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大迁徙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9日07:33 三秦都市报

　　为了保证众多企业不落入敌手，为了能够生产更多的战需物资支援抗战，在众多爱国企业家的组织下，即将成为沦陷区的工商企业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尽管真正成功迁徙出的企业为数不多，大迁徙还是不失颜色地在史书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口述者苏智良

　　身份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

　　在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的工业不但落后，布局也极不合理。全国绝大部分工业均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光上海集中了全国1／3以上的工业，抗战前广大内地的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一旦沿海地区遭遇战争破坏，将会给中国的工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七七”事变后，鉴于形势的紧迫，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将沿海的工厂迁往内地。

　　首先提出将上海工厂内迁的是大鑫钢铁厂的总经理余名钰，第一枪打响一个星期，他就向当局呈请协助内迁。接着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三百余家工厂要求政府组织内迁，终于得到当局的认可，同意把沿海和接近战区的企业内迁，但当局不想组织企业内迁，希望他们自己进行。1937年7月21日，南京方面召开会议研究此问题，由资源委员会召集各部筹办。

　　资源委员会当时负责人林继庸对内迁很积极，但国民党政府上下认识不统一，又有官僚思想，资金也不到位，所以主要是由上海民间首先自发组织内迁的。

　　说迁移不是那么简单的，要有交通，但当时上海的陆路交通工具多被充作军用，内迁的民营工厂只能利用水路运送内迁器材。那就需要船，需要把机器拆散了装上去，还需要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跟着迁移，困难是相当大的。他们的运载工具主要是木船，或循苏州河将物资运抵苏州，或取道南市由松江转运至苏州。林继庸为了内迁事宜，连日奔走于南市、闸北之间，左脚受伤中毒。他在马浪路租了一家跳舞厅作为办公室，悬高左脚坐着办公，接应各方面来往的人物。工业界的人见林继庸这样不屈不挠拼命苦干，都很感动，很多小事不再麻烦他了，有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当时，随着淞沪战事的越来越吃紧，内迁工作也一天一天紧迫，但大家不畏艰险、齐心协力，工作虽是艰苦，进行得还算比较顺利。

　　8月22日，顺昌机器厂驾船开始内迁，为整个内迁队伍之先锋。随后，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及上海机器厂等工厂也顺利地陆续启航内迁。在迁移的过程中，日军的飞机经常会盘旋在江上轰炸，所以船与船间的距离不能太密集，不但需保持几百米左右的距离，而且还要在船上盖些树枝、茅草之类的东西进行伪装。在船的四周，还放有钢板，用来防御流弹和弹片。船沿苏州河向上游行进，途中若遇敌机空袭，便停避在芦苇丛中，空袭过去，再继续前进。当时由于江阴长江沿线已被封锁，木船抵达苏州后，只得另雇小火轮将其拖至镇江，再换装江轮直驶汉口。

　　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8家，工人2500余名，器材1．46余万吨。胡厥文的五金机械厂内迁成功，大隆机械厂也内迁成功了，7－8月直到年底上海沦陷，许多企业都已经完成内迁，但相比上海1279家工厂来说，迁出去的还是太少太少。

　　逆流而上

　　2005年6月22日，从南京中山陵走下紫金山，沿中山东路行走，路北侧矗立着的仿古彩绘牌楼赫然在目，这里便是以收藏民国时期中央机关档案而闻名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楼为飞檐大屋顶的宫殿式建筑，古朴典雅；院内树木葱茏，景色清幽。它的前身原是1936年落成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陈列所旧址。

　　在这里，可以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上海工商企业内迁的文献资料。

　　1937年7月28日，资源委员会派专员林继庸出席了由上海工商业界的领袖之一上海机器厂老板胡厥文、大鑫钢铁厂的余名钰、上海机器厂的颜耀秋等人主持召开的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执委会议。8月10日，行政院责令资源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共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简称“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管机关，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负责经办工厂内迁事宜。但是，有关迁移费问题，行政院一开始只同意下拨15万元，后经钱昌照（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从资源委员会处拨借了56万元，供迁移工厂之用，才算初步解决了工厂内迁资金匮乏的燃眉之急。

