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谎神探医疗困局调查

　　本刊记者 赵晓秋 实习记者 赵雪峰

　　2005年6月3日，“警界测谎神探”武伯欣身患肝癌，在肝移植手术时面对超过40万元的费用陷入困境，急需 救助的消息引起社会的关注，也牵动了本刊全体工作人员的心！

　　其中，“肝移植”为何未纳入“医疗保险”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有“神探”之称的武伯欣在一场肝病过后，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的职位退休。后因劳累等原因，肝病加剧。但当 他病倒躺在北京佑安医院，才知手术费、一个月的医疗医药费和后期排异费，总计需要40万元左右。这些费用都需要自筹。

　　这位在警界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顿时陷入医疗费的困境中。挚爱他的朋友们，不得不在网上发出一份募捐倡议。

　　中国警界的心理测试专家为何会陷入了医疗费困局？向社会募捐往往是弱者的行为，为什么武伯欣这种“国宝”级人 物也需以社会募捐的方式来渡过难关？

　　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于6月9日在北京佑安医院采访了武伯欣教授。

　　积劳成疾

　　预约的采访时间是下午2点30分，记者赶到医院时，武伯欣已早早地在病房的沙发上等待了。他看起来有点虚弱， 精神还说得过去。采访开始前，武伯欣示意记者戴上他早已为记者准备好的一次性消毒口罩。

　　实施器官移植的病人自身的免疫力非常低，为了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佑安医院为武伯欣安排了医院里最好的单人病 房，病床外间是专门的会客厅。对于医院提供的诸多方便，武伯欣十分感激：“每天500元的房费，医院特例给我减到了2 00元。”

　　“‘李鬼式’(单一使用美国的准绳测试法)的测谎方式，应该尽早抛弃，否则会破坏我国心理测试事业的良性发展 。”上面的话音刚落，武伯欣就开始谈工作。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谈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心理测试事业，对于病情，反而“避 而不谈”。这也似乎证实了外界对肝癌缠上武伯欣的解释——积劳成疾。

　　据武伯欣回忆，2005年4月25日在北京家里的时候，他就感觉肝部涨痛。但是，他已经答应当天赶到河南省南 阳市协助当地公安机关破4个疑难案件。他随即启程。这些案件疑点比较多，需要做犯罪心理测试的工作量很大。在南阳市， 武伯欣用了4天时间才完成测试工作。

　　4月28日下午，南阳市公安局的工作刚告一段落，他就带着止疼和抗癌药，赶到了湖北省汉阳监狱参加一个“为了 青少年的未来”的电视节目，与汉阳的未成年犯、未成年犯的家长以及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座谈。

　　4月29日，节目还没拍完，武伯欣得知山西晋城公安局的人已经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招待所等待自己几天了。晋 城公安局的此次北京之行，是因为晋城发生一起3口人被杀、被烧的案件。由于案发现场证据少，案件侦破难度大，为了破案 ，晋城公安局长亲自来北京请武伯欣去做心里测试。“如果这个时候又来一个‘李鬼式’测试，案件就又搞不清楚了。”虽然 此时他已感到肝部很不舒服，但在晋城公安局的坚持下，武伯欣还是直奔晋城。

　　4月30日、31日，武伯欣在晋城一共测了9个人，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31日傍晚，武伯欣回到北京后，晋 城警方告知他，案犯已经拿下。知道案件顺利侦破，武伯欣感到很高兴，也感到“一阵轻松”。但在此时，他也意识到“得检 查一下身体了”。

　　5月4日，武伯欣到佑安医院做了彩超检查，结果在投影像上，医生发现他的肝部长了一个3.3公分的肿瘤。北京 佑安医院肝胆外科肝移植中心副主任王孟龙对他说：“癌的可能性很大。”

　　对于这个“宣判死刑般的诊断”，武伯欣早有心理准备。“通常肝癌都是长期劳累的结果，我也逃脱不了”。他说， “焦裕禄不就是那几步嘛，首先是吃不好，睡不好；再是疼痛；然后是肝硬化；最后是肝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早在2003年春天，武伯欣在经过一轮异常繁忙的工作后，感觉身体状况“相当不妙”。当年6月，北京佑安医院 下的诊断是肝硬化。医生当时就警告他：“如果治疗得当，注意休息、饮食，这个病也可能好转；如果往坏处发展，就是肝硬 化出现腹水，导致代偿功能丧失殆尽。”

