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最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53.8%的人大代表赞成每年向选举单位述职，他们表示，述职有利于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但53.8%赞成数的另一面，意味着有46.2%的代表对此并不赞成，这些代表担心：人大代表并非专职，述职会增加自己的负担，并非全职而要承担述职义务，权利和义务就不对称了，专职问题不解决，述职难免会流于形式(昨日《信息时报》)。
向自己所代表的选民述职，这是人大代表制度设计中一个“不证自明、无之必不然”的义务安排，所谓“无述职，则无权代表”，没了这个必须的述职，代表就会成为单向度的身份符号，这也就完全剥离了代表制的民主因子，因此，有代表必有述职，代表述职是不能以任何理由打折的。
说“无专职，则不述职”，以“专职事务繁忙”推卸述职义务———这个模糊直觉上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如果人民只有选出代表的权利，而无监督代表履职和知情代表履职信息的权利，那这样的代表能算人民的代表吗？人民充其量只是选出了一个有着特殊权力、站在自己头上的异己阶层。代表的合法性包含着一种必须的反馈和必须的“还权”，而述职正是“反馈”和“还权”的制度性通道：通过向选民述职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加以回归。
正是为了追求这种政治目标，我们的人大代表制度规定“人大代表必须接受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并回答他们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提出的问题”———接受了代表制，当了代表，就要履行这一义务。
确实，因为国情，我们的人大代表未与国际接轨实行专职化，专职化需要谨慎的准备和渐进的改革———但，这个固有的“缺陷”能成为代表拒绝述职的理由吗？绝对不能！
显而易见，代表不是在枪炮的威逼下强迫一个人去当的，代表非专职化是一个“明制度”，因为事业繁忙，你有充分的权利空间选择不当代表，但当了代表，就不能以“非专职化而事务繁忙”的理由回避代表义务。代表身份是一种荣誉，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它需要为民代言的勇气和精神，更需要代言的能力和技艺，“能力和技艺”当然包含让渡出相当一部分时间从事代表事业———代表制有明文的“述职”要求，这种自觉应该在“当代表”之前就有心理准备的，岂能“在其位”后才想到？这算不算一种对选民的轻蔑？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当年竞选代表的时候有没有把“专职事务繁忙无暇对代表事业作过多投入、无暇述职”这一信息告诉公众？如果你这样说了，公众很可能就不会选你而选“有暇述职”的人当代表了。选代表时未表明这一信息，即可视作接受“完全履行一个代表的所有义务”。
说“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笔者想问的是：代表有多少权利后，才算与义务对称了？不可能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行使参政议政的民权，所以人民必须要选出代表，而人民选出你后，你却说“无暇述职”———如此不负责任的“甩手”，对称着什么样的权利，什么样的义务？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