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色情歪曲一生的张竞生

　　第一批出洋留学名列榜首

　　田炳信：你父亲生前有许多头衔，“性教父”、“性博士”、“留法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同盟会会员”、“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坛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作为后人，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父亲？

　　张超：我父亲可说生不逢时，被世人误解了一辈子。就是现在谈性都不容易，何况在距满清王朝刚被推翻没几年的中国，那可是犯了大忌，捅了大马蜂窝。他被世俗的马蜂蜇了个鼻青脸肿，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田炳信：你父亲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博士，在那个年代可说是凤毛麟角。

　　张超：是的，我父亲原名张江流，学名张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前改名张竞生，大概是受了达尔文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

　　田炳信：你父亲是怎么去法国留学的？

　　张超：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说是他青年时期人生的一个转折。1910年4月，汪精卫因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当时父亲正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读书，才22岁，他假扮成汪精卫的亲戚，在革命党人和监狱中来回传递信息，这给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汪精卫出狱后亲自给孙中山写信，推荐我父亲担任南方议和团的秘书，参与与北方清政府的谈判。1912年10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一批青年人以官费生名义到东洋、西洋留学，在第一批的25人名单中，我父亲名列榜首。

　　田炳信：我看史料记载，这批同去的还有宋子文、杨杏佛、谭熙鸿等人。

　　张超：这批人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

　　致信陈炯明主张节育避孕

　　田炳信：你父亲当时完全可以从政，最后却成了一名学者，而且是被误读了一生的学者。

　　张超：这与他留学法国时受到当时的思潮影响有关，那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的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都出现了，但最让父亲感兴趣的还是卢梭的学说和孔德的情感社会学。1919年4月，他就是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的研究》通过论文答辩，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初，从法国留学归来的他被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归国途中，一腔热血的他写了一份报告，递给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兼督军陈炯明。

　　田炳信：报告写了什么？

　　张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搞计划生育。父亲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多者受罚。

　　田炳信：陈炯明接受吗？

　　张超：怎么可能接受！陈炯明自己就子女成群，从他个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看，这种提法都太超前了。

　　田炳信：中国人做事讲“天时、地利、人和”，你父亲当时可是一条都没沾着。

　　张超：陈炯明很不高兴，背后说他是神经病。父亲出任金山中学校长期间，移风易俗，提倡男女同校，因此得罪了地方豪强。他在当地的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这是他第一次在封建礼教面前碰壁。

　　田炳信：也是被社会误读、曲解的开始。

　　张超：对。由于在潮州干不下去，当年10月，他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北上受聘该校哲学系教授，奏响了他学术生命中短促但最华丽的乐章。

　　田炳信：那是他比较开心的几年吧？

　　张超：算是吧。在北大，他讲授的主要课目有行为论、论理学（后改为逻辑学）、风俗学、相对论、孔德学说、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论等。

　　田炳信：1922年4月，美国著名的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MRS．MargretSanger）访华，应邀到北大讲学。校长蔡元培特地在《北京大学日刊》以头版头条刊登启事，并亲自主持报告会，由胡适任翻译，又特请了一贯主张节制生育的令尊作陪。

　　张超：我父亲曾感慨地说：山格夫人主张节制生育而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我主张节制生育被视为神经病，是因为我是中国男人。山格夫人这次访问对我国的节育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在北大的讲演对知识界的影响更大。为了国家富强，我父亲也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太多。直至在上世纪50年代“阳谋”甚嚣尘上之时，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骨气，他仍敢秉笔直书。由于这个，再加上解放初期曾上书中央指外交“一边倒”不妥的旧账，他被“内定”为右派分子，后来是因为周总理及时指示在文史馆和参事室停止“反右运动”，他才没被揪出来。

　　田炳信：耿直执着的性格和坚持科学的精神，让他一生吃了许多苦头吧？

　　张超：他对人生许多事，从哲学的高度看得很透。在《性史》风波前的1922至1927年间，北大的国学研究所（国学门）下设有5个研究会，父亲发起并任“风俗调查会”主席，研究风俗，首创并开讲“风俗学”课程，该会与周作人任主席的“歌谣研究会”成为我国民俗学的先驱。

　　掀起中国首场爱情大辩论

　　田炳信：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活跃的学术中心，你父亲倡导的节制生育当时虽因不合国情而受到抨击，可是在北大这块土地里，他还是很如鱼得水的。

　　张超：这段时光不长，当时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称赞的，我父亲将这些学说统称为“美的学说”。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当时，我父亲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该文刊出后，包括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60多位读者撰文参加讨论。持异议者居多，也有拍案叫好的，颇为轰动。

　　田炳信：这场辩论可说是中国第一场爱情大辩论。

　　张超：可以这么认为，这些观点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超前的，我父亲就是要让当时的人们明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亵渎了神圣的爱情，须知爱情的精髓是情感，那些以为一纸婚书在手，男的就可以视老婆为私产、女的则“嫁鸡随鸡”之人，实不知情为何物。只有用进化的爱情观对待，才能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才会有美满的爱情。最好的夫妻是永远的情人。时至今日，“爱情定则”的内容早已被实践并大大丰富。

