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民营企业“短命”之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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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缘起　最近，由全国工商联编写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披露，我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又会死亡10万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85％在10年内消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的确，虽然近年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猛，在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形式，也是提升经济增长素质和

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的关键，但民营企企业的生命周期短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硬伤”。记忆中，多少叱咤风云、盛极一时的民企转眼间烟消云散、风风光不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民企的“短命”，怎样摆脱这一“宿命”？这期话题我们特约有关专家作专门探讨，供读者参考。

　　越过法律界限，超出道义规则，一味不择手段地追逐财富，不能理性地抵御危险的诱惑，不能理性地引导自己的逐利行为，不注重以道义规则吸引各种资源、合理调节分配交易中的利益，造成众多民企难以持续发展

　　商术发达而商道缺失:民企“短命”深层原因

　　储小平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揭示我国民企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相当多的民企“寿命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有的企业家进行了自我反省，不少学者也作了很多探讨，揭示了不少“死因”，譬如:决策急躁、模糊、浪漫，盲目多元化，心胸狭窄、集权情结重，人才使用不当，急于两权分离造成权力失控，投机心态重、不遵守游戏规则，热衷于资本运营，短期行为严重、缺乏长远发展战略，财务管理混乱，对外部环境反应迟钝，擅长官商联结、拙于创新与品牌建设……等等。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商术发达而商道缺失。

　　没有哪一代中国人像现在这一代有那么多的发财智慧和赚钱手段

　　环顾周遭，我们可以发现:没有哪一代中国人像现在这一代那样由于缺少财富而感到极度的痛苦，没有哪一代中国人像现在这一代那样把发财的欲望膨胀到空前的状态，没有哪一代中国人像现在这一代那样毫无顾忌地追逐财富，没有哪一代中国人像现在这一代那样有那么多的发财智慧和赚钱手段。书肆中充满了大受欢迎的权术谋略类的书籍，现实中商家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法，都让人感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商术极为发达的世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渴望追逐财富，多想一些发财致富的点子，多运用一些谋略制胜，这本无可厚非，而且市场经济的突出功能就是通过竞争和价格信号的传递，来充分激发人们的各种想象力、创新力。但是，越过法律界限，超出道义规则，一味不择手段地追逐财富，不能理性地抵御危险的诱惑，不能理性地引导自己的逐利行为，不注重以道义规则吸引各种资源、合理调节分配交易中的利益，结果造成众多的民企难以持续发展。

　　信奉、遵循什么样的商业道德伦理准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那些优秀的企业为什么能持续成长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信奉、遵循什么样的商业道德伦理准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李嘉诚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建立个人和企业良好信誉，这是资产负债表中见不到，但却是价值无限的资产。”“因为我公道公正，很多年来，很多机遇都是跟我合作的人送来、追来给我的。这一点是我的一个秘密。”新希望公司的CEO刘永行说过:我们办企业主张诚实经商，一开始就把商誉看得很重。我们新津厂有块牌子，内容是到了结账的时候，如果付不出款的话，甘受每天千分之一的罚款。这么多年都一直坚持。“我严守商誉，人家就会把我看得很高，会更加信任我，我就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从他们的言论和掌舵企业的发展中，我们不是可以发现到众多企业家的成功秘诀吗？我们的民企老板们是否都能充分认识到这其中的商道的实质内涵及其功能呢？

　　商道的实质内涵是以义制利，义以生利，见利思义，义利合一

　　商道的实质内涵简单说就是:以义制利，义以生利，见利思义，义利合一。其基本道理就是，以理性道义准则来规范、引导逐利行为，由此积累声誉资本，进而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引发更多的商机，从而可以“生利”、增加财富，由于在利益面前不会一味地不择手段地追求，反而会抵御过度的冒险和危险的诱惑，能寻求与交易各方共赢的结果。即使不能共赢，那也应该是以规范的规则公平竞争、择优胜出。这样，个人或企业就拥有很高的信誉度，就会“义利合一”，就成为愈加受人尊重的商人或企业，由此可以带来新的资源和商机，进入人生事业和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中。

