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之父遭遇十次绑架

　　2005年7月4日，民生人寿的“民生企业家全家福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正式进入北京、上海市场，这个保险第一次在京沪两地提供了绑架医疗救援服务。中国的富人越来越能感到自己的不安全，所以他们开始给自己构筑一个又一个“安全堡垒”，但如果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问题不解决，他们所做的这些努力都将收效甚微。　老父屡被绑无奈锁家中

　　吴金勇（化名）在今年5月为其父亲投了“绑架险”，虽然家境富裕，但是这位乡镇企

业家还是经不住多次受到家人遭绑架的困扰。

　　吴金勇的父亲由于老年痴呆，已经在独自外出时被匪徒绑架多达十次。“每次都要花个10万8万，好多绑匪都知道了这个规律，防不胜防，我们没有办法，有时候只能把老人锁在家里”，吴金勇对此很无奈。

　　吴金勇的一位邻居分析说，吴家生活铺张，家里买了两辆奔驰，经常招摇过市，房子又盖得十分豪华，占地面积甚大，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当地绑匪的一个目标，再加上吴父本身有点痴呆，没有抵抗能力，也很难回忆起自己被绑的场景，追踪凶手的难度因此加大不少。

　　吴的另一位邻居则分析说，吴金勇本人是做生意的，社会关系复杂，有一些仇家也是在所难免，这加大了其家人被绑架的可能性。

　　社会冷对富人遭灾

　　其实，在吴金勇所处的这座城市里，绑架并不是一个让人陌生的名词。吴金勇的熟人，一个开鞋厂的老板，其儿子也曾经被匪徒绑架，并被勒索30万元人民币。

　　据一位知情人士回忆，当时绑匪放出话来，认为该老板的钱大多来路不明，不义之财甚多，所以他们这么做是所谓的“劫富济贫”。

　　“奇怪的是，当时社会的舆论并没有偏向受害者，许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关注这件事情。”在这位人士看来，整个社会对于富人有着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富人由于自身地位的缘故，肯定会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在社会上拥有较大的名气，许多人谈论他们时也是一副羡慕的表情；但另一方面，富人获得的支持并没有与他们的名气成正比，由于许多富人平常飞扬跋扈，再加上财富“来路神秘”，所以当遭遇困难时，很难获得别人的同情。

　　并非简单的“仇富心理”

　　事实上，绑架已经成为中国富人面对的一大威胁。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何挺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起，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绑架富人案增多的现象应该综合分析，从社会学角度讲，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很大关系。夏学銮说：“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称做‘绝对剥夺的人’，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过不下去才去铤而走险，而不是所谓的‘仇富心理’。所以，在社会加强教育、协调贫富关系的同时，政府也应制定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政策，解决不平等问题，缩小贫富差距。”　新富“防身术”　不安全感之下的中国富人正在寻求对策，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生活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有些人则准备将自己的财产向国外转移。　聘请保镖

　　王峰毅然选择了聘请保镖，在广州做生意的他告诉记者：“我的许多朋友都聘请私人保镖，因为现在社会太不安全，而且很多人一请就是几个，老婆需要保护，儿子需要保护，父母同样需要保护，一个保镖每月投资几千元，还是非常划得来的。”近年来，沿海一带城市的保镖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资产外移

　　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强注意到了富人阶层的不安全感，“他们往往存在‘外移’倾向，把家人送到国外去，把资产往国外移。私企老板吴金勇正在做李强教授所说的事情。2003年，他将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儿移民加拿大，并通过香港的渠道逐步转移自己的资产。在采访中，许多私营企业家都抱怨国内的私有财产保护不力，但是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则指出，许多私企老板的钱本身来路不明，一些财富是通过掠夺他人的私有财产而来，所以他们要求保护私有财产的呼声有时候显得异常滑稽。　富人不善于回报社会建议制定慈善事业法　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13亿总人口的10%以上。但是，中国先富起来的富人对社会的回报却不那么尽如人意。2004年，中国国内入榜的135位慈善家共计捐款9.85亿元，约合1亿多美元。而2000年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是650亿美元。民盟中央在提案中指出，很明显，这相差的600多倍，并不完全是经济实力的对比，也有观念和机制的问题。民盟中央建议，应尽快研究并制定慈善事业法，单独颁布《慈善事业条例》，从法制上统一规范慈善事业的性质、地位和原则。（来源：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