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洪阁 收藏证据点燃希望

　　-本刊记者/旺达 摄影/杨新跃18年来，詹洪阁收藏的抗战题材文物已逾万件，这些发黄的史料、斑驳的实物 ，记载了一段中国苦难的时代，如今成为日本侵华的铁证。对于詹洪阁而言，收藏已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更成为他内心一种崇 高的责任。

　　1931年9月18日，随着沈阳北大营炮声的响起，日本关东军开始了对沈阳城的正式进攻，进而侵占了整个东三 省。为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东三省的军民成立了东北抗联

，在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批将领的带领下，坚持了14年的 游击战争，先后进行了1000余次战斗，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日本右翼极力否认侵略史。的今天，散落在东北民间的大量 文物，成为日军罪行最有力的证明。

　　在沈阳，詹洪阁就是这样一个专门收藏“罪恶证据”的人。中国五大著名抗战题材收藏家中，他是最年轻也是最引人 关注的一个。他不仅定期向抗战纪念馆捐献珍贵的藏品、深入研究东北抗日历史，还曾带着自己的藏品远赴纽约，举行了日军 罪行展，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收藏之初

　　按照詹洪阁的指引，记者来到位于沈阳市区西南的日本领事馆门口，四下张望也没见到他的影子，正在纳闷儿，对面 居民楼上传来一声宏亮的招呼：“我在这儿！”

　　循声望去，詹洪阁正站在自家窗户前对着楼下挥手。这片居民楼应该有些年头了，显得斑驳陈旧。天气炎热，爬到五 楼已经大汗淋漓。

　　詹洪阁是典型的东北人性格，不拘小节，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记者在客厅里小憩片刻后，进入他的工作间，书架和 地上的大部分空间都被一摞摞发黄的旧书籍占据。

　　从屋内简朴的陈设可以看出，詹洪阁的生活并不富裕，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的收藏以史料为主，这种收藏不像 古玩字画那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有经济价值，但我认为它的社会意义是深远的。至少，我从民间保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可以留给我们的后代，让他们了解那段历史，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971年出生的詹洪阁，自幼酷爱收藏，古钱币是他最初的收藏品。还在他七八岁时，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位女同 学踢的毽子正好落在他面前，他捡起来看了看，做毽子的“铜钱”跟自己家里的差不多嘛！等到从家里翻出“铜钱”来看时， 詹洪阁发现，自家“铜钱”上的字跟同学毽子上的完全不一样。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收集钱币一类的东西。

　　在收藏方面上取得今天的成就，詹洪阁表示要感谢的人很多。“古钱币之后，我开始对纸币产生了兴趣，我跟母亲到 亲戚家去串门儿，在那儿发现了几张民国时期的纸币，我跟亲戚要，被母亲阻止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那几张纸币。”

　　“后来我自己偷偷去了一趟亲戚家，他们就把纸币送给我了。这些都是偶然，但如果当年我的同学和亲戚都拒绝我的 要求的话，可能我从儿时就已心灰意冷地放弃收集爱好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詹洪阁开始痴迷老照片的收藏和研究，十几年来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各大主要城市，收集到由晚 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图文资料上万件，其中大部分都与东北抗战有关。这些不辞劳苦从民间得来的藏品弥足珍贵，其中一些 在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也难得一见——比如他收藏的辽宁省爱国人士杜重远在上世纪30年代创办的《新生周刊》，从创刊号 到停刊号总共57本，这在国内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寻访“九·一八”遗迹

　　记者与另外一路从南方赶来寻访“九·一八”遗迹的同行，在詹洪阁家中不期而遇，采访临时中断。在詹洪阁的邀请 下，记者有幸在当天下午，跟随沈阳的几位专门研究抗日战争的学者和亲历者一起，寻访了“九·一八”事变中几个最具纪念 意义的遗址。

　　詹洪阁说，这些年他不但从收藏中获得了乐趣，更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增长了知识，闲暇时他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不 乏纠正人们对历史错误认识的篇章。他和“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崔俊国等人，曾最先考证出沈阳沦陷时期十大标志性建筑 的准确位置。

