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职工兄弟

　　深访随笔

　　2005年“七一”前夕。中国吉林。

　　夏日的长白山，郁郁葱葱，一片生机勃勃。

　　下火车的地点是吉林的蛟河市。一座不大的火车站，一个以红叶为特色的美丽城市。

　　火车转汽车的途中，可以看到铁路的轨迹一直随我们延伸。

　　太阳亮得刺眼。远处，一条如白色绸带的公路，就是我们此次的采访终点。

　　这条公路就是在承建中的长珲一级公路，它的施工建设凝聚着许许多多建设者无尽的汗水与艰辛。

　　来此采访前，听说了许多这里的故事，比如恶劣的气候、复杂的地质、无边的沼泽……这些，时刻考验着为了共和国的建设、长年默默无闻奉献着的人们。

　　在长白山的掩映下，长晖公路似乎多了一份忧郁的气质。

　　开山修路，愚公移山，这些大气的字眼里，又有哪般不为人知的故事？

　　崔学均，男，41岁，中共党员。

　　出生军人家庭的崔学均，是一位典型的四川人，骨子里天生凸显着军人的气质：直率真诚、性格倔强、永不服输。他的脸上总是露着自信而真诚的微笑。可谁也不知道，他笑容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多鲜为人知、催人泪下的片段。

　　初见崔学均，是在赶往长珲公路的途中。远远地，就看见他在泥泞的土路中指挥作业。

　　一段沼泽地基刚刚填充完，似乎还能从他的眼角眉梢感受到当时的艰苦。

　　故事要从2003年讲起。

　　那年深秋，身为中铁五局二公司上海公司常务副经理的崔学均突然接到公司领导的电话：立即赶赴吉林省蛟河市，负责长珲公路05标段的施工建设。这个电话来得有些突然，因为他从未去过东北，更没想过要亲自组织施工，他不知道此去将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但他来不及细想，更来不及与妻子、女儿告别，便匆匆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筑路人中，有这样一则比喻：他们往往被笑称为“吉普赛人”，因为每次施工建设，往往是背起行囊，四海为家。

　　崔学均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似乎也习以为常。但他怎么也没料到，此行遭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困难与挑战。

　　他所负责施工的这个标段，是长珲公路全线“软基”处理最长的一个标段。“软基”就是长达约3.4公里的沼泽地，常年沉淀的树叶、动物尸体、杂质使这片沼泽发出难以忍受的气味。

　　这样的路面，如果不慎走入，便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路要铺，但怎么铺？

　　更严峻的问题是，这片沼泽地只能在寒冷的冰冻期内作业完成。如果没有厚厚的冰层“托底”，大型车辆也会下陷，也就是说，必须在气温最寒冷的零下30摄氏度工作，从60公里外抢进度，拉进砂砾24万立方米进行路面填埋……

　　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是黑木耳的冲突。此标段有10公里施工线位于全国黑木耳种植基地———黄松甸镇区域内，黑木耳种植区域大部分分布在江黄公路设计线位两侧。大量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扬起的灰尘影响到工地沿线黑木耳的生长。

　　工期的紧迫，便道的堵塞，工程的停滞，百姓的纠纷，来自内外部的重重压力……

　　一系列的矛盾纷至沓来，一个个难题如洪锋一样摆在眼前。

　　现场的一名普通建筑工人说，每天，崔学均都要在工地蹲上十多个小时，望着这一望无际的沼泽地和泥泞道呆呆地出神；每天，他都要打上几百个电话，力求获得各级领导的理解与支持，向专家请教对策；每天，他都要主持数次会议，集中大家智慧研讨对策；每天，他的休息时间只有三个小时……

　　2004年正月，还未过完春节，12台挖掘机、3台推土机、30多台大型自卸车的强大阵营，抢抓施工进度。当时，工地平均温度零下30多摄氏度，哈气成冰。崔学均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冒着严寒与风雪坚守施工工地，与现场施工、技术人员一同指挥着机械设备一米米地将厚厚的冰层清除干净，将它换填并碾压成坚实平坦的砂砾路基。几分钟之内，现场人员便一个个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雪人。

　　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恶劣环境下施工非常艰难，且不说现场施工人员，机械设备的效率发挥也只有平常的三分之一，而它的损耗要超过平常的三倍。加了防冻液的机械整晚不能熄火，否则便会冻坏。每天施工之前，挖掘机的巨臂要做几个小时的伸臂运动才能有点力气干活，巨齿啃在厚厚的层冰上非常吃力，发出阵阵“咯吱咯吱”刺耳的响声。

　　这个季节，当地老百姓都在猫冬，很少有人出来，而这些建设者们却每天都得早出晚归，踏冰斗雪，挑战严寒。工地上，身穿厚厚的棉袄加上羽绒衣也感到刺骨地冷，身上的热量一丝丝地在空气中消失。所以，大家的饮食量也大得惊人，吃上平常二倍的饭量还感觉不到饱意。

