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民吕福山状告交警５年终于讨回自己被没收的三轮车，并获交通费补偿278．1元。（详见本报7月17日09版）
无论这场官司打了多长时间，无论结果在吕福山看来是如何的不尽如人意，但官司总归是赢了，这是“质”的胜利。然而，如此一桩案件的进程，却再度引发人们对“法律成本”的思考。有网友在新闻后面留言道，5年讨回一辆三轮车，这是胜利吗？令人高兴吗？这确
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一个普通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如此之高，这怎么能行？
就此案而言，既然三轮车已经被判返还，那么显然交警队一开始作出的处罚决定就是错误的。既然如此，交警队不做出一定赔偿，这妥当吗？三轮车被无端扣压，显然已经影响到吕福山的收入，怎能不对其潜在损失给予一定的赔偿？这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吗？
在我看来，本案中交警队的违法成本显然过低。就一般道理推论，如果违法的成本过低，那么一些人、尤其是执掌公权的人就可能不怕去违法；而与此同时，一个违法成本较低的环境，往往可能是维权成本较高的环境———5年官司打下来，仅仅是收回自己被没收的那辆三轮车了事，如果仅从“经济人”（而不是“权利人”）的角度，这样的官司对个人显然是不合算的。如果这样的事屡屡发生，不免让人担心，这会不会让人们渐渐失去对法律的信仰？
说到底，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就不能让普通公民依法维权的成本居高不下。
摘编自《工人日报》7月19日文/郭之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