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记忆永不能忘却(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1日10:57 汉网

　　2004年12月15日，中国慰安妇代表、77岁的中国山西老人刘面换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外哭诉。当天东京高等法院审判长开庭不到1分钟便驳回了中国慰安妇长达9年之久的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但判决书认定了侵华日军士兵对中国慰安妇进行性迫害的事实。判决引起旁听者强烈不满，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高等法院外声援刘面换老人。

　　一个大风呼啸的日子，记者来到位于黄土高原东端的山西盂县，这里，十多位大娘正等待着日本法庭的判决能为她们讨回公道，她们当年受到侵华日军肆意蹂躏。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些老人克服各种困难，一次又一次赴日诉讼。踏着山间小路，寻访这些曾经有过特殊经历的人。随着大娘们的忆述，弥漫着血腥的“历史”渐渐展现……

符学英用双手做出当年日本兵抓人的样子，她说现在每天晚上都会梦到日本兵来抓她。生于1913年3月的符学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人。1941年7月被日军抓去，成为慰安妇。

朴永心2000年8月，日本民间团体于朝鲜平壤偶然发现了这位“大肚子慰安妇”——朝鲜妇女朴永心。朴永心指认的这张照片据说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张关于怀孕的慰安妇的照片。南京利济巷2号，就是朴永心老人被禁锢了四年的“金水楼”慰安所。

禽兽不如的日军一边侮辱妇女，一边还让同伴照相留念。

1938年，在上海杨家宅排队等待进入慰安所的日军士兵。

亚洲最大的慰安所——南京利济巷2号。

建于1938年的上海杨家宅慰安所。

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抗战期间广州海珠南路和大新路附近的楼房曾是日军开设的慰安所。

开封三圣庙前街路东的日军随军妓院。

江苏金坛当年侵华日军慰安所所在地。

　　（一）

　　赶到盂县西潘乡一村庄。在事先联系好的盂县西潘乡退休教师、长期调查“慰安妇”问题的张双兵指引下，经过一段土石路，记者来到一座小院。

　　院里有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小屋，一个土炕占据了屋的大半部分。瘦小的周喜香坐在炕的一角，使炕显得空荡荡的。眼前这位大娘头裹一方很旧的土色头巾，身着碎花衣裳，黑布裤子；缠过的小脚，干枯的手。只有端正的五官、白皙的皮肤，透着往昔的隽美，目光流露着善良和温柔。

　　张双兵介绍说，周大娘60多年前被侵华日军抓去，手臂被打残，脑子被弄伤，受尽了折磨。

　　见来了几个陌生人，周喜香既没有惊慌，也没有兴奋。知道来者的身份后，她用手拍拍炕沿——叫记者坐下。

　　面对这么一个老人，记者久久没有开口——实在不忍心再提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不忍心去揭她内心的伤疤。周喜香似乎知道记者的来意，向张老师要了一根烟抽了起来，随之垂头陷入沉思，不久开口讲话，但由于吐字不清，记者听不太清她讲的话。看记者疑惑，她又沉默了。

　　记者发现周喜香拿香烟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以为是激动所致。张双兵说，是那时被日本兵打残的，多少年了，连碗都端不平。由于脑子患病，最近几年吐字也不清了。

　　周喜香1925年出生在盂县。20世纪30年代末，侵华日军占领盂县，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周喜香便积极投身抗日工作，由于工作积极，她成为所在村抗日妇救会主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8岁那年的一天，由于叛徒告密，她和村里的共产党员、村干部和抗战积极分子多人被日军抓捕。男人被关在一处，她是其中唯一一名女性，被关在另一处。白天，她与男同志一起被拷打审问，日军要他们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不说，就用棍子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烙铁烫等刑罚折磨。晚上，周喜香被拉到日军住所，惨遭性暴力。这样折磨了一段时间后，一天，日军要把她押送到另一据点，半途上被八路军救了，才免遭更多的蹂躏。

　　但是，侵华日军的暴行已给周喜香造成了不可愈合的创伤：除双臂被打残外，脑子严重受伤，心灵上的创伤更重。那次劫难后，她自卑、自闭。不仅如此，日军的摧残，还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失去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为讨回公道，1995年8月，在中日正义人士的帮助下，她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她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但日本法院判她败诉，之后，她又起诉。

