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人感动让人牵挂

　　———探望康复后的支教模范白芳礼张鸣岐王勇则贾津生

　　一位普通老人的病情却牵着津城无数人的心。他不是高官，也不是什么偶像，让人感动让人牵挂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化作行动，就是十几年来尽个人之所能，倾个人之所有资助贫困学生。有人可以不理解这种行动，但不可能不被这种精神所打动。我们因为津城拥有这样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平凡老人而自豪。连日来，一些读者给本报来信

或来电，特别希望本报系统地介绍一下白芳礼，以飨深入了解白芳礼的迫切心情。日前，记者探望了出院康复之际的白芳礼。

　　白芳礼生于1913年，祖籍河北沧县白贾村，祖辈贫寒，13岁起就给人家打短工。他从小没念过书，如今也不认得几个字。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一名三轮车车夫，靠起早贪黑蹬三轮车糊口度日。解放后的白芳礼，靠自己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三轮车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此外，他还供养20岁就守寡的姐姐，并支援侄子上了大学。1982年，满头白发的白芳礼开始从事个体三轮客运。每日里早出晚归、辛劳奔波，攒下了一些钱。1987年，已经74岁的他决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可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他将近90岁。

　　1987年，相当于绕地球蹬了几十圈的74岁白芳礼老人正准备告别三轮车时，一次回老家的过程使他改变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轮，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娃儿，大白天的你们不上学，在地里泡啥？”白芳礼在庄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儿，便问。娃儿们告诉这位城里来的老爷爷，他们的大人不让他们上学。这是怎么回事！白芳礼找到孩子的家长问究竟为啥。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们上学。老人一听，心里像灌了铅，他跑到学校问校长，收多少钱让孩子们上不起学？校长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儿八十的，不过就是真的有学生来上学，可也没老师了。老人不解，为嘛没老师？校长说，还不是工资太少，留不住呗。老人顿时无言。

　　这一夜，老人辗转难眠：家乡那么贫困，就是因为庄稼人没知识。可现今孩子们仍然上不了学，难道还要让家乡一辈辈穷下去？不成！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学这事不行。

　　在家庭会上，白芳礼老人当着老伴和儿女们宣布道：“我要把以前蹬三轮车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这事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一样，我主意已定，谁也别插杠子！”别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们知道，这5000元钱，是老爷子几十年来仅存下的“养老钱”呀！急也没用，嚷更不顶事，既然老爷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随后，老人便分两次将5000元捐给了家乡白贾村，建立起一个教育奖励基金会。

　　白芳礼呢，这回重新蹬上三轮车，虽然还是那么熟悉，但心里却比过去多装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孩子们上学的事。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受到资助，81岁高龄的他卖掉房产办起全国唯一的一家“支教公司”。

　　尽管一样蹬车挣钱，白芳礼却有自己的生意经。今年60岁的张师傅回忆说，16年前白芳礼经常在天津站附近拉活儿，那时就认识了同行白芳礼，别人拉活儿是为千方百计挣钱养家，而白芳礼老人却连续把劳动所得捐献给公益事业；还特别在他的破三轮车上挂起了一面写着“军烈属半价、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字样的小旗，公开宣布对部分乘客实行价格优惠。

　　1994年，时值81岁高龄的白芳礼在一次给某校贫困生们的捐资会上，把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钱交给学校后，这个学校的领导说要代表全校300余名贫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听这话，久久思忖起来：现今家里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呀！何况自己也老了，这可咋办？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回到车站他的那个露天“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把儿女家的门给敲开了。

　　儿女们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挂着一身霜露，不知老人有啥急事，忙让进屋。老爷子要过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落尘，说：“我准备把你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钱办个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芳礼支教公司’。”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异口同声地说：“爸，只要您老看咋合适就咋办。”老人乐不可支。“爸，我们嘛也不担心，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岁还……”白芳礼朝儿女们挥挥手，说：“啥事没有，你们开口支持我办支教公司比给我买罐头、麦乳精强百倍。”老人猛地一按车铃，伴着清脆悦耳的铃声，便消失在晨雾之中。不多时，由市长亲自给白芳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全国唯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来名员工非常简明地说了办公司的宗旨：“我们办公司要规规矩矩挣钱，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不知道的人以为白芳礼老人当了董事长，这下可以坐享清福了。可是他不但照常蹬三轮车，而且加重自己为公司操劳的负担。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月收入1000元的指标，每天要挣30到40元收入。“我还是像以前天天出车，一天总还能挣回个二三十块。别小看这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全部内心世界。他靠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灿烂天空，温暖着无数莘莘学子。

　　这些年来，白芳礼捐款各类金额达35万元。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收5角钱计算，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而已风烛残年的他，却过着俭朴的生活。

　　老人蹬三轮的时候，从头到脚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看起来像个乞丐。“我从来没买过衣服，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样吧！还有袜子，都是捡来的。今儿捡一只，明儿再捡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出钱买的。”除了不买衣帽鞋袜外，连吃的东西他都尽可能地节省。他的饮食极其简单，经常是两个冷馒头加一瓶凉水，有的时候会就一点点咸菜。很多时候由于拉活儿需要，白芳礼老人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后脑一放，一只帽子往脸上一掩，便是他睡觉前的全部准备“程序”。

　　为了能多挣一点儿钱，老人已经好多年不住家里，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就以车站边的售货亭为家，所谓“床”，只不过是两摞砖上面搁的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冬天，寒风习习，白芳礼的铺盖就是一套薄被褥；夏天，骄阳似火，晒透了一屋薄薄铁皮的售货亭，老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一个个酷暑严冬。后来天津市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老人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拆了他的这些小亭子。没有“屋”了，他为了能够拉活儿，就用块摊开的塑料编织袋布和四根小木杆撑起了一个只有半人高的、弱不禁风的小棚。暴雨之后，经常能看到老人在太阳下晒被雨水浸湿的被褥。

　　白芳礼老人就是这样，节衣缩食，把自己蹬三轮车的所得全部捐给了教育事业。下边是老人无私奉献的不完全记录：

　　1988年为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5000元，1989年为天津市教师奖励基金捐款800元，1990年为沧县大官厅乡教育基金捐款2000元，1991年为天津市、河北区、津南区教师奖励基金、北门东中学和黄纬路小学等共捐款8100元，1992年为“希望工程”和家乡白贾村小学捐款3000元。1993年，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捐款1000元。1994年为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捐款1000元。

　　“白芳礼支教公司”成立后，白芳礼老人每月向天津的几所大学、中学、小学送去数额可观的赞助费，这些所谓的赞助费实际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税后利润。

　　从始至终，白芳礼就没想过得到回报，捐助的款项，也大多是通过学校和单位送到受助学生的手里，老人从没有打听过学生的姓名。有人试图在白芳礼那里找到曾经被资助的学生名单，但只发现一张老人与几个孩子的合影照片———这是唯一的一张照片。当问老人对受他资助的孩子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的回答却很朴实：“我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多为国家作贡献。”

　　2001年，白芳礼捐出了最后一笔钱。年近90岁的他已无力再蹬三轮车了，也无力再经营他的支教公司，就在车站上给人看车，还把一角、两角的零钱装在一个饭盒里，存够500元后又捐了出去。捐出这笔钱以后，老人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女儿白金凤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父亲说打退堂鼓的话。

　　记者张鸣岐通讯员王勇则摄影贾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