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地方腐败被攀比 反腐须全面提升廉政公信力

　　今天的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登署名“杨书文”的文章说，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全面提升国人对于廉政的公信力。

　　文章列举有关媒体报道：某地政府“五道金牌难敌违章开采”；某国家重点工程“八道大关没能管住偷工减料”；某省“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某地官场潜规则盛行，“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230多人向县委书记行贿”；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台上讲廉政，台下

搞腐败”；一些“专门研究反腐败”的人士，醉心于“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津津乐道地介绍如何“打擦边球”，钻法律制度的空子……于是就难免出现这样的场景：政府每每出台廉政举措，少数群众就有些许微词，不是猜疑领导干部在“作秀”，就是认为腐败分子案发是其不幸“自撞枪口”，因为没有“背景”；在个别地方，腐败甚至被竞相攀比。

　　文章指出，上述问题尽管只发生在少数地区和少数人身上，但作为一种现象，一种具有较强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公众心态和价值观念，我们千万不可小视。综观被查处的腐败犯罪案件，案发原因大多与当事者对待廉政的态度相关。

　　据记者乔云华采访“河北第一贪”李真时，有这样一段对话：乔问：“你当初从政时的理想是什么？”李真答：“做个好秘书。”李真讲道：“我当秘书的第二个星期就有人请吃饭。吃完饭，有人要送我一条烟。我坚决不要，可那人像疯了一样往我衣兜里塞，拗不过，就要了一盒。就是那盒烟，让我的心不平静了一个星期。”“对我的信念产生动摇的除去看到个别高级干部逐渐走向堕落外，还有他们的子女。我看到个别高干子女吃、抽、穿、用极为奢华，时间一长，就知道了其中的‘秘密’……苏联、东欧剧变，对我影响也很大。于是，我开始思考，社会究竟向何方发展？将来个人又何以立身？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早作经济准备。‘弄钱’的欲望一产生，信念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在谈到如何对待廉洁底线时，李真进一步说：“无论是我当秘书还是做局长，我都看到过、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廉洁，不仅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还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廉洁成了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笑料。这种现实让我怀疑，究竟是我有了病，还是别人有了病，甚至是社会有了病……进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笑廉不笑贪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了。”

　　在当今社会上有此想法的绝非李真一人。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曾对在国外读书的儿子说：“现在国内腐败得厉害”，“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李真、胡长清之流一边讲反腐败，一边大肆搞腐败，内心暴露的正是对廉政建设缺乏信心，不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治理和防止腐败。廉政公信力的缺失导致他们走上腐败的道路。

　　廉政必须被信仰，只有人人信仰廉政，尊崇廉政，真讲、真信，从自身做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才能实现廉政。反之，如果廉政失去公信力，哪怕只是在一部分人中失去公信力，不信仰廉政，对党和政府出台的廉政措施持观望态度，甚至故意钻制度和法律的漏洞，以挑剔的眼光搜索廉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不信法律信鬼神”，“笑贫不笑贪”，那么廉政就将是一句空话。

　　通常人们评价廉政有两种语境：一种是制度上的廉政。其外在表现是查办了多少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犯罪案件，涌现出了多少廉洁自律的模范人物等；另一种是人们身心感受上的廉政。其外在表现是人们自觉地尊崇廉政，恪守廉政规范，对政府推出的廉政举措真心拥护，积极参与，并身体力行。制度上的廉政是写在纸上的廉政，人们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而身心感受上的廉政是写在人们心中的廉政，是建立在对廉政制度内心确信基础上的廉政，因而是不可动摇的廉政，是具有完全公信力的廉政。

　　文章说，当今社会，人们对廉政的认知度、参与度和自律度通常是以身心感受上的廉政为标准的。有公信力的廉政不彰自行，缺乏公信力的廉政，虽彰而不行。对于社会来讲，廉政公信力是一种环境；对于个人来讲，廉政公信力是一种约束机制。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充满公信力的廉政环境里，少数人的贪欲被多数人的廉政目光所淹没，环境使人变得廉洁，环境改变人的行为取向和价值目标；在廉政公信力缺失的环境里，廉政仅仅是一些人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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