　　闻声而来的邻居说，现在，周大娘的生活除养女照顾外，还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她是老中共党员，每年有一些补助，最近两年，民政部门也给一些补贴，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正义人士还帮助她打官司。但由于她浑身是病，医药费用不少，生活还是拮据。大娘很节俭，总是粗茶淡饭，连药都舍不得吃，实在撑不住才去看病。

　　临别时，周喜香紧紧拉住记者的手，极力发出一些声音：她想通过记者感谢所有关心她、帮助她的人。

　　（二）

　　另一个向日本起诉的中国“慰安妇”刘面换住在西潘乡的另一个村庄。下午3时左右，记者来到该村。这是一个沟里的村庄，通向外界的是一条窄得不能会车的泥石路。

　　爬上一个土坡来到刘面换住的石窑，她正准备出去串门。村里人说，那场灾难后，刘面换“胆小如鼠”，到老了也不敢一个人在家，所以，串门成了她的一大“爱好”。

　　刘面换生育了5个子女，都很孝顺，4个子女已结婚成家，大儿子为很好地照顾她至今未结婚。大儿子这会儿上地里干活去了，大风“呼呼”刮得她心神不定，于是忍不住又要出去串门。

　　已经78岁的刘面换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青布上衣、黑布裤子和黑布鞋，整个人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屋子也收拾得一尘不染，半新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炕上铺了一块印花塑料布，加上两只红色木柜，使已有数十年历史的石窑色彩绚丽，生机盎然。

　　“大娘看上去身体还不错”。一句话勾起了刘面换的心事，她立直身体，垂下双臂，说：“看出来没有？我的双肩一高一低，都是日军造的孽。”说着，泪水就涌了出来。

　　刘面换出生于太行山区一个农家。她出生前，其父母已生育了七八个子女，但都夭折了，父母对刘面换的珍爱程度可想而知。可大祸再次降临这个家庭。1942年3月的一个早晨，刘面换和她的父母刚吃完早饭，准备收拾碗筷时，门外传来了嘈杂声，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几个日本兵横着枪闯进了家门。刘面换吓得直往母亲背后躲，父亲也赶紧上来挡，但于事无补，日本兵用刺刀逼住刘面换父母，又唤过来两个兵，让他们拿绳子把刘面换的双手紧紧捆住，强行拉走。就这样，父母的掌上明珠、15岁的刘面换落入了虎口。那天被抓走的还有同村的两位女性，三个女子被日军押到“据点”。

　　不久，一个当地人叫“毛驴”的日军小队长到她们跟前挨个看了一遍，并对他的部下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过了一会，一个日本兵过来告诉刘面换“驴队长”叫她去。想不到半路上，这个日本兵用枪把她逼进一间空房里要对她施暴，刘面换本能地反抗，日本兵的两只手像钳子似地紧紧钳住她的双肩，她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之后，刘面换被带到“驴队长”的房间，又被强暴。第二天，“驴队长”把她送回“住地”，不一会儿，七八个日军来了……

　　半个多月后，刘面换不能行动了，上厕所只能爬着去。她想让同来的姐妹帮助，但她们能怎样呢？隔壁不断传出的呼救声和痛哭声，说明她们的境况也不好。

　　焦急万分的父母卖了羊，托人把钱交给侵华日军“赎”她。又过了二十多天，奄奄一息的刘面换被父亲用小毛驴驮回家。经过长期治疗，刘面换身体虽然有些恢复，但已落下不少病根，左肩因反抗被日军打残。

　　数十年来，刘面换和她的父母绝口不提这事，但这段经历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每每想起，就暗自落泪。1995年8月，在张双兵的劝导下，刘面换第一次站在日本东京法院，控诉侵华日军的罪行。此后10年间，刘面换四次赴日起诉，但都败诉了。

　　刘面换说：“当年侵华日军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杀老百姓、放火烧房子、强奸妇女。这么多年了，我的心里一直很苦，他们毁了我一生，他们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但至今他们都不认罪。我不会放弃的，我还要起诉！”