　　崔学均和他的兄弟们面对困难时显示出来的钢铁意志和永不屈服的实干精神，感动了上至省厅、高建局领导，下至地方政府与当地百姓。社会各方伸来援助之手，高建局领导亲临现场来给他打气，集团公司领导数次来现场办公，甚至有百姓用自家的牛车在冰道上帮助拉石头……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系列的难题竟然破解了，但对崔学均来说，破解这些难题的代价未免有些太大了：头发白了三分之二，瘦了三十斤，看上去似乎老了十岁。我问他：你这样没命地工作，有人理解吗，值不值？他坚定地回答：“值！因为我是一名党员，在最困难的时候，工地上所有的兄弟都没日没夜的工作，我有什么资格说不？”

　　“人活着就要有种精神，那就是勇往直前，不计得失。”这是崔学均躺在病床上还依然念着的一句话。在长珲公路05标段大干期间，由于长期的劳累和严重缺少睡眠，看上去很强壮的崔学均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有一天，他晕倒在工地上，司机老杨把他扶上车送到了医院。经检查，他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病情十分严重。医生以“威胁”的口吻对他说：你现在是严重的“三高”病人，必须在这里躺足半个月。可是刚躺下还不到半个小时，工地上的一个电话使他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我不能躺在这儿”，他拔下针头，便匆匆赶赴工地。

　　由于身体过度疲劳，每天还要在工地上步行20多公里，他的两条腿开始浮肿起来。送水的老杨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心疼崔学均：“那时学均的右脚背肿得比馒头还大，青一块，红一块，医生劝他多休息，可他就是不听话！”

　　在长珲公路两年来的建设过程中，崔学均面对无数的困难与挑战，承受过太多常人无法承受的压力与委屈，他都挺过来了。在众人面前，他流过血，但没有流过一滴泪。

　　惟有那一次，崔学均永远记得2004年的7月20日，他一个人躲在房里偷偷地痛哭了一回。这天中午，崔学均正陪省厅领导在现场检查工作，突然接到妻子的来电。崔学均的心里“咯登”了一下，妻子平常是不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的，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果然，电话那边传来妻子断断续续的哭泣声：“学均，咱爸,他,他,他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有如晴天霹雳，他鼻子一酸，泪涌双眼。但他很快便控制住了自己的失态，强忍着内心的悲痛，继续陪着领导检查工地。省厅领导觉察到他神情不对，经再三盘问，崔学均才将岳父去世的实情说出来，领导当即批准他一周的假期，让他回家奔丧，但他当场婉言谢绝道：“现在是关键时期，作为项目经理，我不能离开啊！”

　　晚上回到项目部，崔学均怀着沉痛的心情独自一人走到大院西方，他整了整了衣襟，左手用力摁住胸口，朝着岳父家乡的方向深深地三鞠躬：“爸，学均说过，要给您做八十大寿的，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就走了呢？工地上实在离不开啊！生没能尽孝道，死不能来送您，您能原谅我吗？”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水“哗”地流躺下来。这是这位钢铁汉子来东北后第一次流泪。

　　崔学均的父亲去逝过早，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岳父给了他太多的关爱，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亲人。他的妻子是一位知情达理的贤妻良母，是中铁五局杭州疗养院的一位护士，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一边上班一边承担起抚养小孩、赡养老人的责任。一年之内和丈夫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在这有限的几天里，她每年都要拉着丈夫去做一次体检，她最担忧的是他的身体。每次打电话都要重复那几句话：“我和家里人都很好，你要记住吃药，多休息，别累垮了身子。”当得知丈夫不能回乡给父亲做最后送别时，她再也无法忍受，结婚十多年来第一次在电话里痛哭抱怨起来。崔学均的心里觉得十分憋屈，他觉得实在对不起妻女和离去的老人，可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对不起你们了，我不能再对不起组织啊！“自古忠孝两难全，自古忠孝两难全……”他嘴里喃喃地念着。

　　作为管理着近两个亿元工程的项目经理，在别人眼里，崔学均应该是财大气粗的，但他讨厌跟钱打交道，每天又不得不审批大量的资金。他曾近似开玩笑地对大家说：要是有人帮我审批这些资金就好了。

　　崔学均的办公室很简陋。一张办公桌、一台21英寸的旧彩电、一个热水瓶、一个简易的铁架衣柜，窗台上放着一箱方便面。他对这间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有着很深的感情。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见证了他近两年来的喜怒哀乐，伴他一起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去年，他刚过完春节来到工地，这里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温度达到零下38摄氏度，随行来的几个人要他住到宾馆去，但他坚持要住自己的宿舍。大家很不解，崔学均解释说，“我并不是为了节省这几个钱，我要在这种环境下磨练自己的意志。”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的年代，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