　　顶着炎炎烈日，一行人来到了位于沈阳北大营附近的“北大营战地纪念碑(馆)”遗址，詹洪阁介绍道：“‘九·一 八’事变在日本叫做‘满洲事变’，在日本关东军占领北大营之后。1938年，为了记录日军的‘战功’、鼓舞‘士气’， 他们修建了这‘一馆’、‘一碑’，并且把攻打北大营所使用的枪炮都陈列在纪念馆内。”

　　顺着詹洪阁手指的方向望去，面前是一排新盖的楼房，与之相对的是一个露天垃圾场，人所到之处惊起苍蝇无数。詹 洪阁指着垃圾场四周2米左右的围墙，告诉记者：“这些就是纪念碑的碑座，对面的楼房就是以前纪念馆的所在地。”

　　说着话，他拿出一本当时的旧画册，画册上完整的“一馆”、“一碑”的外围环境以及所处的位置，果然跟现在楼房 与垃圾场的方位相吻合。过去日军为了彰显“战功”而修建的纪念碑碑座，几十年后被毫不知情的沈阳市民“废物利用”，用 来堆放生活垃圾，这实在是个绝妙的讽刺。

　　有关这处遗址的考证工作，詹洪阁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经过近10年的考证才最终确定。日本投降以后， 那座曾高高耸立的“纪念碑”被愤怒的沈阳人民推倒，如今正静静地躺在“九·一八”抗战纪念馆的门口。

　　之后，詹洪阁又带我们来到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第一发炮弹落下的地方，由于年代久远这里已建成了铁路 ，记者只能从他的描述当中，判断一个大概的方位。

　　离开时，正巧遇到铁路工人为铁道两旁安装铁丝网，詹洪阁拿出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边拍照边喃喃自语：“幸亏今天 又赶来看了一眼，等护栏都装好了，再想来看都看不到了。”

　　问他为什么要拍照，詹洪阁皱起了眉头似乎在思考。良久，他缓缓开口：“其实，我搞收藏和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教育后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带给我们民族的伤痛是几代人都难以愈合的。原来这些地方几乎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是我们经 过测算和图片对比才确定的地点……这些地方是应该被东北人乃至所有的中国人记住，这是日本关东军打向沈阳的第一发炮弹 的着陆地，应该让后代记住这些灾难，同时记住我们抗战的艰难……”

　　收藏与感动相伴

　　搞收藏的这些年，詹洪阁尝尽了路途的劳顿，北京、上海、广州是他搜寻藏品的“主战场”。所得的藏品，除了与全 国各地的藏友们交流，他还数次向“九·一八”抗战纪念馆等单位捐献。

　　“对于很多人来说，收藏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投资，但我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认为收藏其实也是一 套大百科全书，在这个过程中，我增长了知识，结交了朋友。在我看来，收藏的最高境界在于研究和考证，能够根据得出的结 论，纠正或者填补历史的空白。还有，收藏可以把个人情感融入其中，我认为自己的收藏能带给人们很多追思和记忆。”

　　1997年，詹洪阁曾在广州得到一本抗战时期的毕业纪念册，上面留有1942年间，东北大学一个名叫吴标元的 毕业生送给同学夏原的赠言。一提到纪念册，詹洪阁立刻从椅子上起身，到窗台上的相册里去找他拍摄的纪念册照片。他有一 个习惯，无论走到哪里、遇见什么人都喜欢用相机留住某个瞬间，他说这也是一种收藏。

　　“纪念册上还有吴标元的照片，带着博士帽儿，人长得特别精神，他在留言当中勉励同学夏原‘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和日寇抗争到底’。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还我河山’……”终于詹洪阁从一摞相片中，找出了纪念册的那一张，果然如 詹洪阁所言，带着博士帽的吴标元意气风发，字迹刚劲有力。

　　“2003年，是东北大学80周年校庆，我打电话询问老东北大学有没有一个名叫吴标元的人。他们说有啊，这个 人还健在，目前生活在上海。我听了以后特别激动，如果他到沈阳来参加活动，我一定去拜访他。”

　　让詹洪阁感到遗憾的是，他企盼许久的吴标元老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没能来到沈阳。那年11月，他借到上海为 巴金先生祝寿之际，专程带着那本纪念册，赶到吴先生位于浦东的家中拜访。看到当年送给同学的赠言，在辗转了60多年之 后，又回到自己的手中，吴先生感慨万千。

