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大一沙龙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5日07:48 三秦都市报

　　和大屠杀、细菌战并列的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三大罪恶，不但是对中国女性的侮辱，也同样是对世界女性的侮辱，给包括日本女性在内的亚洲受侵害国家女性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创伤。

　　口述者：林令娣

　　年龄：81岁

　　身份：上海市民日军第一慰安

　　所旁住户

　　地点：上海市四川北路

　　东洋人进了上海，我家旁边的这栋房子就成了“档子”（妓院）了，还都是高级“档子”。那时候的路很窄，但每天有很多汽车往那个院子里开，进出的也都是东洋兵，“生意”很好，中国的老百姓根本进不去。直到后来日本投降了，里面都空了，我们才有机会进去过，“档子”里面的房子被分割成一间一间的，大致七八个平方米一间，因为本身就是用木料简易分割成的房间，所以根本不能起到隔音作用。

　　离这里不远的东宝兴路上，也还有一家“档子”，其中有个名字叫“大一沙龙”，也都是东洋兵才能进去的。

　　这个“档子”是东洋侨民开的，刚开始时里面妇女不多，好像都是东洋人，过几年又有了朝鲜人，临到日本人投降的那几年，才知道里面确实还有从乡下抢来的中国妇女。

　　虽然是抢来的女人，但听说东洋兵来这里，也是要掏钱的。

　　印象里，“档子”的生意好的不得了，东洋兵有的坐车，有的走路来到这里，好像要在里面领个牌号，然后开始排队，人多时队伍会排出过道。

　　几乎每天都可以听见从里面传出来的让人头皮发麻的嘶喊声，真不知道那些妇女遭得是什么罪。感觉上，那些穿着黄军装，个子不高的东洋兵都很嚣张，因为喊声中不只是女声，还有他们的声音，有时还有人吹口哨。那年我还年轻，住在这里感觉到很羞愧。

　　我们家原来就在这“档子”旁开着小铺子，售卖木桶、木盆等，经常有管理“档子”的东洋兵来我家铺子里买木盆和木桶，说是给慰安妇洗澡用。

　　1945年，东洋兵投降的时候，“档子”里每天都有人哭着喊着，最后东洋人开着卡车走了，走的时候很多老百姓站在路边往他们车上丢鸡蛋和菜叶。那些妇女也都走了，不晓得去了哪里。

　　慰安所记忆

　　林阿婆的回忆是零星的，但她正在讲述历史的地点，正在当年一所慰安所门前，并且离当年侵华日军第一慰安所——“大一沙龙”的距离，不超过300米。而今这座曾被侵华日军当作慰安所的房子，正在拆除中。

　　“大一沙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得出这一结论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由于多年研究慰安妇问题，苏教授现在还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苏智良教授在日本留学期间，由于发现了一张黑白照片，从而走上了研究慰安妇问题的道路。这张照片上有两排日式木屋，中间是碎砖铺就的路，一个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正准备进入“慰安妇”的房间。旁边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

　　看到照片后，苏教授首先从杨家宅慰安所查起。杨家宅慰安所是当时最出名的一家慰安所，可经过走访和对比照片发现，杨家宅慰安所的实际位置在东沈家宅。通过调查，苏教授还发现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事实：位于今天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竟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东宝兴路125弄1号，一栋二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　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经营者“看准了生意”，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125弄2号、3号　，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慰安所。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为了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提供性服务，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其中就有“大一沙龙”。随后“大一沙龙”被定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了扩张。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有艺妓279人、“慰安妇”163人。

　　由于对“大一沙龙”的服务模式满意，日海军率先开始的慰安制度由此在中国推广开来。1938年1月13日，由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位于上海东北角的“杨家宅慰安所”开业。104名日本和朝鲜少女成为杨家宅慰安所的第一批慰安妇。“大一沙龙”和“杨家宅慰安所”的式样都是日本和式。有的慰安所有10个小房间，每个房间的面积约4个半榻榻米大小，约合7平方米；房间里面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房门上写着编号，并钉有插“慰安妇”名字的金属牌。

　　从当时执行“慰安妇”体检任务的日医麻生彻男摄下了《慰安所规定》照片上可以看出：慰安所只限陆军军人、军方聘用人员入场，入场者须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

　　侵华战争使中国成为日军慰安制度的发源地：在时间上，日军在上海建立了世界第一家慰安所，而且上海慰安所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在人数上，中国有20万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是日军慰安妇最主要的来源；可以说，中国妇女是日军慰安制度最严重的受害人群。

　　从这时起，许多中、外籍女子被迫踏上了“慰安”这条屈辱的不归路，慰安制度并非只是对中国妇女尊严的践踏，更是对全世界妇女尊严的践踏。

　　“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按比例1∶29或1∶37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该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制度化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苏智良教授说。

　　艰难的索赔

　　从山西老家走了3天，然后从县城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坐飞机到日本。79岁的老人郭喜翠近10天来要不断奔波，这已经是第三次去往日本。从1996年到现在，郭喜翠为诉讼已经走了近10年。

　　1996年2月，中国慰安妇告日本政府的案子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包括，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公开谢罪并赔偿。2002年3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原告败诉，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败诉。之后，原告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二审诉讼。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犯罪责任问题的追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仅是在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的被害国，即使是在日本，这一追究也相当活跃。而日本在战争中强征日本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妇女作为“慰安妇”的行为是追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康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副组长，已经代理了很多抗战期间被掳劳工和慰安妇的案子，这次郭喜翠的诉讼是中国大陆慰安妇案子的第二批诉讼，第一批诉讼有4名原告。

　　到目前为止，慰安妇诉讼无一胜诉。

　　在战后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审判中，慰安妇问题已经作为日本的侵略罪行受到审判，但是只限于在个别的审判中。在印度尼西亚的法庭上，曾经审判了日军强抓荷兰少女和35名女性到慰安所的“斯马兰慰安所”事件。当时作为被告的12名日本军人，除两人无罪外，其他人分别被判7至20年不等的徒刑或死刑。此外，在美国的关岛、中国的太原、南京以及徐州，也各有一例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审判。但这些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强征大量慰安妇的实际相比较，那样的审判是远远不充分的。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时许多被害国都就慰安妇问题提出了证言，特别是曾经被强征了大量慰安妇的朝鲜和中国台湾，曾经建立过大量慰安所的菲律宾，但是在东京审判中却根本没有触及这一问题。因此，慰安妇问题应当说是战后遗留的问题之一。

　　2005年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世界上最年长的侵华日军性奴隶“慰安妇”幸存者朱巧妹在上海崇明县庙镇家中去世，终年96岁。

　　二战时期“慰安妇”幸存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日本的诉讼，与郭喜翠同一批起诉的，还有另外一位原告，但目前已经离世。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起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