　　同样的情况在1999年初也出现过。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武伯欣也清楚：“无论做什么事都急不得累不得。”但 他念念不忘心中的梦：“在有生之年，把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推广应用研究进行到底，进行到生命的终点。”

　　为了这样的梦，他常年超负荷工作。“每结一个案件，我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支点。在前进当中，不管心理上、身体 上都应该有支点，这样才会有力量。”武伯欣谈到对办案的感受时深情地说。正是这一个个支点带给了武伯欣工作的力量，同 时也使他无暇照顾自己的身体，最终积劳成疾。

　　“神探”深陷医疗费困局

　　据北京佑安医院医生王孟龙介绍，实施肝移植的费用大概要40万元，其中肝移植的费用约30万元左右，移植后抗 排异的费用约10万元左右。这些费用还不包括移植病人和家属的日常消耗。

　　武伯欣是5月10日确诊为肝癌的。5月12日，他筹集了25万元住院费。5月19日，确定了肝源。为了不错过 最佳的手术时机，北京佑安医院肝胆外科肝移植中心主任卢主任和院方协商后，卢主任坚持即便手术费不够也要实施手术。

　　5月20日，佑安医院为武伯欣实施了肝移植手术。

　　武伯欣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特聘教授、深圳市人民警察学校特聘教授，1996年全国 公安科技先进个人，被誉为“中国警界测谎神探”，曾协助各地公安机关办理了很多案件，并著有《犯罪心理学》、《变态心 理与犯罪》、《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等专著。

　　一个拥有如此“显赫”身份的人，怎么会陷入医药费困局呢？

　　“我退休之前，每月可以拿到5000多元工资。”武伯欣说。加上一些讲课费和稿费，他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武 伯欣向记者表示，近年来这些积蓄陆续花掉很多，比如买房子花掉一大笔钱，现在西安读大学一年级的儿子的培育也是可观的 花销。“现在的孩子都参加各种培训班，还有一些特长培训，这需要投入很多。”扣除这些花销，武伯欣表示，从确诊肝癌到 实施肝移植手术只有10天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凑齐医疗费对他“实在是个难题”。

　　“我的职责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对于在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和深圳市人民警察学校进行讲课的主要目的，武 伯欣解释道。西北(兰州)本来就是个穷地方，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发展较慢，武伯欣就想在西部培养一些这方面的人才。

　　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答应给武伯欣的报酬是每月4000元，当时定了3个月的课程。但武伯欣表示，从2004 年9月份开始，他讲完课就回北京了，所以1个月的工资都没拿。而在深圳人民警察学校开设的关于犯罪心理测试的高级研修 班的讲课费一共有4000多元钱。“我就是想利用我的有生之年把美国这套东西(单一使用美国的准绳测试法)及时地制止 ，然后把中国自己根据实践提出来的理论，包括搞出来的实用的方法，尽快普及下去。我就这么一个愿望。讲课费不是目的。 ”他诚恳地说。

　　对于协助办理案件的费用，武伯欣告诉记者，按规定，在公安系统协助办案一律不收费。“我始终是公安系统的人， 我已经拿了国家的工资，不能再收公安基层的钱。”当然如果替公安系统外，如检法系统、部队等部门进行相关的心理测试， 是可以收取费用，一般是每测试一个人收500元，但武伯欣表示这部分钱是交给学校系部的。虽然2003年武伯欣从公安 大学退休后，测试收费就不用交给学校了，但是案件数比原来少很多。他觉得“帮大家一点忙是一种自我实现”，没太在乎钱 。

　　被曲解的社会募捐

　　在得知武伯欣的医疗费困局后，为了筹集武伯欣住院手术的费用，5月18日，由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 罗大华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起倡议，向该委员会下属的40多个委员会以及武伯欣曾经协助破案的12 0多个地方刑警大队发出了募捐倡议书。

　　“悲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医疗制度的一种悲剧。生命有救治的机会，但社会不能保证，我认为这也是社 会的一种悲剧。武老师是为了协助各地的公安部门侦破一些重大的疑难案件或久侦不破的案件，积劳成疾。但医疗制度仍不能 保障，真的是一种悲剧。”罗大华连用了三个“悲剧”表达了武伯欣在无力挽救自己而被迫向外界寻求援助是一种怎样的无奈 和悲凉。

