的:第一,找没有涨过的股票;第二 ,质地非常好的股票;第三,你对他有所了解的股票;第四,投资相对公开的股票。 我穿上了“红舞鞋” “水皮杂谈”在业内非常有影响力,很多人长期关注着这个专栏。当被问及今后打算怎么发展时,水皮表示还会将杂 谈写下去。 “我现在好像是穿上红舞鞋脱不下来了。本来也不想再写,很多东西都说过了。但是不行,现在这个变革时期,不断 有新的东西出来。天天都有人催着我写。当然,沟通的本身也让我有新的想法。另外,他们管理层也比较重视。这也是我写作 的一个动力。中国证监会是中国最开明的一个机构,他还是有肚量接受舆论监督的。而且还有一批业内人士、一些专家学者, 包括一批海归的朋友,他们会把他们想到的一些问题,不断告诉我,你应该写这个你应该写那个。因为我自己的知识面毕竟有 限。这个杂谈也会成为他们献计献策的一个渠道。” 方泉: 站在专家对面 撬开他们的嘴 方泉,《证券市场周刊》总编。1985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91年7月进入证券界,1992 年3月参与创办《证券市场周刊》。 14年,方泉一路走来。其间折射的,却是中国股市曲折的发展历程。 被王波明毙掉的杂志 《证券市场周刊》是1992年3月15日创刊的,主管单位就是联办。那时,大概有三四十人筹备这本刊物。因为 联办是民营企业,讲求成本,所以只有我一个专职人员,从主编、副主编到采访主任,全是外聘的。 我当时对证券一窍不通。我数学很差,高考48分。过来以后,“二老板”一看,我写过诗歌、小说,中文没问题。 当时联办都是一些海归,英文说得比中文好,咱英文没他们好,中文没问题啊,所以就当场拍板用我了。 然后我就狂看书。《股份制与证券市场小知识》,刘纪鹏编的,估计现在都找不到了;联办编译的“中国证券市场” 丛书,硬着头皮看,公式看不懂,基本分析方法倒是明白了。不懂的人看懂了后,写文章有一个好处,至少知道怎么让人看懂 。 杂志第一期出来就作废了,因为错了一个数。上海电真空,每股税后利润大概是几角钱,我们写成了几分钱,错了一 个小数点。 老板王波明拿着那些杂志,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一摔,“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在美国这种报道,如果是有意 的,是要判刑的;无意的,人家也可以告你!”这给我很大震动,至少看到了证券市场的敏感性。 为此,所有领导的当月奖金都被扣发了。 第一期杂志共印了5000本,在北京销了1000本。没有发行人员,王波明就让我背着2000本杂志去上海; 又招了一个人,去深圳。老板说:“卖出去了,你就买张票回来;卖不出去,你爱去哪去哪。” 到了上海,卖给谁啊?我通过朋友,找到了我们承包的一个营业部,中创上证的一个经理;这个经理介绍给我他的一 个大户,这个大户又介绍给我他大舅子徐建国,他现在是上海地区自办发行所有报刊的龙头老大。 徐建国当时做瓷器生意,这是他做的第一本杂志生意。以前他一直不做股票,觉得这个市场不稳定;我俩骑着破自行 车,跑了海通、万国,申银,很快就卖完了,几乎是被抢完了。 通过卖杂志,我感觉就是:证券市场已经发展起来了;投资者对信息的渴求特别强烈。当时,进行信息披露的只有一 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导刊》,是《上海证券报》的前身;上海的发行经历提高了我的自信,回来后就写了平生第一篇股市文章 ——《走马观股市》,1000多字。 批评尉文渊干预股市 当时最重要的采访是访尉文渊,他比现在的尚福林影响大。因为交易所当时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体改委、财政部、 人民银行,多头管理,真正握权的还是地方政府。这样,两个交易所掌握的市场审批扩容的权力极大。 我约了尉文渊至少五次都没成。一是他很忙,权重一时;二是他对我们新创刊的杂志不感兴趣。 我通过各种关系,搞定了他的办公室主任,问他,“你就告诉我尉文渊在不在?”最后一次,尉文渊正在屋里跟人谈 话,我就闯进去了,说“我就是方泉,您谈完话后,能不能给我十分钟?”他犹豫了一下说,“好吧”。然后我就老老实实的 站在门口等他;等了半个小时,尉文渊送走客人后,就喊我进去。 当时尉往后一仰,“真他妈累!”很疲惫的样子。 我说,“尉总,咱谈点轻松的话题。您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了。我当时掌握他很多资料,知道他先前在审计署教 育处做处长,就追问,刚开始怎么考虑到交易所的?毕竟当初的形势并不明朗啊。他说,“那就是因为老婆生小孩嘛!非闹着 要我回来,再后来就这么一步步被推着走到现在。”我们开始聊,聊他插队,然后自然就聊起证券,谈得非常好,一谈就谈了 四个小时。 回来后就写了《“我总感到一股不可抗拒力”——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访谈录》。他很满意,因为没人从人 性化的角度来写他。后来,上交所的所有活动,他都先找我去。 但是我也批评他。 市场刚跌下去,他就背着手晃悠,在大厅里说:“没什么嘛!”当时,红马甲就在大厅里坐着,“尉文渊说没什么” ,马上就涨了100多点。我就针锋相对地批评他,“你这是典型地干预股市嘛!”他也承认不对。 他离任时,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你是证券市场的铺路石子》;他很感动。我觉得这不是夸他,是事实。 站到吴敬琏的对立面 2001年,吴敬琏抨击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场,甚至还不如一个赌场”,认为全民炒股很危险。《证券市场周刊》 发表《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对吴敬琏的观点分别提出质疑。 这使我一下子站到了吴敬琏的对立面,并引起了关注。 我认为,吴敬琏老先生的立场和思路是停留在一种理想中,而实际上,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没法寻找一种平衡,我们 要求的是机会均等,机会公平比什么都重要。股市给13亿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均等的机会,当然,这里面有占据信息优势、资 金优势的操纵者,我们要严厉打击,但毕竟这是少数。在6000万投资者里,5999万,都是普通投资者。 这就是你怎么看到月亮的正面背面,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关键要看它起到的作用。 我从来都是对有些事情批判,对有些事情讴歌,我永远讴歌投资者背后的这种冒险精神,或者叫创业精神,中国需要 这种冒险精神。 现在回头看,股市百孔千疮,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它担负起多少的社会责任、经济责任。说大点,股市担负着6 000万人的光荣与梦想。当然有些人变好了,有些人变坏了。 如果说得极端一点,股市是几千年来第一次让所有知识分子、或者说自认为有思想的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平竞争 机会,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修炼。它改变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带动了一个大众投资时代的产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