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从长城脚下打到越南 想再见战友一面(2)

　　长沙 吸入毒气500勇士血染斗篷山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毛金中在湖北宜昌住院四个月，后随部队开往江西，阻击日军对华中、华南的进犯。“每场战斗都惨烈无比，敌人的飞机大炮比我们的厉害得多啊。我们在地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敌机飞行员。”老人对中国军队装备落后感触极深，不一会儿总要对武器之差表示一下痛心，“如果我们的装备好，日本人是不敢那么猖狂的，也早把他们打跑

了。”深感装备落后给部队带来的损失，每一个战友在日军炮火中倒下都要让毛金中非常难过。“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士兵的胳膊被日军的炮弹炸伤了，血肉模糊，只连着一点皮了。”那位年轻的战士问他：“排长，怎么办？还能接上吗？”而他只能流泪对卫生员说：“抬下去，快包扎！”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那样的伤是很难把胳膊接好的。

　　在江西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毛金中再次左臂和左膝盖负伤。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第三次伤愈后的毛金中被调到了第二师8团3营7连1排任排长，营长是在新墙河战斗中一战成名的抗日英雄胡春华。

　　新墙河防线是保卫长沙的第一道防线，在整个二战史中世界闻名，与法国马其诺防线齐名。新墙河防线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是承担了抵御日军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每次，中国军队都在此表现得英勇无畏。“我们营守卫在斗篷山上，那一仗，打了四天四夜啊。”老人说，兄弟们绝大部分把命丢在了斗篷山上。

　　斗篷山是抵御南下长沙的日军的最前沿阵地。“日军来势凶猛，他们调集了6个师团18万人，还有数百架飞机，300多艘战舰。”老人说，“日军在战场的上空升起两个红色的气球，那就是日军最前沿的指挥所。”有一个日军指挥官站在气球上，“我们只要看到那个指挥官的旗帜摆动，接着就是雨点般的炮弹落在我军的阵地上，天摇地动，我们的工事被炸平了。”斗篷山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几乎被夷为平地，小小的山头像是被犁过了一样，“我们还是从尘土中爬出来，以战友们的尸体做掩体，向敌人继续射击”。

　　日军久攻不下之后，便用上了化学武器。“我们突然间闻到一股呛人的气味，没有防毒面具，只能用毛巾浸水堵住鼻子和嘴，坚持战斗。”毛金中眼看着中毒的战友们一个个倒在了敌机的扫射下。

　　新墙河防线斗篷山战斗被许多写中国抗战历史的文献资料记载，也经常被世界二战史的文章多次提及，那是一场注定将被记录在史册的战斗。“我们中毒的战士，没有被炸死的也失去了战斗力，被突破阵地的日军刺死了。”毛金中带领的排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胡春华营500多人只有7人因为身负重伤，提前退出战斗，得以存活。“我，营长胡春华，连长付保山，3营的一位伙夫，3个重伤员。”老人数了数，仿佛战斗还在眼前，“500多官兵啊，全都牺牲在斗篷山上了”。

　　从斗篷山上下来，毛金中随部到湖南省湘阴补充部队，他随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这是他在12年的抗战生涯中最高的官阶。

　　“多想在有生之年再见战友一面！”

　　1995年2月，毛金中委托二儿子毛良玉前往湖南省会长沙，专程上到岳麓山上，在长沙会战纪念碑前，为牺牲的战友燃起蜡烛，代其凭吊500余兄弟。

　　受父亲的影响，毛良玉从20多年前起就开始注意收集父亲当年所在的国军第52军的抗战史料，并多次南下寻访父亲所在部队官兵的故人，以了却老人常常在心头燃起的无边的对往事的怀念和对浴血战斗过的血肉兄弟的思念。