　　诚然，人们可能会说，我愿意遵守商道，但是不讲商道的人太多了，结果我讲商道就会吃亏。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是，人人不讲商道的交易是无法达成的。因为人人都在时时刻刻地提防，防止自己吃亏，因而交易成本特别高，结果是人人都不能获利，人人的事业都得不到拓展。于是，我们发现，真正注重和遵奉商道的人或企业赢得了信任和商机，吸引和整合了资源，能从困境中走出来，能从逆境中突围，能获得更强的持续成长的能力。遵守信奉商道的人有时难免吃亏，但他越来越能够识别那些不守信用的人或企业，避免同他们做生意；有头脑的素质高的企业家会逐步联合起来，对那些破坏本地商业信誉、从而影响他们企业正常运作和发展的不守商道的个人或企业实施惩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健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会更加重视商道的价值，那些信用、声誉不好的个人或企业被淘汰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他们将会被逐出市场。

　　商道建设阶段代表着民企发展的新阶段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意识到商道的重要性，已带领他们的企业进入到商道建设阶段。这个阶段有以下三个特点:重视信用、声誉资本积累；商业道德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日益兴起；重视义利合一为基础的高素质管理团队建设。这三点代表着当代民企发展的新阶段，是民企获得长期可持续成长的真正根基。越是尽快进入这个阶段的民企，就越有能力跃出“短命”的陷阱。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民企生命周期超短，主要原因在于民企的企业家素质不高，创新精神不足和企业家能力低下，在经过主要靠胆识、运气的“第一次创业”之后，难以完成由“顺境经营”向“逆境经营”的转变

　　企业家素质:跨越成长障碍的支柱

　　张炳申　陆明祥

　　一般来说，企业生命周期长短取决于企业在成长中的各个阶段的生存和跃升能力，只有成功跨越一道道“坎”的企业才能长寿。国内有学者提出，企业成长有三道关:成长阶段的制度关、成熟阶段的自满关和老化阶段的创新关。不能跨越三关的企业，生命自然短。

　　创新精神不足和创新能力低下，难以完成由“顺境经营”向“逆境经营”的转变

　　中国民企生命周期超短的现象如何解释？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民企的企业家素质不高，创新精神不足和企业家能力低下。根据熊比特的分析，创新会导致企业间的替代现象，创新企业的进入，会淘汰不能适应的老企业。而创新又主要取决于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企业跨越成长障碍的支柱。企业创新包含了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等相当丰富的内容。

　　我国民企的企业家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经过主要靠胆识、运气的“第一次创业”之后，面临真正的现代企业竞争时，难以完成由“顺境经营”向“逆境经营”的转变，因而在二次创业时，许多企业倒下了。

　　独特的历史遗传基因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现代性转换

　　我国民营企业的历史独特性，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草根性。我国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它本是我国企业发展的支流，只是时过境迁才渐成主流。民营企业家大军中，洗脚上田的农民是其中的主体。农民经营民营企业的根本动力在于脱贫致富，用勤劳挣出一个自己的小天地，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天下”。农民的优势在于勤劳、万事只能靠自己的品质和到处闯荡讨生活的自我加压。当然，他们当中的优秀者，会敏感于市场和政策的变化。但是农民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受教育程度低，对现代科技、文化和管理知识难以熟练把握和运用，传统观念和乡村行为模式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甚至在情感上排斥、拒绝现代性的侵入。草根性与现代性的脱节，草根性企业在面对现代世界的同行企业竞争时，除非脱胎换骨，否则难免大浪淘沙，风光不再。

　　二是政策性。我国经济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就业问题，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从默许到最终放开，就业问题是主要考虑之一。所以，在我国的民营企业中，就业型的民企占有相当比重。它们本不是出于提高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考虑而建立，也不是社会精英出于企业家精神而创办。只要有利于再就业和就业安置，国家都会从各方面对其提供政策支持。因而，这些民营企业的自生能力和创新能力先天不足，一旦遭遇强有力的市场竞争，难免会败下阵来。

　　三是急功近利性。由于我国长期忽视乃至限制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从业者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其创办、发展民营企业的动机难免带有投机性，短期行为明显。缺乏长期打算的企业，要求其具有长期战略和建立长期发展机制，显然是勉为其难。即使是外商投资的中小企业，也总想尽快收回投资，许多也只有短期发展战略，既不怎么愿意大规模投资，也不愿意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上进行研发投入。

　　政策环境的改善、企业家素质的跃升和投资者行为的长期化，是延长民企寿命最为根本和迫切的现实策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众多民营企业生命周期短，有着其独特的历史遗传基因，由此严重影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现代性转换。中国民营企业的当务之急就是实现如下三个跨越:

　　一是跨越草根性，用现代性改造不重科技投入、开发和管理的特性。可以考虑实施教育、培训农民企业家的人才提升工程，使其创业精神和雄厚资本实现与现代科技、文化和管理的有机结合，增强他们的市场创造力和竞争力。

　　二是跨越政策性，解决政策上的短视问题。民营企业不只是政府解决就业的政策工具，它更重要的是我国企业、产业、科技、人才等国际竞争力得以提升的希望所在。

　　三是跨越投机性，解决投资者的短视问题。重视从细节上解决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国民待遇和政策合理、连续及公平的问题，让投资者安心创业和投资。对在一定额度下扩大投资的企业应给予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激励。通过政府公信力的提高，使企业有足够动力和激励进行长期投资。

　　政策环境的改善、企业家素质的跃升和投资者的长期行为，为家族企业转型、企业文化振兴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创造了条件。对延长我国民企的寿命是最为根本和迫切的现实策略。

　　张炳申:广东金融学院院长、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陆明祥:佛山科技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外企业寿命长短差异的原因不仅在于企业内在素质的差距，还在于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差距。只有把治疗民营企业内部病症的“药方”与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药方”结合起来，才能更好解决我国民营企业寿命不长的问题

　　优化民企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

　　张长生

　　我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2.9年，日本30年，美国40年

　　最近发布的我国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披露，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这一数据与前几年的调查相近。而据统计，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30年，美国企业40年，全球500强或与之相当的跨国公司的平均寿命在40－50年之间。

　　极大的反差引发了人们对我国民营企业短命原因及治理对策的深思。从原因来看，国内较集中的观点有“唯规模论英雄”论、“重名而不务实”论、“片面追求速度”论、“盲目多元化”论、“家族式管理”论、“信用缺失”论、“假冒伪劣”论、“缺乏技术创新”论、“企业文化落后”论、“重广告轻管理”论、“人才结构不稳定”论等等。从对策来看，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张国庆开出的“长寿维生素方”:维生素A－企业家精神、维生素B－企业文化、维生素C－分权制衡、维生素D－以人为本；有的则开出了加强企业法治化建设、改革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培育企业文化三个“延年益寿良方”等等。

　　中外企业寿命长短差异的原因不仅在于企业内在素质的差距，还在于外部环境的差距

　　我认为这些“药方”都是根据民营企业内部存在的病症开出的，均有相当的针对性，因而也是有一定效力的。其实，中外企业寿命长短差异的原因不仅在于企业内在素质的差距，还在于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差距。例如，在政策环境上，我国经济政策因所有制不同而异，造成民营企业市场准入、融资、征地难等问题。在企业税费标准上，我国内外企业的税费标准不一，对民营企业乱收费和收费多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工商联的一份调查显示，根据1002位被访业主的信息，2003年他们的企业出资人分红总计25123.9万元，交费总计29394.1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116.6％。在服务环境上，中小企业局成立不久，其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对民营企业的培训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咨询服务、法律服务等还刚刚开展，与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局的服务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紧紧抓住了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提出要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政务、法治、市场、舆论等五大环境为突破口，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实践结果表明，确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据统计，2004年底广东私营企业总数达到38.98万户，比上年增长20.6％，总户数比2003年2月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多了13万户，不到两年时间增长数约占改革开放20多年来总数的1/2。当年新开业的私营企业户数已由2001年的5.2万户增加到2004年的9.3万户，而当年注销、吊销的私营企业户数均为2万多户，新开业户数与吊注销户数之比已由2001年的2∶1提升为2004年的3.6∶1。事实表明，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促进了民营企业素质的提高和生存、竞争能力的提高。

　　行业协会不发达是影响我国民企寿命的另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寿命的另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是我国行业协会不发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而我国民营企业间却是互不相谋，只知道打价格战，盲目进行恶性竞争，往往导致两败俱伤或多败俱伤。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类行业协会(商会)在强化行业自律、制定行业标准、协调企业与政府关系、调解会员关系、提供各类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我国，行业协会大多由原来国家有关部委改制而成，官方色彩浓厚，服务意识淡薄，远远跟不上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而民营企业创办的商会又由于缺乏政府的授权和足够支持而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商会)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也是解决民营企业寿命短的一个重要措施。只有把治疗民营企业内部病症的“药方”与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药方”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解决我国民营企业寿命不长的问题。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造成民营企业“短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信用缺失导致融资难而失去生机的现象非常突出，毕竟现实发展中太多的民营企业是因“缺血”而死的