　　（三）

　　盂县西烟镇居住着几位“慰安妇”，前不久从日本打官司回来的郭喜翠最近也住在这里。

　　郭喜翠今年79岁。15岁那年她去嫁到外村的姐姐家走亲戚。她姐夫是个村干部，有一天晚上，日本兵悄悄进村抓村干部，冲进姐姐家抓走了姐夫，见屋里还有年轻貌美的“花姑娘”，便不顾姐妹俩苦苦哀求，硬把郭喜翠拉走。郭喜翠被抓到日本兵的据点。一个叫木板的小队长把她带到一间房子里，恶狼般地向她扑来，胆小的郭喜翠吓得瘫倒在地……从此，一个又一个日本兵对她进行了百般蹂躏。15岁的少女，经不起如此的惊吓和践踏，疯了。她被抬回家治病，没等她病愈，日军又把她抓走，这样一共被抓过四次。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郭喜翠被日军肆意蹂躏，直到有一天她终于逃出去，躲进山里。然而长期非人的摧残使郭喜翠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精神失常了，经过长期治疗才有好转，但时好时坏。

　　1996年2月23日，她与受害姐妹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经济损失。2002年3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认定了日军当年实施的监禁、强奸等行为给她们造成的精神损害至今仍存在的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她们败诉。之后，她又起诉。

　　今年3月中旬，年近八旬的郭喜翠怀抱另一原告的遗像赴东京，听取二审宣判。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中确认原告分别被日军野蛮摧残的事实，但驳回了她们的上诉请求。随行的翻译担心郭喜翠经受不住，没有马上把判决结果告诉她。

　　“她现在已经知道败诉了”。家住西烟镇的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者调查员李贵明，听说记者要采访郭喜翠，一边放下手中的活，一边说，“老人对判决结果感到无比愤怒。这次败诉对她的打击很大，从日本回来后，整天坐在自己小屋的床上不言不语，加上耳背得厉害，老人现在几乎无法与外人交流”。为不打扰尚沉浸在失望、愤怒中的郭喜翠，记者停下了脚步。

　　西烟镇，诗一样的名字，红瓦房，绿树枝，颇有些江南风味。然而，此时驻足期间，记者感受到无比的沧桑。暮色中，记者想起了头天在太原一家医院见到的万爱花：佝偻的身体蜷缩在病床上。

　　与郭喜翠差不多，万爱花15岁那年被进村扫荡的日军抓住，押进“据点”。白天被拷打，晚上遭轮奸，被折磨20多天后，万爱花逃了出来，不料没多久，又被抓住，被蹂躏20多天后，她又逃出来，不幸的是，日军又一次包围了村子，她第三次落入魔窟，日军更野蛮地摧残她，一段时间后，日军见她昏死了数天，就把她扔到村边的沟里，被人发现，救了起来。

　　“我以前一米六五的个头”，谈起日军的野蛮行径，老人泣不成声：“他们在我的头顶上压上板子，一边站一个人，把我压成这样。”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女，在侵华日军的摧残下，变成腰身陷进骨盆、颈部缩进胸腔的“畸形人”……

　　到底有多少中国妇女惨遭侵华日军性暴力？黑龙江、山西、湖北、云南、海南……中日专家调查发现，二战期间，凡侵华日军所到之处，都有女性被强制成为日军性奴隶，人数无法计算，因为其中一些人当时就被摧残致死；忍辱活下来的人中，不少在屈辱和痛苦煎熬中随着岁月的流逝悄悄死去；现在还活着的人中，不少仍瑟缩在历史的暮色中，不愿提那悲伤的往事。

　　“慰安妇”，这个与侵略战争相伴相生的畸形物，成为不知多少女性心灵深处最不能触及的痛，勇者如万爱花、周喜香、刘面换等，站出来，揭开烙在心头的伤疤，向日本讨公道，实在难能可贵。但是，正义的光芒何时照到她们身上？被掠夺的尊严能否被追回？新华社太原电（记者朱冬菊原碧霞）采访手记

　　在山西盂县采访这些受害老人，我们一直回避着一个字眼：慰安妇。提起这个词对这些老人又是一种伤害。

　　一位大娘被日军掳走时只有13岁，每天要遭数个日军的蹂躏，多时20多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久她精神失常了；另一位大娘，因她的哥哥是八路军，被侵华日军抓走，被强暴不说，还被打断了数根肋骨；还有一位大娘当年因漂亮被日军抓走，摧残了19天，她逃了出来，回到家发现幼小的女儿已饿死在床上，更不幸的是，没过几天她又被抓走……这些幸存的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一生都在痛苦、耻辱，甚至“罪过”中煎熬，许多人因此变得性格孤僻，自卑、自闭，一些人精神分裂，经常半夜突然尖叫或哭泣。