　　“我走的时候下了很大的雨，80多岁的吴老先生坚持送我走到很远的地方，他还送了我一把雨伞，我一直没舍得用 。其实在我的收藏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故事，但这一件值得我一生感动。”

　　拒绝高价收买

　　2001年8月，詹洪阁带着自己多年藏下的珍贵史料、文物远赴美国，先后在旧金山、纽约等地展出。这次展出， 使詹洪阁成为民间抗战题材赴美展出的第一人。这次展览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和互动，还不如直接称其为“日军侵华的 罪证展”，几乎展出的每一件展品都与日军的侵华事实相关。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篡改历史曾出版了一套《关东军纪念写真贴》大型画册，分五册记录 了1931年到1934年间日本部队在东三省的主要活动情况。这本画册收录了2000多幅图片，内页使用铜版纸，印刷 十分精美，由于当时限量发行，又仅限于关东军内部，留在中国民间的数量非常小。

　　当詹洪阁从一位藏友那里得知，三位分别居住在大连、铁岭和沈阳的人手里存有这本画册的消息后，他前后花去6年 的时间，才把这套日军侵占东三省的史证收集完整。

　　随着詹洪阁在收藏界越来越响亮的名气，慕名而来的藏友也络绎不绝，这些人中有来参观的、交流的、请他鉴定的、 也不乏到他家来“收”藏品的。

　　2001年，一个日本人敲开了詹洪阁的家门，在看过了那套《关东军纪念写真贴》之后，提出了购买的意向，被詹 洪阁拒绝了。之后，他又几次加价，希望詹洪阁可以转让。

　　“这本画册是这些年来，我最重要的藏品之一，是无价的，我不可能转让给他。但我能感到他的友好，为了不让他失 望，临走时我送了另外一套资料给他。”

　　希望之路

　　詹洪阁的收藏很广泛，有十几个门类，除了众所周知的抗战题材，还收集有关党史、铁路史、军事史的资料，对有关 中国近代婚姻文化“百年婚书”的收藏，还使他成为该记录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首创者。

　　回首18年收藏之路，詹洪阁说他走得很艰难。“我所涉及的收藏很少有大的经济回报，不像古玩字画转手就可以卖 掉，所以这么多年来，既要继续收藏事业，又要维持家庭生活，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他曾从事过很多行业，做过小生意，也开过服装厂，当年积攒下的钱，都陆陆续续变成了藏品。很多人带着文物来找 他，都是明码标价的，动不动就成千上万，没钱买下的境况让詹洪阁很苦恼。

　　“真正搞收藏的人，可能都不是有钱人，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做一种抢救工作，很多好东西不及时留住，很可 能就会流落到国外或者永远在民间流落下去，直到消失……”

　　说到这里，詹洪阁的两道浓眉蹙在一起，依稀能够窥见他内心的挣扎。“总的来说，我在收藏的道路上，得大于失， 它是我一切生活和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龄人当中，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很少有人赶得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

　　几年前，沈阳成立了“九·一八”战争研究会，詹洪阁目前担任着副会长的职务。研究会的其他成员都是已经退休的 老同志，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在研究会里，詹洪阁与沈阳著名学者张一波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寻访“炮轰北大营”历史 遗迹的路上，这位70高龄的老教授向同行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看到了詹洪阁，就看到了希望。”

　　“我周围的朋友都是年长我许多的老前辈，我的爱好决定了我与同龄人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九·一八’战争 研究会中，每年都有老同志去世，他们在世时是一座座活的资料馆，一旦去世，他们也带走了关于那段历史最真实的创痛感。 ”

　　“关于抗战史，你不研究就感受不到它的价值，一旦走进来就很难再放下。”这是詹洪阁收藏并且研究抗战题材文物 的心得，或许，也是他之前提到过的“责任感”。

　　正像他所担忧的那样：当时间再飞逝几十年，如果没有人自愿保留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留下的“罪证”，我们拿什 么去告诉听着周杰伦、说着嘻哈、喝着可乐长大的一代，曾经发生过的有关我们民族对抗侵略者最惨烈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