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巨微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国反洗钱法草案今年将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法律很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将贪污、贿赂等严重犯罪均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这一信息首先显示，全社会重点关注的反腐败工作将获得新的法律支持。遏制贪污、贿赂及形形色色腐败犯罪高发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任务，腐败犯罪与洗钱存在直接联系。近年来，国内有多少赃款赃物被“漂白”难以计数。舆论一再聚焦贪官外逃所裹挟的巨额资金，事实上，在国内就地改头换面的犯罪所得比例更高。一些人采用“洗钱”一词的“词源”方式(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社会分子开设洗衣店，把贩毒所得现金转化为合法经营收入)，通过办企业“漂白”赃款；更方便的则是与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勾结，以“伪造交易”的办法，达到洗钱目的。由于反洗钱法制建设严重滞后，至今刑法仅规定贩毒、走私、恐怖活动、黑社会组织4种犯罪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造成腐败犯罪于反洗钱这一关键环节逃脱打击。上游犯罪的列举范围囊括贪污、贿赂的反洗钱法如得以尽快出台，有望填补法律空子，为依法惩治腐败提供有效工具。
其次，它提示，在法律体系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具体实施方面，反洗钱法立法工作的推进势必促进刑法等相关法律修改；与此同时，推动行政法规如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以及部门规章———如央行颁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修订完善与效力提升。逐步认识到反洗钱的重要性之后，近年国家行政部门主要针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台了初步监管要求，在银行业建立了反洗钱报告和信息监督基本框架。但由于法律规定滞后，法规与规章“单兵突进”面临障碍。
实际运作中，自去年3月施行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制度以来，银行机构“机械”上报的信息占绝大多数，带分析意见上报“可疑交易”的案例罕见。一个浮在表层而全国城乡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存款实名制”要求开户人持有本人身份证，而银行业务人员在做大业务的动机驱动下，对身份证是否与开户人相符视而不见。惟有以反洗钱法的形式明确规定金融机构所承担的反洗钱法律责任，一旦违法依据条文追究，才能促使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逐步养成反洗钱责任意识，落实、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与规章要求。
反洗钱法潜在的作为空间十分广大。银行业外，证券、期货、保险、信托等类别金融机构则至今未受到反洗钱法规、规章约束。而众所周知，证券公司一度是洗钱者的“天堂”，一些营业部配合“庄家”操纵股价，甚至提供从假身份证、假资金账户到销毁交易记录的“一条龙”服务，哪管资金来源。如何对该类“合谋行为”罪刑法定，无疑应纳入反洗钱法的立法视野。
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同时透露，年内将规定证券、保险业报告可疑信息的义务，以后还会规定非金融行业如房地产、彩票、珠宝、贵金属经营业，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反洗钱义务。显而易见，如果这些行业都分别承担起反洗钱功能，洗钱空间将大为缩小。不过，要让相关机构与个人切实履行“义务”，必须做出相应惩罚性规定———这也是反洗钱立法需要把握之处。
最后，比遏制腐败犯罪更大的意义是，在犯罪治理模式上，反洗钱法草案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罪范围，标志着中国将进入削弱、阻塞犯罪行为经济诱因的新阶段。“打蛇打七寸”，依据国际经验，针对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抓住反洗钱要冲，不仅便于技术上事后追究、惩治，而且能够抓犯罪行为于现场，进而震慑、预防犯罪。中国制定反洗钱法既是内在需要，又在于寻求参与防止犯罪的国际合作。采用国际通行的洗钱罪行列举确定标准，几乎所有重要犯罪行为均属于“指定罪行”。在直接的意义上，反洗钱治理模式力图让犯罪变得无利可图，有效遏制经济诱因，无疑是防止犯罪的有效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