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
1800年，形势对美国联邦党人急转直下，先是国会选举失败，接着总统大选败北。而正常的政党轮替，更引发了
一桩法官打败总统的奇案。
离任前，联邦党亚当斯总统 “突击提干”，大举任命联邦党人。但时间仓促，已被
任命为联邦首席大法官的前任国
务卿马歇尔竟然没能把部分委任状及时送出。继任的杰斐逊总统立刻命新国务卿麦迪逊将这些委任状“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
圾一样处理掉”。结果其中一位马伯里较真了，到最高法院起诉要求上任，是谓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但当时的最高法院
既无钱亦无权，以总统为后盾的麦迪逊毫不理睬，马歇尔一度进退两难。毕竟该案涉及之广，世所罕见：国家利益、宪政构造
、党派之争、个人感情……
总统签字、国务卿盖戳的委任状当然有效，拒绝发放自属侵权，法院必须为他提供法律救济。但出人意料的是，马歇
尔并没有向麦迪逊发布强制令，而是说马伯里告错了地方：根据宪法只有涉及大使、公使、领事等外国使节或州政府为一方当
事人的案子时，最高法院才有初审权，对于其它案件则只有上诉审理权。可马伯里辩称，《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规
定说“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向联邦政府现职官员下达命令，命其履行其法定义务”。但马歇尔突出奇兵：该条例非法扩大了
最高法院的权限，与宪法相冲突因而无效。他论证道：“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责任。”
这个案子可了不得了，不仅第一次系统阐明了联邦最高法院对国会立法的审查权理论基础，而且第一次将之付诸行动
。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从此违宪审查就成了一种制度，司法也真正开始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从此，也正如17
0年前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在美国司法制度如此深入人心，鲜有政治问题最后不是变成法律问题的。
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相隔200年后，当布什与戈尔鏖战，大选难产时，这一切又得到了印证：不少国家恐怕早
已诉诸军队与武力，而美国最终却诉诸于法官与判决。
那么，为何200年前的一个判决竟然会有如此影响？判决为何会有如此分量？
从程序上说，判决的分量在于其制度的支持，当今大多数国家都确立了司法审判制度，而司法裁决必须要由判决来实
现。因此，判决的分量还来源于判决制度背后的法律制度，它的分量就是法律的分量，而法律的分量则又是国家的分量。然而
，有了这些也只是万事俱备，仍欠东风。因为，判决的分量还来自于法官的智慧与勇气。法律与判决还必须在体现社会正义，
获得正义所提供的分量。
但好判决的制作却是如此之难。同样在美国，也曾有过维护种族歧视与奴隶制的判决臭名昭著，在中国从古至今无数
冤案中的那些判决，也曾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个坏的判决不仅会伤害个案的当事人，同时
它也浇灭了人们寻求正义的最后一丝期待，并破坏人民对法律的根本信任，从而滋长社会的离心力甚至使社会瓦解。长期以来
，许多人希望法官成为法律的自动售货机，他们以既定的法律来适用于事实，通过简单的三段论来推出判决。也有人认为，法
律完全是法官的主观认定，判决案件完全要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的法官不仅仅是裁判者，他还是立法者。然而，前者的问
题在于法官永远不可能成为判决的机器，而后者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推崇却又明显有悖于民主社会的权力划分。因此，法官始终
在这两极之间游走。但可以肯定，如果一份判决是有分量的，那它必定要体现并依赖于国家的分量、制度的分量、法律的分量
、正义的分量以及法官的智慧与勇气。一句话，它必须是个好判决！(特别报道见6、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