　　出版《性史》举国震动

　　田炳信：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你父亲的思想是没有机会闪光的。

　　张超：这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连鲁迅先生都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这只能说明他的思想太超前了。

　　田炳信：哪些主张你认为是超前的？

　　张超：比如他在《美的性育》一节中指出：“美的性育的精髓是要达到天人之间的灵肉一致的奇妙效果”，直言不讳性爱的首要功能已进化为享乐，但反对登徒子式的纯肉欲消遣，也即现在常说的要先有情才有性。他的社会哲学思想则完整地反映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他提倡实行以男女情爱为根本结合条件的情人制代替婚姻制。他还大胆断言，婚姻制压抑了人性，造成无数怨偶，因此婚姻制必定逐渐消亡。

　　此外，他还提出“新女性中心论”，以美治代替法制，用爱与美的一致来反对迷信及重塑国民性，生活尽量返璞归真，热爱自然，晚婚晚育及限制生育等。这些构想明显带有他推崇的思想家卢梭的痕迹，也有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影子。这些主张在8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觉新鲜和有现实意义。

　　田炳信：《性史》一书的出版可说是当时社会多种力量运作的结果，却令他身败名裂。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

　　张超：1925年寒假，父亲在《京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则新奇启事：《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破天荒地公开征集个人“性史”，一时轰动京华学界，响应者不乏其人。他从数十篇来稿中挑选了7篇，配序并为每篇加上科学的按语，编成《性史》第一集，于1926年4月由“性学社”印行。这是一本不足150页的薄薄小册子，作者都是当时北京的大学生，坦述自己性知识的启蒙和性爱经历，是供科学研究的资料性读物。现在国内已无法找到原本，倒是在美国一些著名学府还能找到其踪影。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将其译成日文，并称之为“中国真正的性史”。

　　田炳信：《性史》的出版等于在中国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张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描述其效应是：“正人君子摇头叹息，而又在暗中读得津津有味；封建卫道士更气急败坏，活像掘了其祖坟。”《性史》出版后未及半年，首先在天津南开大学遭到查禁，京津两市相继禁售。由于非议铺天盖地，他只得取消了继续出若干集的计划。市面上也果真冒出了许多“性史续集”及完全杜撰的真正淫书，如《性史补》、《性史补外补》。直至上世纪80年代，海外的华文书店仍有“性史第18集”在卖。由于这些淫书泛滥，谬种流传，国人也多无法用科学态度看待《性史》，“卖春博士”的恶名由是而起，后来以讹传讹，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田炳信：当初他显然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张超：没想到有这么严重。《性史》的出版使我父亲的命运出现重大转折，这是他向封建礼教冲击遭到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一时百口莫辩，干脆沉默了。但沉默并不表示放弃，他仍我行我素，不改初衷。

　　性格耿直自省不合时宜

　　田炳信：你跟你父亲一共生活了多少年？

　　张超：23年，从出生到20岁一直和他在一起，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患了水肿申请回饶平我们才分开。

　　田炳信：之前他在广州做什么？张超：他是广东省文史馆的馆员。田炳信：他在哪些方面对你影响比较大？

　　张超：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非常耿直，带有叛逆思想，无论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随波逐流，很多情况下不管人家怎么压制他，他都敢力排众议。他自己都说哲学家从来不得好死，还常跟我和我母亲说要做好思想准备。他说苏格拉底等人都是这样。所以上世纪50年代搞运动时，为了保全他，当时的广东省副主席方方就派人劝了他三次，最后还是母亲以死相迫，才把他劝离饶平到广州来。

　　田炳信：有文章说你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

　　张超：我父亲不关心仕途，但关心政治，他以前常骂国民党腐败。抗战时，汪精卫几次打电报让他出任一个要职，他都把电报给撕掉了。

　　田炳信：你父亲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张超：他认为他一生就失败在编《性史》。因为不合时宜嘛，利用的形式也是不太适合，他曾对此进行过反省。

　　田炳信：家乡人怎么看你父亲？

　　张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饶平绝大多数人都视他为名人，也不喊他名字，就叫他“博士”，他是当时饶平惟一一个博士。听说“文革”时曾有两场针对他的批斗会都没成功，因为造反派提的一些问题让他一解释，大家都笑了，没法批斗下去。

　　田炳信：这些年你有没做些有关他的研究？

　　张超：没有。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收集他的著作，然后出版。“文革”以后，父亲在家里没留下一个字，都被抄走了。文集的95％如今都找到了，但偏偏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关于他一个字的东西，大概北大已经不愿意再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教授。

　　田炳信：你父亲算是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吧？比马寅初还早？

　　张超：不能说他最早，他也不以此自居。后来作家张培忠在查考了各方面的资料后，刊文提出我父亲是中国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认为他有三个第一：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中国性学第一，中国爱情问题大讨论第一。