　　“考虑到武伯欣老师对我国犯罪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的贡献，及他面临的经济困难，我们应当伸出爱心友谊之手，帮 助他发起这个募捐。”作为武伯欣的师长和朋友，罗大华教授向记者解释了发起募捐的原因。

　　于是，武伯欣的一些同学、朋友、学生，还有以前协助办过案子的公安局，都纷纷寄钱来。

　　“武老师去办过案的河南两家公安局，经费那么紧张，还凑了2000元钱给我们寄来。”武伯欣的夫人董保荣说到 此眼睛红了，“武老师那些各地的学生也是几百、一千地寄过来——他们的工资都不高呀！”

　　“我们只是想通过倡议，让熟悉武老师的朋友和学生知道武老师住院这件事，这也是我们的一项优良传统，我们不是 要搞成全社会的募捐，主要是朋友圈子里的一种关爱形式。”具体负责募捐事宜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马皑强调发起倡议的目 的只是一种关爱形式。马皑告诉记者，各地捐款已收到4万多元。

　　对于现在演变成一种社会募捐，罗大华这样认为：“这不能说与募捐的初衷相违背。这是大家对武伯欣老师的一种关 爱，也是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家。”

　　在采访中，董保荣女士告诉记者，社会上一些陌生人也献了爱心，桩桩件件都让武伯欣感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曹 文(音)女士特意来医院看望武伯欣，并带来了5000元。曹女士的丈夫也是肝移植患者，但其丈夫的单位解决医疗问题， 所以曹女士把自己的钱捐给武伯欣。此外，还有人送1000元，有的邮寄来200元等。他们都很关心武伯欣的病情，希望 武伯欣早日康复。

　　武伯欣十分感谢大家对他本人的关心。他想通过本刊告诉那些关心他病情的人，他每月还能收入2970多元，其爱 人也有近1000元。这样平时的抗排异医疗费和药费可以靠他们自己维持一段时间。“我不属于弱势群体，在一定时期内的 各方捐助已帮我解决了一部分困难。”武伯欣的儿子也表示，全家再坚持一下，就可能度过这个难关，不再需要大家的捐助了 。

　　尴尬的肝移植

　　2003年，武伯欣提前退休。他曾工作过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测试中心告诉记者，武伯欣现在归老干部处管， 该校程书记告诉记者，学校专门让校医院院长和老干部处处长到北京市医保中心咨询过，答复是，按照国家规定，肝移植费用 只能全部自费。

　　据记者调查，北京劳社医发[2002]62号《关于减轻特殊疾病患者医药费负担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只涉及肾 透析、肾移植、恶性肿瘤及精神病患者，没有包括肝移植患者。《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中“建立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 ”中，也不包括肝移植，仅涉及恶性肿瘤患者的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 、肾透析、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的门诊医疗费用，并规 定了支付的最高额为10万元。

　　佑安医院医生王孟龙介绍，中国是个肝病大国，肝移植的需求量很大。中国每年死于肝病的患者有二三十万人，如果 选择肝移植，很多人可以延续生命。然而，医疗制度的缺失却阻碍了肝病患者的治疗。据其介绍，自2004年，北京佑安医 院肝移植中心建立以来，共做了50多例肝移植手术。更多的病人因负担不起医疗费而放弃了肝移植手术。而在已经做肝移植 手术的患者中，除部分是商人外，也有一部分是在本单位担任一定职位的人。

　　王孟龙告诉记者，6月初，“北京市肝移植受者联谊会”成立，他们正在呼吁建立相关的制度解决肝移植患者的医疗 保障。

　　6月13日，记者拨打北京市医保咨询电话询问关于肝移植医疗费用的有关政策，但该咨询电话一直没人接听。事后 ，记者又拨通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咨询电话，一咨询员告诉记者，关于肝移植医疗费用的医保政策，要看其所需药品是 否属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随后，记者查找了《北京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只看到肾透视、肾移植患者可 以报销的药，没有提及肝移植。

　　“肝移植的费用在移植类中并不算最高的，而别的都可以报销一部分，为什么肝移植不可以呢？”作为医生的王孟龙 百思不得其解。

　　对此，武伯欣也不能理解，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人民公安报》的编辑正在起草一个内参，正把我实施的肝移植 作为全国的一个个案”。武伯欣说：“通过对这个个案的分析，希望能从制度上彻底地解决大量肝移植受者的医疗费问题。”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7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