　　刘面换大娘对我们说：“你们看我还是个人，可是我不如人。经常想着那事就哭。”一些老人的子女也说，以前觉得母亲怪怪的，过一段时间就会无缘无故地“发疯”，原来老人经受了旷古未闻的苦难，心中扎着一把巨大的“耻辱”之剑。她们能够坚强地活下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说到抗日战争胜利，老人们都会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但这种兴奋很快会流走，“愤懑”随之而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战争结束了，苦难也就结束了，新的生活随之开始。而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场灾难给她们烙下的痛是一生一世的。她们身体上的创伤可以愈合，心灵上的创伤永远无法抚平。

　　“我是一个女人，但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女人一样生活过，这仅仅是因为侵华日军的原因，我才过了如此不幸的一生。”类似的怨言我们见到的大娘都说过。

　　最让她们不能理解的是，到现在，日本政府还不肯就所犯下的罪行，向她们赔礼道歉。“日本军人当年做了那么多坏事，他们怎么就不承认呢？！一定要把官司打下去，直到日本谢罪！”老人们说，自己虽已风蚀残年，但依然需要尊严，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日本对当年的侵略行为谢罪、反省。据新华社电（记者朱冬菊原碧霞）

　　明天谁来为慰安妇的历史作证？

　　世界上最年长的侵华日军性奴隶“慰安妇”幸存者朱巧妹（右图）于2005年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在上海崇明县庙镇家中去世，终年96岁。这些年来，二战时期“慰安妇”幸存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日本的诉讼，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起胜诉。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二战时期遭受折磨的妇女一个个地离我们而去。这不能不让我们为整个慰安妇群体现状产生担忧。

　　“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并且首先从上海开始实行慰安妇制度。

　　当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在那里经历了他们人生中最屈辱的生活，而目前能查找到的仅仅是60位左右。现在，她们已经八九十岁，风烛残年，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因为曾经遭受性暴力，她们大多无法生育，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相当拮据。目前我国唯一从事慰安妇研究工作的机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只能为他们提供少得可怜的帮助，那就是每个月给每位受害者100元的生活费。这笔钱来自于海内外的捐款，如果捐款用尽，每个月那100元的帮助也将中断。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

　　2000年我国举办了第一个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国际研讨活动，2001年国内首次为慰安妇做了法律公证，这其中也包括刚刚去世的朱巧妹老人。

　　现在因为经费的问题，为慰安妇进行公证这项工作已经被迫搁浅，而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一旦一一离世，明天谁又能为历史作证呢？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惨无人道的慰安妇制度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政府及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的制度，是个与侵略战争相生相伴的畸形物。

　　上世纪，日军大规模入侵中国，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所不为。疯狂的强奸和纵欲，造成日军性病流行，战斗力下降，为了防止性病的流行和搪塞外界对日军的指责，也为了缓解士兵在战争中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30年代，日军在上海占领区建立慰安所。

　　开始，他们在本国及东南亚各国征召慰安妇，但由于报名者很少，便采取欺骗、抓捕等手段，把大量良家妇女囚禁在慰安所，强逼她们做日军的性奴隶。据考察，日军在中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均曾建立大量慰安所，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及欧美一些国家的大批妇女惨遭日军蹂躏。日军在中国占领区普遍设立了慰安所，不计其数的中国妇女被强制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朝鲜、韩国、菲律宾、荷兰等国的受害妇女相继站出来，揭露日军的性暴力，并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经济损失。

　　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一直讳莫如深。当这一问题被披露后仍一再狡辩，说什么慰安妇是民间色情业主和军队一起干的，是商业行为，政府没有责任。

　　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士对慰安妇问题开展调查，他们在日本政府的档案中发现了大量当年日本政府和军队组织实施从军慰安妇制度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队曾经大规模抢掠、拐骗朝鲜、中国、菲律宾等国女性，充当日军性奴隶。

　　2000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发布的宣言说：“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战前、战时的殖民地和占领地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女性人权的严重侵犯，也是20世纪有组织、有计划、最残暴的战时性暴力犯罪。”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