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里的老鼠掏出一串国难家仇的旧账 一位浙籍华工的78张抗日捐款收据

　　6月29日上午，瑞安市侨联负责收集华侨史的郑育友如获至宝。这天，他终于收到了该市桂峰乡坳后村侨眷詹应跑捐出的78张华侨抗日救国会捐款收据。

　　78张发黄的收据

　　昨天，应记者的要求，瑞安市侨联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从一个大信封中取出一堆发

黄的纸片，轻轻地摊开在桌子上。

　　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单据已经残破，但绝大部分保持完好，字迹清晰可辨。单据中，最多的是“荷属西印度乔利琉（印尼——记者注）华侨救国会”开具的抗日捐款收条，还有一张收条为巴西华侨救国会开出。

　　捐款者均为詹应跑的父亲詹玉甫，捐款数额少则几元（旧荷兰币），多到几十元。捐款时间由1937年一直延续到1946年，几乎是每月一张。

　　说起这些收据的来历，詹应跑也颇为意外。他说，今年3月的一天，他发现自家的老房子有不少老鼠的声响，就跑去看看。结果，在谷仓边发现几张发黄的纸片，他又仔细寻找，终于在谷仓顶上发现这些沉睡了几十年的单据。

　　“这些单据藏得非常隐蔽，一般情况下发现不了，估计是被老鼠捣腾出来的”，詹应跑说，与单据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两张几千元的汇票，父亲的护照和两张“证明”材料。

　　日本军国主义屠刀下侥幸逃生

　　詹应跑说，由于自己是父亲回国后出生的，1959年，父亲去世时他才10岁，所以对父亲在国外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他只是从小听父亲说在20年代初由上海出国，东渡日本打工。后来，又长期呆在印尼，1942年，父亲在一场大屠杀中侥幸逃生，此后四年是在荷兰度过的。1947年，父亲回到家乡。

　　根据詹玉甫的出国时间与行踪，多年研究瑞安华侨史的郑育友认为，詹玉甫极有可能是上世纪20年代“东瀛淘金潮”中，温州地区远走日本的华工之一。

　　讲起那批温州人，郑育友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他对记者讲述了一起鲜为人知的大屠杀——

　　1924年9月1日，著名的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人民倍加关注，积极筹物、筹款，仅当时的北京政府，就拨出20万元赈灾款。但日本军国主义暴徒却恩将仇报，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东瀛大惨案”，700多名温州籍华工被杀害。

　　“从那以后，幸存下来的温州籍华工部分被遣送回国，还有部分人则继续远渡东南亚谋生”郑育友很有把握地说，“温州籍华工一般都集中在几个公司打工，詹玉甫应该就是当时的幸存者之一。”

　　“介绍信”中的詹玉甫

　　与捐款收据同时被发现的一张1946年4月2日、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驻荷兰威廉斯坦领事馆签发给“侨务委员会驻沪侨事处”的介绍信，揭开了詹玉甫此后的艰难谋生路。

　　据“介绍信”描述，詹玉甫1942年之前在印尼“舆油”公司当海员。

　　“1942年2月，当地曾发生华籍海员惨案，（印尼）古岛政府与舆油公司共谋屠杀我同胞，该案由外交途径向荷政府发出严重交涉，迄无结果。詹玉甫系在被屠杀之列，但因命不该绝，在枪林弹雨下得以超生。”

　　对于上述惊心一幕，詹玉甫在回国后也有回忆。詹应跑记得父亲曾经说，当时对方用机枪向列队的华工扫射，绝大部分人都死了，自己因为站在最后一排，混在死人堆中得以逃生。

　　此后，“该海员目击此惨状，誓不再为该公司服务，而一时无法回国。四年以来，乃被拘禁于集中营不许在当地谋取工作，谨给予最低之粮食以维持生命。”

　　困境中慷慨解囊为抗日

　　介绍信还记载了詹玉甫的抗日之举——“（詹玉甫）远在海外，所度之岁月纯系工人，生活毫无积蓄……该海员等献国热情甚殊”。

　　另一张由“华侨抗日救国会”签发的嘉奖“证明书”里则写得更为明了，表明詹玉甫曾经是当地“华侨抗日救国会”的会员，因为表现突出，“尽救国捐款之义务”而被嘉奖。记者还发现，在众多捐款收据中，还有一张是“巴西华侨抗日救国会”开出的，但詹玉甫并没有在巴西工作的经历。

　　郑育友推测，因为詹玉甫是海员，可能是跟船到了巴西，作短暂停留时捐的款。1947年初，詹玉甫回到瑞安家乡，但不久因为“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不得不到外地躲避。解放后，詹玉甫成了村里的生产队长，1954年，还被评为瑞安县“劳动模范”。1959年，詹玉甫在家中逝世。

　　詹玉甫生前并没有向家人提起加入“华侨抗日救国会”捐款抗日的事情，但他还是把这些见证历史的收据与护照、汇票等最贵重的物品，以他认为“最安全”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詹玉甫最初的动机，或许，他是要给后人留点什么——看着这些发黄的纸片，詹应跑久久不能释怀，他说，父亲回国时，几乎是两手空空，这些纸片算是父亲惟一的遗产。

　　(见习记者秦声峰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