　　监督委员会决定：“先将机器、材料拆迁至武昌徐家棚集中，然后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至于迁往广西、云南两处的工厂，则拟俟第二步由广东方面拆迁较为便利。上海南头一带工厂的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其现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者，则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凡机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经审查准许迁移者，发给装箱费每立方尺0．35元，运费至武昌则53元，成品运费准发至镇江，每吨12元。各厂抢运机件如在危险地带，可不待检验径自装船运出，其应领费用，经殷实厂商作保亦可发给，俟到镇江或汉口再为检验证明。”

　　武汉是内迁的主要目的地，1936年底的统计，武汉地区的工厂，民营的有515家，官营的有20家；抗战爆发后，从上海、河南、山东、大冶等地迁来了170多家工厂。这样，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但南京的陷落使武汉也变得岌岌可危。

　　既要让工厂为战争与人民生活提供必需的工业品，同时在军队转进后又不致资敌，到了1938年9月，上海及其他沿海地区内迁武汉的工厂，不得不开始再次内迁。与此同时，武汉本地的工厂亦开始踏上了内迁的漫漫征途。

　　此次内迁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四川、湖南等省，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利用五金厂。该厂老板沈鸿在汉口与八路军办事处挂上了钩，毅然将工厂迁到了陕甘宁边区。后来，该厂并入修械厂，组成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沈鸿的利用五金厂规模虽然不大，但却为陕甘宁边区五金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本人也被毛泽东、林伯渠赞誉为“边区工业之父”。

　　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重庆时，先将中枢移到武汉，在准备武汉会战的同时，经济战线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鉴于各地拆迁中的教训，在广大群众要求下，也从多方面进行了动员、劝导，采取了一些比较有力的措施，并组建了多层次的工厂拆迁的机构。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直属军政部，负责拆迁武汉附近的钢铁工厂和兵工厂；湖北省建设厅负责省属各工厂的迁建；工矿调整处全面督导与组织武汉民营、官营及外地移汉各工厂的迁建。由于准备充分，组织得力，武汉动员工厂内迁，与其他城市相比，不仅规模最大，效果也较好。

　　截至1940年底，内迁的民营工厂共639家，由国民党政府助迁者448家。其中，钢铁工业2家，机械工业230家，电器制造业41家，化学工业62家，纺织工业115家，饮食品工业46家，教育用品工业81家，矿业8家，其他工业54家，器材共约12万吨。

　　南迁文物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国民党政府通知故宫博物院，将博物院最有价值的艺术品速行南运，以策安全。经挑选，南运的文物达13000多箱，故宫多年来习惯把这些文物叫“南迁文物”。

　　1933年后的十余年中，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伴随着13000多箱珍贵文物，辗转十余省，在枪林弹雨中，保护了这些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结晶。这些文物抗战前先行运到上海，并派遣专人前往南京建设存放文物的库房——朝天宫，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工作完成。但是文物刚刚运抵南京，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于是，这批文物就再次分三路西进，南路取道贵州，中路经长江到重庆，北路从西安、宝鸡入川蜀。抗战胜利后，这些文物开始陆续运往南京朝天宫。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即从这13000多箱文物中精选出2972箱运往台湾，并以这批文物为主，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西南联大

　　抗战时期，以上海、南京为主体，包括北平、天津、广州、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大批国立、省立和私立大中学校和研究所开始大规模地向内地迁移，其中最著名的就“西南联大”。

　　抗战之初，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历经艰险，于1938年4月南迁至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为中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大由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当时的西南联大，云集了中国现当代最有名的社会和自然科学家，如闻一多、冯友兰、钱穆等。而杨振宁、李政道等获诺贝尔奖得主，也曾在西南联大求学。据统计，西南联大共为新中国培养了80个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其文化和教育成就堪称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