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在哪里？

　　周末漫笔

　　安立志

　　刘少奇同志蒙难之前，曾悲愤地说过一句今人尽知的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其实，作为物化的历史，体现为文物的，如宫殿或陵墓；见诸于史籍的，如断代或编年；潜行于体制的，如典章或规制……人民并不是真正的“执笔人”，其“作者”除“董狐笔”、“太史简”等极个别求真务实的史官外，基本上还是统治阶级。只有后世对于某些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人民才有参与的可能。且不说武则天为自己矗立“无字碑”是否真的出于“是非任由后人评说”，也不说上世纪80年代黎澍先生关于所有人共同创造历史的学术新见，即就“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样一个命题，也有一个写在何处的问题。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历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学者季羡林先生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由此可见，在对“文革”的定性和评价上，体现了官方和民间的高度一致性。问题是对于历史细节的记录和历史教训的探求上，如何才能“永远不被忘记”，这就涉及到人民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

　　一种是写在大地上。历史上的官宦富商，欲求名留青史，无非是在名山大川之间、山阳水阴之地，立碑建亭，修桥造墓。人民“书写”历史，也并不排除这类形式。据《中国青年报》5月25日报道，在汕头市澄海区的塔园，我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已然竣工。它的建成，使巴金先生20年前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变成了现实。据当事者称，这座博物馆是由一些退休老同志出面建成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人民“书写”历史的范例。

　　一种是写在纸页上。在古代，在前“蔡伦纸”时代，龟甲、兽骨、竹简就是历史的载体。今夕何夕，纸张已经不成问题。在文革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五一六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安六条”、“九大”政治报告、张春桥的“全面专政”，当然都是文革史的记载。另外，巴金的《随感录》、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这些有关文革的政治文献和文学作品，当然也是写在纸面上的历史。当“孙膑兵法”的片片竹简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时，人们是何等的欢愉，因为它填补了一段被湮没千年的历史。有鉴于此，文革刚刚过去30年，我们不是更应该将这十年中的文献、图书、报刊、甚至包括红卫兵小报在内的一系列用文字作载体的历史资料加以搜集和整理并善为保护么？不特如此，而且应当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用这些历史教训警醒和鞭策我们的后人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历史是写在大地上还是写在纸页上，只是一种浅陋的说法，文物中少不了文献和资料，而文献和资料本身也是文物。搜集这类文物，不能仅仅限于文革中形成或保留下来的东西，文革造成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如被捣毁的龙门石窟佛像，其本身也是文革历史的构成部分。搜集资料和实物，并不是仅仅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荒谬和丑陋；建立文革博物馆本身也并非目的，其目的在于利用博物馆作为研究基地，认真研究和思考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而这些辉煌成就，不正是彻底否定文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结果么？！

　　从某种程度上说，错误是忌讳，也是财富，然而，人们往往过多地考虑忌讳而忽视财富。冯骥才先生的文章《“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如果文革的荒谬进入我们的血液，并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当然是可怕的；但如果文革作为一种教训进入我们的血液，成为不远的殷鉴，倒是值得庆幸的。假如文革作为我们民族一段惨痛的历史，写在大地或纸页上都有困难的话，那么，将文革的历史写在人们的心上，也许就更加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