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审判不容辩驳 回忆对日战犯大审判前前后后(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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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2日07:07 东北新闻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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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开始着手侦讯这批日本战犯和在山西等地俘获的100多名日本战犯。时在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分署工作的郭春来和在鞍山市检察署工作的秦耀东被抽调到北京，与其他从全国各地检察、公安、司法等系统抽调出来的350多人一起，展开了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1956年6至7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四次开庭，共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郭春来、秦耀东全程参与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审判。 时光飞逝，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这两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在省人民检察院一间会议室内，向记者口述了那段令他们终生难忘的历史。 审判日本战犯时他俩是审讯员 2005年7月20日，两位白发老人准时走进省检察院五楼一间会议室。其中一人是原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郭春来，另一人是专程从盘锦赶来的原辽宁省检察院辽河油田分院检察长秦耀东。 49年前的同一天，即1956年7月20日，设在沈阳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今北陵电影院），庄严宣布对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年到20年的有期徒刑。 ( 辽宁日报 李明) [编辑： 钱文胜]1 艰难取证打造铁案 郭春来说，1950年7月19日，根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规定，根据中苏有关协定，苏联政府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火车站向我国正式移交了被苏军俘获的近千名日本战犯，移交后的这些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4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1954年8月1日后改称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准备侦讯这批日本战犯和在山西等地俘获的100多名日本战犯，共1100多人。1954年1月，郭春来、秦耀东被抽调到北京集训。 据新近出版的《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一书披露，最高人民检察署在这上千名战犯中，初次预定起诉的人数是107人，后来根据中央关于“不杀少判”精神，最后将起诉人数落定为45人。 为了迅速查清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侦讯工作按照铃木启久、武部六藏、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四类案件分成4个大组。其中，铃木启久等属于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军事案；武部六藏等属于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官吏案；城野宏等属于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山西反革命案；富永顺太郎属于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华北特务案。大组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小组，其中侦讯小组有几十个。每个侦讯小组由审讯员、书记员和翻译员等几名工作人员组成。 郭老说：“侦讯工作有两大难关，一是手头掌握的证据少；二是这些日本战犯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毒害，思想顽固不化，始终不肯老老实实认罪。” 在北京集训的日子，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将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关押表现向侦讯人员作了一场报告，最高人民检察署领导和我国国际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趝先生，向他们讲解了战犯处理原则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有关情况。 近3个月集训结束后，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山西工作团正式成立，负责人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李甫山出任东北工作团团长。 ( 辽宁日报 李明) [编辑： 钱文胜] 2
郭老清晰记得第一次跟日本战犯交锋时的情景。这些战犯不仅不交待罪行，而且还百般狡赖，说什么“我们来中国不是侵略，是为中国建设而来的，鞍钢不是我们建设的吗？抚顺、沈阳那么多大工厂不是我们建设的吗？”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反驳他们，让他们低头认罪真是难于上青天。”郭春来、秦耀东和其他工作团成员开始了艰苦的调查取证工作。一方面是内查，主要是调取档案和文件，一方面是外调，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 “从东北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日伪时期的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最后我们住的房间里都装不下了，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放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我们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如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郭春来说。 累累血证不堪目睹 郭春来1926年末生于山西省，1938年不满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五一”大扫荡期间，他所在部队在河北邢台地区一个村子被日军围攻，突围出去不久再回到这个村子时他们发现，全村100多户人家都被日本鬼子赶到山上用火烧死，一些被扔到山沟里的尸体，发出阵阵呛人的气味儿。 郭老说，像这样的惨案在侦讯期间他了解得太多了。随着审讯人员掌握越来越多的人证、物证，一些战犯隐瞒的滔天罪行逐渐暴露出来——— ( 辽宁日报 李明) [编辑： 钱文胜] 3
