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鹰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杜鹰(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发展司司长):当前农村政策的核心和主线仍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 推动工业化
“两个趋向”实际上是讲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和农业两大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资本和要素在两大部门之间的再分配。
第一，“两个趋向”符合各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初期，国民经济主导部门是农业，国民收入基本由农业创造。工业革命兴起后，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间的产业收益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来越大，巨大的部门间收益率差距就把农业要素吸引到工业部门。这个过程不完全是市场经济支配和调配资源，也有政府的主观意图。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羊吃人”和圈地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地主课以高额税收，计划经济国家扭曲工农业产品交换的贸易环境，体现在我国就是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这套体制推动了农业资源向非农产业转移，也就是总书记讲的在工业化初期是农业支持工业。按道理，资源转向非农产业后，总要有那么一个临界点，在这点上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应均衡化。但由于农业是受自然因素约束的产业部门，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比较慢，这样就有了矛盾。比如怎么进一步提升农业的竞争力，怎么防止劳动力过速外流后农村社会凋敝等。于是，各国工业化到一定阶段后，政府都采取政策对农业实施支持和保护。英国工业革命50年后制定了第一部农业法，到上世纪中期又制定了新的农业法。上世纪30年代后的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近代史上对农业给予巨额补贴的先河。日本也是这样。随着工业化的加快，1961年日本制定了《农业基本法》，主要是两个目标：均衡城乡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大概没有其它国家能比拟，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都是由国家各种收入转移支付过去的。
第二，中国总体上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一是中国农业已经结束绝对短缺时期，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但凡农业进入到这个阶段，其总体收益率肯定是下降的。二是中国农业开始进入成本加速上升阶段。我国现在农业成本平均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这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人多地少、水少等基本条件、国情、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业成本低不了。三是中国两大部门或叫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恐怕在未来可展望的10～15年内很难说是缩小趋势。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是不是我们有些人就要被甩到现代化、工业化以外去？要防止一个是产业断裂，另一个是社会断裂，或者叫产业断层、社会断层。
第三，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找不到一个截然分明的转折点。不是说今天是农业支持工业，到明天突然就变成工业支持农业，这两大政策趋向在一个时间段内有重叠。实际上，第一个趋向还没搞完，农业支持工业中的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过去是低价拿农民的农产品，现在是低价拿人家土地。有人算过，从1953年搞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通过低价拿农产品从农民头上拿走4千亿，也有算6千亿、8千亿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低价从农民身上拿地拿走的是2万亿。这是我见到的最低数字，多的有说6万亿、7万亿的，远远比低价拿农产品还厉害。当然，现在实际上已经存在工业反哺农业了。据介绍，去年财政对农业支出了2600多亿，过去有农业税，现在取消了；过去种地没有补贴，现在有两种补贴；过去农民的事农民自己办，财政是城市财政，现在也开始惠及农村了，财政新增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农村。因此，我认为两大政策趋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交替的，同时存在，无非是农业支持工业的趋向从强到弱，而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向从弱到强的过程。
第四，工业反哺农业要分阶段逐步推进。去年对农民的补贴总共加起来是450亿，9亿农民平均50块钱，占整个收入的比重很小，跟日本农民大部分收入由政府补贴没法比。我觉得，对农业的反哺一定要注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反哺只能是集中在产业上，目标是提升农业的生产力，而不可能惠及农民收入、以平衡城乡收入作为反哺的目标。反哺肯定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第一阶段应该是重点支持农业产业; 第二阶段(比如说15～20年以后)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30%以下时，才可能以平衡城乡收入作为反哺目标。我认为，现阶段补贴的方向是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地区上重点支持中西部，人群上重点支持贫困人口；主要目标是防止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现代化的快车甩出去，变成弱势群体，变成社会没人照顾的人。
第五，工业反哺农业的准确定位。我认为现在农村政策核心和主线仍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工业化，这是主线。某种意义上讲，工业反哺农业要非常谨慎地处理好和工业化的关系。因为转移劳动力也好，工业化也好，都是以效率为目标的政策; 工业反哺农业从某种意义上是以公平为目标的政策。这两大政策一定要处理好关系，不能让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影响到劳动力的加速转移，否则就本末倒置了。工业反哺农业是双刃剑，用得好可使现代化进程更平稳，用不好会影响现代化。
相关专题：三农问题与村镇建设高层研讨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