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蒙成那样 还那么受人欢迎

　　原本认为“文化讲坛”这样的场合并不适合赵，可不，与余秋雨、曹景行衬衫、领带的正装相比，赵本山印着中国传 统吉祥图案的宽松中式排钮橘红色汗衫，外加一顶米色鸭舌帽的打扮就似乎在“忽悠”着“文化”。

　　站上讲台，赵头一低、眉头一抬、眼珠骨碌一转，已经乐倒了台下一片：

　　“刚才坐在下边，心一直在突突。我身边这两位学者这些年来一直在帮助我、支持我，当着他们的面谈文化，我觉得 这是犯罪！我始终觉得我不能谈‘文化’这两个字，听咱一个农民讲话，我心里很忐忑。我和《解放日报》接触的时间并不长 ！《解放日报》是党报！所以感谢党对我的重视。”

　　“余老师在上海露面的时候很少，今天我从心里感谢他能陪本山在这里坐坐。跟他坐在一起，又让我升值多少，我心 里清楚。今天来《解放日报》演讲，我是闯祸了，闯了一个大祸，负担很重，比我接足球的负担还重。”

　　“我现在还晕乎乎的，就像是在坐船。你们说，这大上海，这《解放日报》，还有我身边的两位大学者，黄浦江的水 有多深？所以我只能介绍自己。”

　　瞬间完成了对文化“严肃性”的解构。

　　与余秋雨华丽丰富让人“回味”半天的演讲词汇相比，赵本山的演讲就像是隔壁家大叔在“唠嗑”，短短20分钟， 赵本山把台下的一堆“带眼镜”的听众逗得“人仰马翻”。

　　赵本山给自己的幽默作了个解释：“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当中，虚假占据了文化的不少成分，所以我一讲实话别人就笑 ，说我是幽默。但轮到你有话语权的时候，就不能到处都说实话。”

　　赵本山讲演的题目是“牢记我们的文化身份”，这源于赵本山对自己的“文化定位”：双脚插在泥土里：“我一直是 农民性格，始终柔软当中带着强硬，又那么‘狡猾’，又那么直劲，就像我在‘忽悠’三部曲里，把人蒙成那样，还那么受人 欢迎”。

　　要不要报，怎么报？

　　要不要评论，怎么评论？

　　经常往来于两岸三地的媒体人曹景行，从香港媒体的“苹果化”和台湾媒体的“垃圾化”谈起，述说了媒体在面临市 场选择和专业道义时尴尬的两难选择。

　　“在一个非常自由的、非常商业化、市场化的环境当中，香港《苹果日报》开创了一个没有任何道义，也不讲任何价 值观念的媒体行为的先河。你要什么我就给你看什么，就给你做出什么来。《苹果日报》出现后的十年，香港媒体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它给香港媒体陈旧的管理模式、发行方式以及死板的版面设计带来了巨大冲击。但坏的一面，他们用破坏性的手段来 报道所有的新闻，包括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尤其是娱乐新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狗仔队’的出现。十年的‘苹果化’，从 根本上颠覆了香港的新闻道德价值观。”

　　香港媒体的“苹果化”让曹景行深感无力，而对台湾媒体，他的批判无以复加。“台湾整个传媒是被颠覆、被破坏得 最极致的地方，它的破坏程度甚至达到了全台湾媒体的‘垃圾化’。”

　　曹景行觉得，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一种追求收视率、追求市场、迎合观众的恶性循环。“事实是，一旦陷入这种 恶性循环，观众回过头来指责传媒给他们看这种垃圾，传媒就说老板要我这样做，老板背后又有广告商，最后就成了全社会搅 在这个循环里自我摧残、自我愚弄。”

　　“我们一直处在天平的两端，在市场化环境中既要保持一定的专业水准，保持道德标准，要保持使命感，又要在市场 上站得住脚。是否站得住脚，不仅是赚不赚钱的问题，最后还是要看受众是否肯定。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确实越来越难做， 特别在互联网以及各种信息的冲击下，每天我们都在做这种衡量：要不要报，怎么报；要不要评论，怎么评论。”曹道出香港 媒体人的面临的困境。

　　曹景行的无力和困惑正是整个媒体圈共同要面对的复杂命题。而他马上对大陆的媒体发表了看法：

　　“回过头来看内地的媒体，它正处在一个上升时期，下一步到底怎么走下去，会不会也走到这样的路上？我从香港的 角度来观察，可以说有双重的困惑。第一个困惑是关于旧的文化体制，包括媒体在摆脱出来的过程当中还受到体制牵制的困惑 。还有一种困惑就是市场的困惑，在这个当中到底怎么走下去？”

　　曹景行称自己一直在观察的内地不断出现的新事件，比如“芙蓉姐姐”、《猪之歌》、“超级女声”……他认为“芙 蓉姐姐”并不新鲜，“台湾早就有类似的事了。台湾的‘上流美’比‘芙蓉姐姐’更恶心。”

　　对此曹认为目前缺少的恰恰是好的俗文化，也就是大众文化：“我们的正统文化和现在新的文化符号之间出现了鸿沟 ，而这个鸿沟恰恰使我们无法理解这些新的东西。如果无法理解，我们对文化本身的概念就都不能给出清楚的解释。”

　　他认为，有的媒体对目前整个中国文化领域中出现的这种比较迷茫的状态应当负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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