1942年1月，铃木启久下属的一支联队在行军过程中，受到了一个村庄里的八路军的攻击。他直接命令“彻底扫荡那个村庄”。在这次扫荡中，该村的全部村民1000余人被屠杀，800多户农民住宅被烧光。 1942年11月，铃木启久收到情报说滦县潘家戴村的村民与八路军有串连。他马上命令部下“对这个村进行彻底的扫荡”。结果，日本鬼子在潘家戴村用枪毙、刺杀、斩首、活埋等野蛮方法集体屠杀了和平居民1280名，并把村里800户民宅全部放火烧光，还掠夺了400辆马车、40头大牲畜和大批粮食、被服。 武部六藏，1940年7月至1945年8月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他名义上是辅佐伪满洲国国务总理行使职权，实际上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他主持了一个由伪满洲国国务院各部日本人次长等人组成的“火曜会”，凡伪满洲国制定的政策、法令、和采取的重要措施，都必须经过“火曜会”决定，然后再在形式上经由伪满洲国皇帝以赦令公布施行。在他的策划操纵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制定和实行了镇压东北人民的《治安维持法》、《保安矫正法》、《时局特别刑法》等罪恶法令，并且加强伪警察、司法机关，疯狂镇压东北人民，制造了许多无人区。仅1943年春季到秋季，日伪军队、宪兵、警察在热河省进行“治安肃正”时，就驱逐和平居民18万户，强迫集中在3000多个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内，并且对这些无辜居民任意加以蹂躏。 藤田茂，1938年到山西任陆军第20师的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两年后晋升为少将。1944年3月到河南任第12军骑兵第4旅少将旅长。1945年3月到山东任日军第59师中将师长。1945年秋，该师转移到朝鲜北部的咸兴时，被苏军俘虏。 1939年1月中旬一天午饭后，藤田茂召集联队的全体军官到张良村集合，向他们发布指示说：“为了让新兵尽快地适应战场生活，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尽早地学会杀人。”这意味着可以使用俘虏当作“活靶子”训练新兵。此后，他的部队用俘虏、普通居民当作“活靶子”训练新兵制造血案多起。 1945年五六月间，藤田茂命令在济南市附近之龙洞沟及张夏、海阳县和青岛的广大地域，为构筑阵地而推行“秀岭一号作战”，奴役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17.6万人。仅在海阳县的孙家、齐家，就剿杀八路军60多人，杀死居民240多人，赶走3000多户居民。 ( 辽宁日报 李明) [编辑： 钱文胜] 4
还原历史真相的工作，从1954年4月一直持续到年底。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加上侦讯人员的思想攻势和管教人员的教化帮助，战犯们的思想堡垒开始崩溃，开始供述他们的滔天罪行。 郭老说，国家要求证据必须“严丝合缝，万无一失”。为此，他们在确认一项犯罪事实时，都要有五个方面材料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待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由这些材料共同构成的战犯罪行卷宗，每一个至少有一尺厚。卷宗形成后，经上级批准工作团要将卷宗交给战犯本人看，有问题和疑问可以提出来，无异议就要一页一页签字表示承认。 对日本战犯的几次审判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最后对28人进行了审判。其中，对7人处以绞刑，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对2人处以有期徒刑。 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对日本的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南京政府国防部也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判处徒刑的208件，宣告无罪的283件。 ( 辽宁日报 李明) [编辑： 钱文胜] 5 “为了写好起诉书，我们有时连觉都睡不上。一份起诉书写了改，改了写，其中武部六藏的起诉书，就改了半年多。在写起诉书时，我们请来了法律和文字专家把关，逐字逐句检查法律上是否严密，文字上有无不妥。最后，日本战犯中军队系统的一号大案———铃木启久的起诉书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武部六藏的起诉书由彭真同志审定。”郭老回忆道。 1955年末，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侦讯工作汇报时，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作出了明确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同日，毛泽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对《决定》予以公布。 《决定》指出：“现在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我国人民犯了各种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本应该予以严惩，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10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 《决定》对于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原则和有关事项，作了如下明确的规定：（一）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在关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处刑。在日本投降后又在中国领土内犯有其他罪行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合并论处。（二）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三）特别军事法庭使用的语言和文件，应该用被告人所了解的语言和文字进行翻译。（四）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或者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登记的律师为他辩护。