　　融资难:民企成长的阿喀琉斯之踵

　　陈少兵

　　造成民营企业“短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信用缺失导致融资难而失去生机的现象非常突出，毕竟现实发展中太多的民营企业是“缺血”而死的，信用缺失导致的融资难已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主将阿喀琉斯是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儿子。他出生后，他母亲每晚捏着他的脚后跟把他放在天火里锻炼，令他刀枪不入，唯有脚后跟未沾天火，阿喀琉斯终因踵部中箭丧生)。

　　信用缺失衍生的融资难已成为民企发展的最大制约

　　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一个很尴尬的现象:一方面，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虽然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但因为自身力量有限非常需要金融支持，但它们普遍缺少资产抵押，且未来收益不定，加上没有担保，基本没有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可能；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资金比较充裕，银行业信贷资产存差很大，资金急需寻找机会，这与民营中小企业强烈的资金需求形成了巨大反差。据统计，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有300万户，在缴纳税收、吸纳就业人员方面已经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全社会贷款的70％给了国有企业，剩下的30％主要给了大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占民营企业总数95％以上的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需求无法解决，可以说融资难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

　　银行资金供给相对过剩、企业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信用缺失，即在银行和民营企业之间缺乏信用桥梁。具体讲，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企业自身的原因。一般来讲，民营企业的资金和资产实力较弱，大多没有信用记录，且普遍缺乏有形资产抵押，难以建立起从银行融资所需的信用。在目前企业融资渠道窄、手段单一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特别是占企业总数95％以上的中小企业难以像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一样，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从资本市场融资。

　　二是银行方面的原因。银行给大企业贷款相当于“批发”，给小企业贷款相当于“零售”，成本和风险因素严重制约着银行向中小企业倾斜。

　　三是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不到位。全国各地出台过不少的政策措施，但落实中打了很大折扣，尤其是在提供担保、融资扶持上，缺乏有效手段。如信用担保是中小企业贷款信用系统的核心，我国很多地区设立了中小企业担保中心等机构，但规模偏小，相对于企业的需求只能是杯水车薪。又如中小企业贷款在利率上也受到歧视，基本上是按利率上限接收贷款，在降低贷款利率成本方面，政府基本没有作为。

　　提升资信水平是民营企业提升融资能力的有效途径

　　要解决融资难，民企首先要大力提高自身资信水平，提高信用意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固然重要，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但民企也要加强自身信用制度建设，规范管理，完善财务制度，提高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树立诚实守信的意识。

　　其次，民营企业要选准市场定位，要切合市场的需求，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能力，不断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做好企业发展的短期、中期与长期规划，优化企业发展的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完善经营管理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提升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再次，民营企业要不断提高和挖掘企业内部的融资能力、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增加合伙人或投资人、吸纳新资本、经营利润滚动投入、职工持股式集资、增加风险投资资金、民间资金、担保或贷款等，多方面拓宽融资渠道。

　　通过引导、扶持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架设信用桥梁

　　通过政府注资的担保机构(或基金)提供融资担保，是各国政府扶持中小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通常做法，所有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政策性担保机构，许多国家还通过立法确定了担保机构的地位。一般来说，担保机构执行政府的产业政策，不以盈利为目的，既承担企业的风险，又保证了金融机构资产的安全，收益只有担保额的1％—2％，收益与风险明显是不匹配的。美国、日本、欧洲、韩国等，都是采取政府按年度补充资本金，或者财政直接核销合理比例赔付的办法，提高担保机构的收益能力，保障担保机构正常运作。

　　融资担保在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架起了信用桥梁，很好地解决了融资难问题。我国这类机构正在逐步建立起来，但实际效果尤其是担保规模远远满足不了民营企业发展的需求。为此，政府职能部门要从以下方面支持担保机构的发展:

　　一是在资金上大力支持，一方面要适当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最大程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放大作用；同时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进来。

　　二是对担保赔偿给予政策上的核销支持，这是制约担保机构资金放大倍数的重要因素，要学习西方国家的成熟做法，根据贷款担保实际放大的倍数，对担保赔付确定相应的财政核销比例。

　　三是政府职能部门在业务管理上给予协调，推动和强化担保机构在金融机构的信用。职能部门要协调各专业银行，实行“比例担保”，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局面的同时，尝试与保险机构合作，利用再保险分担风险。也可以进一步扩大“担保分红”、“担保换期权”等方式，尝试商业性担保品种。

　　作者系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