　　1942年，毛金中所在的团被对调到195师，改编为585团。在云南省广南县的一次训练中，毛金中摔折了腿，被送到医院治疗。没想到，一下子治疗了一年。老人说，治病耽误了他参加更多的战斗，有些遗憾。但对于一个参加了10年之久征战的老战士来说，也该躺下好好接受治疗了，身上多处留下的战斗的伤痕每每都是来不及痊愈，又要投入新的战斗，多年的伤病积累在一起，使得他不得不接受长期的治疗。

　　1944年，从医院出来后，部队暂时无缺，毛金中就代理了两个月的特务排长职务，随部调防到了中越边境，与日军继续着拉锯战，牵制着日军进犯中国西南的力量，但毛金中此后很少参加大规模的战斗了。“我们是在越南的凸山得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的，许多战友都欢呼雀跃，像过年一样高兴。”毛金中说，“10多年啊，从长城打到了越南，征战了几千公里，那一刻，我们那些52军的老兵们欢快的心情是任何人都难以体味的。”

　　1995年，毛良玉专程到北京拜访了父亲的老长官覃异之。覃在抗战胜利后，任52军军长，1949年6月，参加“香港起义”。1988年6月，覃异之被推选为黄埔军校北京市同学会会长。毛良玉在与覃异之晤面之后，88岁的覃异之老人为老部下毛金中挥笔赠言：“历经沧桑辱国史，迎来华夏振兴年”。概括了老人戎马抗战10余载，又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一生。

　　为了却父亲对故人的怀念，毛良玉踏访了多处原52军撤防东北后，父亲老战友的退伍之处。“文革时，胡春华营长死在了丹东。”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后，又来到哈尔滨，找到了曾任毛金中所在团团长的王庭震，“王老也已经死了，他本来是要写回忆录的”。

　　在毛金中于1968年向当时的组织写的一份材料中，记录了他的一些战友的名字：

　　尹先甲：8团团长，195师参谋长；胡福林：输送连二排长；刘清彪：安徽人，机枪连排长；欧阳飞：湖南人，毛金中在输送连时的通讯员；周洪章：585团一营副官；王文昌：在585团团部工作；李子恒：曾任副营长……这份名单，有10多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在经历过抗战后，随部调防辽宁并留在了那里，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

　　他们现在哪里呢？是否还健在人世？毛金中老人很想知道答案，他多么希望他的这些战友能够像他一样穿越人间沧桑，岁月的坎坷之后，安享晚年。“如果他们中的哪位健在，多想在有生之年再见上一面啊。”老人表达了他最后的心愿。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喻尘

　　1933年春，到达长城的国民党第29军大刀队。在肉搏战中，大刀队曾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本版黑白图片为资料图片)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3年，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抗击日本关东军向关内进攻的战斗，称为长城抗战。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侵袭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3月4日，日军攻占了承德，随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中国政府当局只派出一小部中央部队北上支援，而以华北地方部队为主对日军进行了历时80 余天的抵抗。

　　在长城东段各隘口，从3月初到月底中国守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9日，日军占领了长城喜峰口中国守军阵地。中国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发扬“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牺牲报国精神，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的指挥下，进行了长城抗战中最为激烈的战斗。二十九军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大刀队夜袭喜峰口，用大刀与敌展开肉搏，歼灭日军，经血战终于夺回喜峰口阵地。喜封口大捷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的颓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民众纷纷组织慰问、褒奖。在长城其它各口，中国军队各部也 在长城古北口驻扎的中国守军，也给日军造成重创。傅作义统率的第五十九军坚守独石口，自怀柔出击，对敌展开各种形式的夜战、近战、白刃战，连获胜利。长城冷口守军也多次进行激战，顽强防守。

　　战至5月下旬，由于日军不断增兵，而中国政府当局不仅不积极增援，而是与日军积极谋求妥协停战，造成长城抗战的部队腹背受敌，被迫放弃长城各口。中国政府当局急于促使日本停战，竟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虽号称仅仅是军事协定不涉政治，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相当于默认了以长城为国界。同时长城以南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可随意出入，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