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考道歉

　　新闻

　　榆社县委为高考成绩滑坡道歉

　　因为今年高考成绩大面积滑坡，以及由此暴露的教育问题，山西省榆社县委常委会通过电视公开向全县人民道歉，同时宣布对榆社中学领导班子实行全员停职待岗（详见本报7月

13日A17版）。

　　据《中国青年报》7月18日，榆社高考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有人将县委的道歉视作一种越权的轻率的道歉或哗众取宠的“作秀”。榆社县的大部分干部群众却对道歉表示肯定，连被停职的榆社中学校长也能接受县委的道歉和决定：“这表明了县里对教育的重视。”

　　对此，榆社县委书记曹煜说：“我们不是单纯为高考成绩滑坡而道歉。”他认为，高考滑坡是榆社教育的矛盾和问题的总爆发，道歉在于昭示“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政治勇气”和向全县人民表达一种狠抓教育的决心。“如果不道歉，难以赢得群众的理解”。

　　直评

　　从县委道歉看“高考指挥棒”之威力

　　对道歉一事，外界媒体的评价和榆社县干部群众的态度截然相反，是由于两者的评判标准不一。前者主要是以一种“理想”的眼光审视县委、县政府对于教育的管理所应该具有的姿态和采取的方式；而后者则是以“务实”的态度看待县委、县政府的举措，在他们看来，高考成绩滑坡是一件“大事”，足以需要县委、县政府承担起责任，拿出解决办法。简而言之，对于“高考指挥棒”，前者可以高蹈不顾，而后者却无法回避。

　　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于与自己无切身利益关系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站在很高的高度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利益中人却不可能这么洒脱。榆社县今年高考成绩大面积滑坡，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及其家长会着急，而且该县学生及其家长会对本县的“教育水平”发生怀疑。正如当地家长向记者表示：“我不会拿孩子的前途做实验。老百姓如果看不到实实在在的教育成果，还会继续把孩子送出去。”什么是“教育成果”？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高考成绩才是实实在在的成果。面对如此状况，县委能不通过道歉“向全县人民表达一种狠抓教育的决心”以稳定人心吗？能说这是“越权”和“作秀”吗？“如果不道歉，难以赢得群众的理解。”该县县委书记的这句话隐含着他们的苦衷。

　　由此可见，“高考指挥棒”不仅影响学校的教学方式，影响老百姓对教学水平的评价并采取相应对策，还会影响到决策机关的思维和政策。人人都懂得应试教育的危害，都希望推行素质教育，可是只要牵涉到自身的前途和利益，又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按照“高考指挥棒”的指挥行事。这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当前我国教育的现实。

　　摘编自《羊城晚报》7月19日文/彭联联

　　求是

　　在可敬的勇气背后

　　山西榆社县仅仅因为今年高考升学率下降，领导就以县委常委会集体的名义公开向全县人民道歉，是极不寻常的举动。毕竟，与其他政绩工程不同，把升学率作为政绩指标，从来就不是上级机关的要求，而完全是当地民众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在许多地方，基层官员对于仅仅是老百姓热心、上级领导却不怎么热心的政绩项目，是不太在乎的。从这个角度说，榆社县委领导班子的道歉之举，表现出了非常令人敬佩的勇气。

　　但在这可敬的勇气背后，是中国教育现状的大荒诞。

　　为什么无论怎么改革，我们都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大格局？为什么被官员和学者们批判了20多年，迄今高考却仍然是操控中小学教育最灵验的“指挥棒”？为什么几乎所有与升学率不相干的基础教育新政，一到了基层就流于形式，甚至连“雨过地皮湿”的效果都达不到？为什么即使是那些对“一切围着高考转”深恶痛绝的中小学教师，一上了讲台，也都把关于“素质教育”的种种新观念、新说辞当成了耳旁风？

　　因为民众有需求。这种需求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连某些一贯“眼睛向上”的基层党政官员，都不敢拿它不当回事。山西榆社发生的事情是极端的一例。前些天，为了维护本地民众移民到海南参加高考的子女的利益，安徽芜湖市主要领导亲自出面“公关”，向安徽、海南两省教育部门施加压力，是另外一例。

　　不要抱怨民众的这种需求。让民众通过接受教育，提高社会地位，本来也是教育所应承担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

　　说一千，道一万，只要教育资源尚未实现充分供给，应试教育顽症就难以根除。要想让榆社的领导和民众从应试怪圈中一起获得解放，惟有更加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各级政府一齐努力，尽快把教育这条“短腿”补齐。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7月15日文/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