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东北军士兵和沈阳市民的回忆:我所亲历的"9.18"

　　开栏的话：岁月匆匆，中华民族百年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60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距今已有74年。见证和亲历过那段历史岁月的健在者越来越少，而且普遍年事较高。

　　从今年3月份开始，新华社陆续派出记者，用3个月的时间在海内外寻访到420位健在者，全部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亲历者。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100岁，最小的67岁。

　　从7月20日起，本社开设“抗战胜利·亲历者说”栏目，以健在者口述史实的方式，陆续播发一组报道，重温这段烽火岁月。

　　一个幸存者所见证的也许只是一个惨案，一位亲历者所经历的也许只是一次血战。但我们将从中选择的200位健在者的回忆汇集在一起，便成了一部14年的抗战编年史。

　　新华网北京7月20日电 记者张宝印、徐壮志、孙彦新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74年，见证那一历史事件的健在者还有吗？经过寻访，记者幸运地在黑龙江省东宁县和辽宁省沈阳市找到了当年东北军北大营士兵陈广忠和沈阳市民山峰奇，他们亲历了74年前的那个重大历史事件。

　　“事变前，日本人在东北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

　　97岁的陈广忠老人，当时是东北军独立第七旅的一名士兵，他回忆说：“‘九一八’之前，日本人在东北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

　　“1931年夏天，常常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三五成群地，到北大营来闹事，大家都恨得牙痒痒的，但长官不让动手。那时，在满铁沿线大小车站都有日本驻军，还有铁甲车昼夜不时来往巡逻，租界地也由日本的宪兵、警察维持。没人敢惹日本人。”

　　9月13日到15日夜间，东北军曾连续三夜向东山嘴子东大营大操场做转移演习，目的是“一旦日军进犯，以便有秩序地退走，不致临阵措手不及；同时也是为了暂避其锋，等待外交上的解决”。

　　“我们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盼着日本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一种亡国奴心态吧。”陈广忠说。

　　“事变前的那几个晚上，日本人每天都演习到很晚。一些经常上街的弟兄们回来说，城里的一些日本浪人在酒馆叫嚣，过几天就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

　　“9月18日当天，日军在南满火车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我现在还记得，‘九一八’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初七，我们发饷的日子。晚上十点多，我们都睡了，听到一爆炸声——但没想到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

　　“我们人比日本人多几十倍，但长官就是不让打”

　　爆炸后不多一会儿，北大营的官兵便听见了越响越近的枪声。很快，有炮弹落到了营区。陈广忠说，直到连长来叫大家，他们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

　　“我们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敌人打来了，团长又没在，他就把全营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这时候又来了命令，叫我们撤回来。大家都不明白，有的人哭了，有的人骂起来，有的甚至当面质问起了长官：日本人要我们的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击？！”

　　“我们急着等命令，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不准轻举妄动，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等命令。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火光下，西营房前人影晃动，枪声不断，不断有人惨叫着扑倒。日本兵闯入营房，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不动，竟被日军活活刺死在床上。有的人虽然拿着枪，但不敢擅自还击，被日本兵追着开枪杀死。”

　　“连长一看没办法，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我们这才打了。”

　　在这次战斗中，陈广忠的嘴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我这还算是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

　　“说来丢人，我们北大营一个旅万把人，有步枪有机枪有大炮，愣被五六百小鬼子打得弃营而跑。”

　　“在惊悸、惶恐中盼到天明”

　　9月18日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了整个沈阳城。

　　85岁的山峰奇老人回忆说：“那天半夜，市区的百姓们从睡梦中惊醒，刚刚11岁的我吓得浑身发抖，转身一头钻进了墙角的柴草堆中，死死地闭上眼睛，心想，完了完了……”

　　“我父亲和哥哥爬上屋顶向北边望去，只见一团闪光和烟雾勾勒出了夜幕下树木和屋宇的轮廓，暗红色的弹道划过夜空交织成骇人的火网。”

　　人们胡猜乱喊一通，但心里隐隐不安。

　　“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大概是兵营那边搞演习吧，又是枪又是炮的！”

　　老百姓不愿往坏处想，家家都在惊悸、惶恐中盼到了天明。

　　“中午，我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一队日军跟着笨重、丑陋的装甲车正在门前慢吞吞地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这些从没见过的东西（装甲车）、钢盔、皮靴、闪光的刺刀和恶犬，让人觉得心惊胆战。”

　　19日当天，日寇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奉天（沈阳）。城里的260多架飞机和无数设备、枪支弹药都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几十万的东北军，怎么扔下父老乡亲们不管就走啦？”山峰奇说，在百姓心中，东北军“从靠山的高位，一下子跌了下来”。

　　山峰奇的记忆中，奉天城在张作霖多年经营之下，曾是一派娱乐升平景象，他的童年充满了快乐。但“九一八”之后，这样的日子一去不返。“我们举家迁往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过起了亡国奴的生活……”

　　在接下来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凄惨的歌声，随大量难民涌入关内而传遍全国。

　　当年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是一批日本少壮军官：板垣征四郎，关东军高级参谋，战后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绞刑；本庄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45年日本投降后自杀；土肥原贤二，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战后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绞刑。（完）（责任编辑: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