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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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国家发展改革委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需重新深思城市发展、劳动力转移、城镇化问题
当前在农村地区确实存在两难选择，在长期政策和近期决策上有一些矛盾问题。比如说农村发展要根本解决劳动力转移，要进入各类城市，但是在短期政策上，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就业问题和土地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在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现在理论界普遍 都支持大城市，追求规模效应。但是，在近些年的实际情况是农民在大城市获得定居非常难。我们最近也在研究到底是什么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原来我们把它归结为一种城乡差距、城市对农民的排斥；最新的研究成果突然发现，不仅仅是城市对农民的排斥，农村和农村之间也在排斥农民流动。在研究土地政策的时候，也发现建国以来实行土地集体公有制是限制流动的一个大的制度性因素。比如说在以前土地私有制下农户的迁徙是自由的，不影响其他群体的利益。但在土地集体公有制的情况下，村庄之间的农户流动，只要涉及群体利益，迁徙一定会受到影响。
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要解决农民的定居，还是解决流动的就业？研究发现，这里涉及当前中央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是解决农民收入增长，还是从深层次上解决农村的根本利益问题。如果说只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可以长期地保持这个流动的现状; 如果是以就业为目标，那如何适应农村低素质的劳动力，现行的产业政策确实有非常大的限制，不太适合农民就业。城市化在理论上分歧特别大，要不要在未来几十年内从根本上实行城镇化政策？实施这个政策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到底要把这些农民放在什么地方？城镇化政策和小城镇发展政策，到底是符合中央的利益还是符合地方的利益，是符合某一个小城镇的发展目标还是符合中央政府的发展目标？这些都是研究三农问题、城镇发展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最近，涉及劳动力转移的时候也有一些新的观点，比如中国农村劳动力到底剩余多少？最近的调查表明，“民工荒”的问题确实可能危及到中国未来发展。因为原来所设想的民工，就是剩余劳动力，是把所有能出来的劳动力年龄在18到55岁都包括在内，但实际上流动劳动力最主要的群体是在18岁到35岁之间，这部分劳动力只占整个剩余劳动力人数的三分之一，再除去婚育年龄妇女，恐怕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微观调查也证实了这个判断。
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把现有的劳动力流动状态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来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还有一种思路是把现有的劳动力直接在城市定居，但涉及诸多问题，比如就业和定居的土地怎么解决。如果把所有的农民工放在大城市，比如北京，400万人进入这个大城市，是否意味着增加400万人的贫困区，加上家属的话，大概是1千万人，北京能不能承载？其中涉及的社会保障、就业风险由谁负责？
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还涉及城市给这些劳动力提供什么样的就业条件。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的兴起是基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城乡户籍制度分割，农民用公共剩余和公共积累在自己家园建小城市。在21世纪，在我们环保观念、安全观念都完全更新的情况下，能不能允许中西部地区继续进行复制，能不能付出那样的环境成本和技术成本，以及安全成本和能耗成本？因此，研究城市发展、劳动力转移、城镇化问题，仍有很多值得重新深思的地方。
相关专题：三农问题与村镇建设高层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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