特别军事法庭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也可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五）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六）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 ( 辽宁日报 李明) [编辑： 钱文胜] 6 正义审判不容辩驳 在万事俱备之后，1956年六七月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四次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6月9日至6月19日，特别军事法庭首先在沈阳开庭，审判了包括铃木启久、藤田茂、长岛勤在内的8名战犯。 6月10日至6月19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山西太原开庭，审判了日本特务富永顺太郎一名战犯。 6月12日至6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了城野宏等8名战犯。 7月1日至20日，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判了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 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时，首先讯问了被告人铃木启久。在调查潘家戴庄1280多名和平居民被集体屠杀这一罪行时，法庭传召了证人周树恩。这位44岁的农民，是当年在日军对潘家戴庄集体屠杀时从埋人的坑里逃出来的幸存者。他在法庭上详细叙述了那天早晨，铃木部队进行大屠杀的野蛮暴行，他一家12口人就被日军杀害了6口，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他一边诉说着，一边解开衣服露出遍体伤痕。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承认“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 在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和法庭评议后，6月19日上午8时30分，特别军事法庭宣布判处铃木启久有期徒刑20年，判处藤田茂、上坂胜各18年，判处佐佐真之助、长岛勤各16年，判处船木健次郎14年，判处鹈野晋太郎、原秀夫徒刑各13年。 在沈阳审判的同时，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了两个案件。一个是富永顺太郎犯下的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华北特务案；另一个是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人犯下的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山西反革命案。经过山西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处富永顺太郎徒刑20年，判处城野宏徒刑18年，其余各罪犯分别被判处8到16年徒刑。 ( 辽宁日报 李明) [编辑： 钱文胜] 7 在审讯武部六藏时，因被告人患有重病不能到庭，法庭特派审判员到被告人住地进行讯问，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一同前往，充分体现了人民法庭的人道主义精神。 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对武部六藏等28名罪犯分别判处徒刑12到20年，其中，武部六藏判处徒刑20年，伪满洲国二号人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判处徒刑18年。 在1956年6月至8月间，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先后分3批免予起诉1000多名罪行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1964年3月6日，我国政府最后释放了3名服刑的日本战犯。至此，在我国关押的1100多名日本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时只有两岁的秦耀东对记者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蓄谋已久，对于这些日本战争罪犯，特别军事法庭是有充分理由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给以严惩的。但是，按照人大常委会《决定》中制定的原则，我国政府和人民仍然对他们从宽处理。这不仅体现了我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中国人民“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服人”的传统美德，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之情。 我国政府对在押的日本战犯所采取的宽大为怀的政策和特别军事法庭的公正判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铃木启久在宣判后说：“只有和平，人类才能幸福。我过去走的完全是破坏人类幸福的道路。”他表示：“今后我一定要成为保卫和平的一分子，加入和平阵营，以我的余生为和平进行努力。” 那些被我国政府宽释的战犯，更是感激涕零。战犯宫崎敏夫泣不成声地说：“我过去在矿山当电工，后来放下锤子，拿起枪杆，参加侵略战争，杀害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中国人民，污辱过像我母亲那样的善良妇女，杀死过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孩。这些罪行是不能饶恕的。但是，中国人民宽赦了我，还教育我怎样做人。我今后要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回到劳动人民队伍中去，来回报中国人民的恩情。” ( 辽宁日报 李明) [编辑： 钱文胜] 8 郭老说：“一些曾对国家提出的宽大政策不太理解的人，此时终于理解了中央从中日友好大局和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大局出发做出的这个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决策。” 针对今年出笼的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粉饰掩盖侵略罪行以及日本一些政要公开发表言论为二战日本战犯开脱罪责的行为，郭老说：“重温49年前那场正义的审判，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仍然那么触目惊心。忘记过去意味着要重蹈覆辙，温故知新，鉴往前行，无疑是对抗战胜利60周年最好的纪念。”(辽宁日报李明) [编辑： 钱文胜] 9（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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