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忠还是理想主义

　　上海家乐福中国区总部，十一点二十分，一个清瘦的男子匆匆地赶到记者面前，一边抹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一个劲 地说：“出了一个失实的负面报道，一直在跟媒体沟通。”

　　他是王晓忠——家乐福(中国)公共关系经理。

　　“小偷”风波

　　问及是什么样的失实报道，王晓忠颇为感慨。

　　“一个35岁的男子跟他父亲一起去店里买东西，过收银线时，警报响了，他连续走了4次，警报连续响了4次。保 安请他配合调查，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该男子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呱地把身上的衣服脱光了，往地上一摔，然后打保安。 我们把警察叫来，父亲说，孩子有过精神病史，他监护不力，表示道歉。我们就放他走了。第二天，某报竟报出了‘家乐福保 安把一个十岁的男孩子扒光’的新闻。这个失实太严重了，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不好，新浪和搜狐转载的非常快，现在几乎全国 都知道了，我刚才希望新浪搜狐能(把这条新闻)拉下来。”

　　自从2004年4月上任家乐福(中国)公关经理以来，类似的事件他经历的太多了。就在不久前，一个女顾客的钱 包在超市里被偷了，“她认为我们保安不作为，到处告状，从店里到区里，到全国，到我这边，到老总办公室，反反复复，已 经坚持了半年多。”

　　说到这里，王晓忠无奈地摇头说：“我们可以抓住很多小偷，但不是每个都能抓到。我们也提醒顾客看管好自己的钱 物，法律上是没有责任的。”

　　尽管声称“尽到了能够尽到的责任”，王晓忠还是“送了个花篮到她家里”，“她那么凶，我们也没办法，欺软怕硬 。”

　　受挫商学院

　　如今，王晓忠处理各种公关事务得心应手，他却自称自己“是运气非常不好的人，特别是在离开GE以后，一直都不 顺”，而“挫折感最大的时候是在一家商学院”。

　　1999年，王晓忠加入到通用电气(GE)中国公司，“做经理下面的公关人员”，一年后升为公关经理。

　　“GE是一家特别锻炼人的公司，我学了很多东西，奠定了后来的基础。那时特别富有激情，没有碰到什么大的危机 ,觉得在这里能做好，以后遇到再大的问题，自己都能处理得了，在别的任何一家公司就都能做好。”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2001年，王晓忠从GE跳到了一家商学院，任市场公关部主任。

　　从跨国公司到国内的一家商学院，感觉是不一样的：“突然间发现，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作为领导应该具备的素质，而 不是业务本身。你分明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对公司有利，为什么我的想法大家都不能接受？你分明觉得你是在帮助你的属下提 升，他为什么不能理解你？你分明觉得两个部门合作会做出更多的成就，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合作？加上环境也残酷一点，我 确确实实缺乏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当时有一种报国无门的感觉。”

　　回忆那段岁月，王晓忠仍是感慨万端，称当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这是错误的想法”。“真正的羽翼丰满，是应该 能够适应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吧。如果想适应所有的环境，在这些地方生存下去，你需要更强壮。”

　　这是他在商学院学到的最重要的课程，他说是收获。

　　习惯平视

　　王晓忠最早是记者出身。1991年，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进入中国日报评论部。

　　“那时候的理想很美好，觉得应该能够让天下人幸福，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能够让我的太 太感觉一辈子幸福就很不容易了。”

　　“当时做新闻，理想主义色彩比较重。后来我主要跑经济领域，说好听点是高瞻远瞩，说不好听点，始终浮在上面， 不很切实，更多的是从观察的角度、评论的角度。中国日报的收入也不太高，尤其我们做评论的，纯粹是清水衙门，如果理想 主义没有了，就不用再呆着了。”

　　他在1995年离开了北京，“现实的原因是那时候我太太在上海”。

　　从中国日报出来后，踌躇满志的王晓忠进入一家港资银行做经济研究。“银行看中的是我有比较深的评论基础，而这 正是银行做经济研究所需要的。”

　　两年后，他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公关公司，邀他加盟，他不假思索地去了。这是他初次接触公关。1999年他进入 GE，做企业公关。

　　“当记者当惯了，见谁都不怕。”王晓忠一直感谢当记者的5年生活，“下面一些做公关的人，见一个处长都仰视。 我却可以比较平和地跟部级官员打交道。”

　　“我现在还是理想主义成分蛮大的，是个总有点追求一点点不切实际的人。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做到这种程度比较现实 ，我也要把目标设高一点。”

　　如今，对公关驾轻就熟的王晓忠有着自己的目标，“做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员工，争取利用两年的时间，让家乐福在 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有明显改善。我有这个信心，但不容易。现在我做得很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