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曾成烟山毒海

　　国际先驱导报驻山西记者原碧霞报道　　在近日于山西太原召开的“抗日根据地与太行精神”全国研讨会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年学者张基辉对侵华日军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鸦片毒化战的研究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山西吸毒者超过20万

　　太行抗日根据地横跨晋冀豫三省边界，1937年全面抗战发生后，日本大力推行“鸦片毒化政策”，其中华北地区是其着力重点。而以晋、冀、豫三省为依托的太行抗日根据地此时也深受烟毒之影响。张基辉告诉记者，“上至80余岁的老叟，下至2岁的幼儿都成为‘毒化政策’受害者。新生的太行根据地从建立初期就生活在晋冀豫三省‘烟山毒海’的恶劣环境中”。

　　张基辉指出，1937年11月日军进入山西后，便开始大肆在晋北、晋中、晋西南各地的占领区和铁路沿线种植鸦片。

　　1940年日军在白晋路沿线制定《春耕办法》，该办法规定铁路沿线十里以内，禁止种植五谷，只准种植大烟和棉花。1942年仅太谷县烟田的面积就高达6000亩。

　　山西是当时整个华北受“毒化政策”影响最严重的省份，吸毒者人数超过了20万，约占整个华北吸毒人数的50%。抗战期间，中共曾对太谷平川吸毒者进行了统计：“粗略计算占人口总数44%(战前吸毒人口总数占25%)；”长治地区“敌占领的随便一个镇子，每天可销售料面一千多元；”而潞城县老百姓打官司，则首先要管法院的法警一顿烟面方可。当时敌占区吸食毒品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吸毒者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甚至还有寺院的和尚。

　　由于太行抗日根据地横跨三省，张基辉也比较了另外两省的鸦片毒化情况，发现：河北省自日军侵占后烟毒问题愈加突出，石家庄、井(陉)矿区一带吸毒者众多，土膏行店，触目皆是。根据资料显示：1939年日军在河北就收购鸦片562000两，如果以平均每亩地产鸦片20两计算，估计当年河北省种植鸦片的土地面积至少为28100亩。

　　河南日军从河北大量输入海洛因等毒品后强迫沦陷区民众吸食，并逼令强卖，“以图毒化民众，减弱我抗战力量。”

　　烟毒攻势危害甚广

　　针对侵华日军烟毒攻势对太行根据地的危害，张基辉进行了深入研究。

　　首先就是对太行根据地的人力资源造成了破坏。抗日战争时期，以太行根据地太谷县为例，该县温家庄、彭温庄、岳家庄、马兰、后庄、前庄等六个村“共有吸毒者157人，其中16-23岁的占1.9%,24-36岁的占43%。36-50岁的占43.3%，50岁以上者占11.4%。”通过对该县吸毒者年龄比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3-50的青壮年的比例占到了88%以上。这样的吸毒年龄比例不仅出现在太谷县，其他各地“瘾君子”中青壮年劳动力的人数也都超过了半数。

　　张基辉分析认为，这些青壮年本可以成为太行根据地农业生产主要的劳动力和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但吸食鸦片后却变得无所事事，丧失了劳动能力，致使土地大量荒芜，农业生产受到阻碍，兵源质量也大受影响。“太行根据地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已影响了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

　　烟毒泛滥也严重损害了太行根据地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1943年潞城县政府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该县游击区的42起小偷案件中，就有28起是由于吸毒引起的，占所有案件的66.7%。

　　更为严重的是，毒品的贩卖和吸食威胁着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工作。张基辉告诉记者，从表面看，毒贩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地方差价利润而进行贩毒的，但大多数来自敌占区的毒贩则是另有任务。这些人往往受托于伪政府之命，一方面通过贩毒的方式“盗回我区有用物资”，另一方面毒贩在毒品贩运过程中有意收集根据地内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并汇报于敌人。

　　太行根据地内很多的吸毒者最初都是“安善良民”，有的甚至曾积极参加抗日，但吸食毒品后却被日军和伪军所利用。吸毒者中有的专门为敌人搜集根据地的情报，有的直接成了“汉奸”，有的甚至在根据地四处“放毒”，也因此成了抗日政权打击的主要对象。因此“许多吸毒与贩毒品者，几于汉奸敌探不能分离”。

　　毒品也扰乱了根据地的经济秩序。尽管太行根据地对于毒品贩运和买卖查禁的十分严格，但是根据地内的少数商贩，甚至是返家的“荣誉军人”为了高额利润而不顾政府禁令，暗中贩运、藏匿和买卖毒品。据1942年《新华日报》报道：林北任村奸商走私贩毒十分猖獗，该村市场上私藏鸦片等毒品的商号竟占全部商号的二分之一，个别商号藏毒达数两之多；壶关秦家庄的个别商人也利用商业贷款专做“出入口贸易”，出口的是粮食，进口的是烟土。

　　鸦片毒化还伴随着日伪军的金融战。对于毒品的种植、吸食和贩运，日伪政府以名目繁多的烟毒税进行征收。而且吸食毒品还导致当地百姓的口袋进一步被掏空，据计算，仅晋中地区一年至少要在购食毒品方面花费2000万元。日军大肆在占领区种毒、贩毒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消除国民的“精神抵抗”，另外的目的就是吸收大量法币出口，破坏根据地的经济稳定。

　　更为严重的是，鸦片毒化还导致太行根据地农村破产的恶果。

　　“在仅仅维持生计的小农经济中，吸食烟毒所耗的巨额财富是农家乃至庞大农村的重大经济损失，农村经济处于濒临危机的境地。”1944年太行根据地对榆次3个村进行了统计：“因毒化影响而破产之农户，占全村户数15%-20%。”太谷大商人杜润芝在“抗战后大抽料子，将13座铺房、四五座大买卖皆卖光，并且把3个老婆都卖了，现在连吃饭都吃不饱”。

　　张基辉认为，敌占区的广大农村在“毒化政策”的影响下，原先许多的商人、地主相继破产，而很多富农、中农、贫农吸食毒品后有的倾家荡产，有的沦落为流民，有的则暴死街头。庞大的吸食鸦片队伍的存在，使得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尤其是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呈现出一种令人沮丧的状态。处于此种状况下的农村经济要求得正常的发展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