　　三段感情各有精彩

　　田炳信：你对自己父亲的婚恋了解多少？

　　张超：父亲在和我母亲结婚前，曾和一个叫褚松雪的女学生在北大同居过几年，我现在台湾的大哥就是他们的孩子。褚松雪还有一个名字叫褚问鹃，笔名是一舸女士。他们直到1927年才分开。1935年，父亲与我母亲结婚。我母亲是广州光华法学院的学生。

　　田炳信：他和褚松雪是怎么认识的？

　　张超：褚松雪是大名鼎鼎的才女，他们的介绍人是邹鲁，一个国民党要员。《中国现代史》讲到国共合作时，就有她的名字。当时有三个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府里当部长，毛泽东是宣传部长，谭平山是农民部长，她是妇女部长。

　　田炳信：他在老家时有过一段包办婚姻？张超：对，一位姓刘的女士。田炳信：褚松雪当时也是名花有主了。

　　张超：对。褚松雪当时是北大的旁听生，据《性史》里讲，她家是江南一个世家。父亲后来跟褚松雪分手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合。

　　田炳信：那你父亲的“名声”对你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影响？

　　张超：首先是“出身不好”，对我们的升学、就业都有很大影响，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这个阴影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消去。

　　田炳信：你怎么看别人叫他为“性教父”？张超：老实讲我非常反感。田炳信：那叫他“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呢？

　　张超：也不恰当，因为他绝对不是第一人，应该说他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倡性教育的人。张培忠的文章根据资料提出我父亲是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这个还可以，其他的都不能说是第一人。

　　田炳信：你本人担任过什么职务？

　　张超：我担任过广东省六、七届政协委员，任职是在饶平县侨联，最后退休时是侨联主席。社会上对我父亲有些误解，这些误解在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后已经逐渐明朗了，但后来因为一本《张竞生传》又搅混了，书里扭曲了我父亲的一些情况，主要写他在法国时的个人生活如何乱七八糟，说他有很多情人之类的。

　　田炳信：其实客观地讲，你父亲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其次是一个对社会、对人生很有责任的人，并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

　　张超：对，我父亲的私生活还是很严谨的。他原来由父母之命定的妻子没在一起生活过，所以不算。后来在北大遇到了褚松雪，一起生活了好几年。1927年两人分手后，他就到法国去了。1932年回国，1935年和我母亲结婚。在1934－1935年这段时间，他回到饶平开公路、办学堂、办苗圃，期间他有一个情人，是个小学教师，也是个共产党员，内战时被杀害了。

　　设想小岛上试验“一国两制”

　　田炳信：你觉得社会对张竞生的误解在哪里？张超：他是哲学博士，不是“性博士”。

　　田炳信：换句话，你父亲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人用“性”作了扭曲。

　　张超：我父亲主要的两部著作就是《美的人生》和《美的社会组织法》，都是哲学著作，书中他提出了人生、社会、国家发展前途的纲领，包括“一国两制”这种说法，认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和不同的社会制度都可以共存，可以用一个小岛去试验不同的社会制度，试验成功的就推广，试验不成功就拉倒。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和善于思考的人，经常思考中国的富强，但却恰恰被人误解了。鲁迅和梁启超说过，张竞生的思想毫无疑问是超前的、前瞻的，但这种超前性在中国的文化里是没有适当土壤的，它面对的就是一批愚民。这些愚民把一些很严肃的问题当作笑料，当做插科打诨。

　　但最关键的是，解放后出版的《鲁迅全集》里有个注释写道，“张竞生是资产阶级的无聊文人”。于是，几乎所有人都根据这个注释来界定我父亲。解放前有《性史》问题，解放后有《鲁迅全集》问题，所以他一辈子都被人误解。

　　田炳信：你父亲后来是死在饶平吗？

　　张超：对，是1970年，脑溢血。那时他经常中午去农民家吃饭，那天农民一直没见他来，就去找，发现他已经坐在椅子上捧着书去世了。

　　田炳信：他去世前状况如何？

　　张超：我1969年去看过他。他说红卫兵每天要他背语录，他背不出来，红卫兵就要打他，但见他年纪大了也不敢真打。他总是说：“别的地方都可以打，但是脑袋不能打。”他每天闭着眼睛背四书五经，人家还以为他背毛主席语录呢。当时中央军委派了两个人去调查方方的问题，要他证明方方是叛徒。但不管人家怎么威胁，他都说不知道。

　　一个人的勇气来自一个人的慧气，一个人的慧气来自他的底气。在冥冥的大千世界，张竞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中选择了自己的名字，这似乎就是他命运的前兆，又像是他一生的写照。他不悔，不改。他冷静，清醒，孤独。没有人替他化妆，没有人为他壮胆。

　　他顶着一颗沉甸甸的大脑袋，在不长庄稼的荒野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暮色苍茫，乱云飞渡，他是一棵老松；沧海横流，白浪滔天，他是一块海礁；千夫所指，流言满天，他是一尊塑像；可敬，可叹，可歌，可泣。（据《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