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陈漱渝
看到今天在场的学者中，有不少人来自韩国，感到非常高兴。中国人讲“韩流滚滚”，是指音像商店出售韩国流行歌
坛的磁带和CD，电视荧屏上播放韩国的连续剧，马路上韩国出产的汽车鱼贯而行。没想到，在中国举办的鲁迅学术研讨会上
，竟然也能看到这么多的韩国学者。
其实，出现今天的景象并非偶然，而是鲁迅研究这门学科在韩国深入开展的生动反映。虽然韩国的柳树人先生早在1
927年8月就在汉城的《东光》杂志发表了用韩文翻译的《狂人日记》，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韩国研究鲁迅的论文可以
说是寥若晨星。这种状况完全是当时日本的殖民当局和韩国的反共政权造成的。据1941年初出版的《朝鲜总督府禁止单行
本目录》，我们知道鲁迅著作的若干中文和日本版本曾在韩国秘密流传，但全部又都作为禁书被查禁。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韩国的鲁迅研究才日益向纵深发展。
韩国的鲁迅研究在上世纪末接受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影响，但首先接受的是来自日本的影响。1920年11月《开辟
》杂志刊登的《以胡适为中心漩涡的中国文学》，其实就是译自日本青木正儿的同名文章。韩国民主运动领袖李永禧接触鲁迅
著作，也是通过日本竹内好先生翻译的《鲁迅文集》———1987年，这套6卷本的鲁迅著作日译本终于被译成了韩文。但
日本有些劣质的学术著作也被引进到韩国。比如日本南云智教授撰写的《天国在女人的胸怀里———鲁迅与五个女性》，在日
本并没有出版的机会，但却被郑圣镐先生译成了韩文。我在日本访学期间，作者曾将这本书签名赠送我。
我发现，这本书的大胆和武断令人吃惊，的确充满了“有关男女关系的不实的妄想”。例如，在他看来，鲁迅跟许羡
苏、山本初枝的关系都十分暧昧，而许广平为夺取“鲁迅之妻”的宝座而对鲁迅之死感到“高兴和得意”。他甚至毫无根据地
说，鲁迅日记手稿都是修改重抄过的。
这当然是鲁迅研究领域出现的十分个别的现象。就总体而言，鲁迅研究在韩国的开展不仅是健康的，而且是越来越深
入而广泛。究其根本原因，是两国国情的基本相似。中韩两国不但在上世纪面临着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抗独裁统
治，争取民主政治的共同任务，而且在本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中同样面临着祖国统一和维护民族主体性的任务。正是基于这种共
同点，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期间才对洪日教等六名韩国留学生作出了免费入学和考试从宽等优惠决定，
鲁迅才会跟金九经等韩国学人保持了友好的关系———时至今日，我还在重庆歌乐山抗日战争陈列室中看到了金九经的照片。
同样的道理，韩国民众也才会在反抗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的民主运动中想起鲁迅的教导，韩国的思想家和民众领袖也才会
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思考鲁迅的文学。
记不清是哪一位作家说过：“蚕吐丝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鲁迅握笔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的文学会
产生超越时空的影响。但是由于他学识的渊博，技巧的卓越，阅历的丰富，对人类病态的敏感，对人性丑恶的洞察，对国家、
民族、民众责任感的执着，特别是他能够以坚韧的战斗精神在不自由的人生境遇中顽强地追求着心灵的自由，以致严酷的白色
恐怖居然也成为了他的题材资源，如磐的黑暗居然也成为了他抗争的动力，这样就使得他的创作真正达到了天马行空的境界，
达到了形而上的永恒。从特定意义上，我认为可以把鲁迅作品视为中国人的精神档案，把鲁迅称之为“东亚的精神之父”。正
如朴宰雨教授指出的那样：“鲁迅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我们至少可以说他确实属于东亚细亚。”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同时又处于改革开放的高风险期。中国GDP的持续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与此同时人居环境却日趋严峻，人际关系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不少人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产生了幸福感的
寡淡与缺失。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去年已超出两成，并有小幅度飙升的迹象。这就使得我们在反思中国发
展模式的过程中，也在进一步关注鲁迅文化遗产的当代意义与价值。我感到，对文学经典的研究应该跟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接
触并相互作用，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正确处理学术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代性的关系。我不知道韩国和东亚其它发展中
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同样出现了鲁迅生前就为之忧虑的精神流失现象？在从泛政治化走向世俗化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否能
使鲁迅著作作为东方人的心灵史和精神传统在价值重建过程中更充分地发挥作用？韩国学者徐光德先生有一篇论文，题目是《
东亚精神史上鲁迅的意义》。我希望中韩两国的学者深入交流，寻求契合点，共同完成好这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