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下民间救护者在奔走(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6日07:01 重庆晚报

　　抗战首都，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专在空袭时出现，冒着被轰炸的危险，穿梭于重庆的大街小巷。他们抓汉奸、捉小偷、防毒气、抬尸体、将孤寡弱小护送到安全地带……他们奔跑于炸弹之下，行走于生死之间，是战时重庆的街头保护神。

　　如今，已经没人记得他们来自何方。记者在尘封的档案里，仅查到了以下资料：战时重庆防空机构，有重庆市防空司令部下属防护团、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以及陪都空袭服务总队等。记者几经周折，除了找到两位幸存的老人外，历史对他们的记忆，也许就只有那两行简短的字句。而据幸存者描述，当时，这些奔走在炸弹下的民间服务者多达上千，部分人就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

　　战时命如蝼蚁，历史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庆幸，我们尚能从幸存者口中再现当初的数个瞬间，首次用感动的目光，去追寻他们的遗迹——

　　防护团·高荣彬抓到汉奸往死里打

　　抗战时除了军队、警察等吃皇粮的队伍，在重庆维持社会治安的还有什么人？82岁的高荣彬老人自豪地大声回答：防护团。

　　防护团类似今天的联防，它与联防最大的区别是，队员们专挑空袭时工作——抓趁火打劫的、帮孤苦无私的，以防止汉奸作祟，减小轰炸损害。“大隧道惨案期间，是我们防护团劈开了隧道的洞门，让部分人死里逃生。抬尸时，是我们首当其冲，和警察、民工一起把成千上万的尸体运往掩埋地，为维护战时生活秩序作出了不菲贡献！”炸弹底下抓汉奸

　　1938年高荣彬加入防护团，纯属无奈之举。做皮鞋生意的高家实在承担不起繁重的苛捐杂税，让十多岁的高荣彬参加了防护团，以获取免税待遇。“防护队员名额按户籍分派，每家出一人。防护团下设十七、八个队，每队分片区负责。”

　　高当时负责的区域，途经铜鼓台、锣马店、石灰市、和平路至棉絮街，全程近两公里。敌机轰炸时，他和队友就穿着防护服，裹着绑腿在这一带巡逻。而他们的巡逻方式令人发汗：在大家都在疲于逃命时，只有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在穿逗房下出没。炸弹来了，他们就往桌脚、屋檐下躲；炸弹一停，又爬起来继续巡逻。部分防护队员由于躲闪不及，死在日机炸弹下。

　　“汉奸坏得很，飞机一到就到处放火，或是躲在某个角落里拿镜子往天上反射，给敌人通风报信。”高荣彬说，日军有一种“乌棒”飞机专挑晚上偷袭，“这是因为晚上反射信号特别明显。有时候隔河一望，南岸一带到处是星星点点的信号。”

　　高荣彬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轰炸时抓汉奸。“他们大多是平头百姓，穷慌了，就给敌人报信。可这是拿人民的命换钱啊！我们那个恨啊，一抓到这些人，就往死里打。还有的汉奸放了信号没来得及跑开就被炸死了。报应！”万人堆前抬尸体

　　上个月，高荣彬专程从南岸赶到较场口“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64年过去了，我还能闻得到当年那股血腥气，听得见当年那些人垂死的呼吸声。”说到这里，老人的眼圈红了。

　　1941年6月5日傍晚，24架日机对市区主要街道和居民区轮番轰炸长达近4个小时，致使较场口大隧道内三千余避难者窒息而亡。“6日早上10点，我的一个朋友才在离洞口十几公尺深的地方找到他的亲人。周围的尸体叠了两三层，身上到处被咬出白印印。朋友后来不敢进去了，劝我：‘里面有些人还没死，进去了小心被咬住脚不放。’我说，不怕！”

　　于是，高和队友们裹着绑腿（为了防止“咬脚”），踩着尸体进洞了。为了抵御那刺鼻的恶臭，他们不得不在嘴上抹上老白干、戴上防毒面具。“6日下午，我们开始抬尸体，两人一组，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把人像猪儿一样甩在‘轿儿堂’（四轮卡车）或是板板车上，再从十八梯路运往朝天门河坝。很多尸体衣服裤儿都没穿，银元、耳环散落一地，被民工们用箩筐运出上交给政府。”

　　就这样，防护队员与警察、民工一起整整干了三天三夜，才将三千多具尸体从朝天门转运到江北寸滩黑石子等地掩埋。“可以说，我们防护队员承担的风险、付出的代价，一点也不比拿枪上阵的战士小！”

　　目前，高荣彬老人已参加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我在防护团的那段历史，防空司令部军需官张学正（现86岁）可以为我作证。而我，就是当时日本轰炸重庆的活见证！”

　　防毒队·叶明仙顶着炸弹“跑洞子”

　　75岁时，叶明仙得了心脏病。78岁时，他的右腿大腿骨折。“当时有人劝我买四五十只鸡娃来熬药吃，吃了包好！我坚决拒绝了，那是拉命债啊！”说到这里，老人拄着拐杖的手有些颤抖，“抗战‘跑洞子’疏散人群时，我看见无数活生生的人，转瞬间变成血糊糊的尸体。凡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没有不尊重生命的。”轰炸中疾跑4小时

　　“见过佛图关、化龙桥一带的防空洞没有？”不等记者回答，叶明仙喃喃自答，“现在可能早就看不见了。那时，这些洞子就是周围居民的避难所啊！单是李子坝、化龙桥一带，就有一两百个洞子。如果从鹅岭到虎头崖算起，数都数不清！”

　　佛图关所在的防毒八区就是叶明仙管辖的范围，是当时的富人区，防空洞基本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而四区以内（现解放碑周边）的防空洞数量则有限。炸弹来了，穷人只有躲公家洞子。“一旦洞小人多发生缺氧，就容易出事。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的发生，就与当时防空设施的不完备有关。”

　　叶的工作，是在空袭时挨个“跑洞子”——察看沿途日军是否投了毒气弹、是否有汉奸搞破坏以及人们是否安全转移到洞里、洞里人数是否“超标”。发现散落在外、找不着北的孤寡弱小，还得把他们带进附近的洞子里去，以保安全。

　　说到这里，老人的记忆仿佛回到了60多年前：佛图关高处凄厉的警报一响，他便立刻从佛图关疾跑到健康路，下李子坝奔化龙桥，最后到达虎头崖。“当时，我们穿着厚重的防毒服，身上带着防毒面具和药品，足足几十斤重！不管警报解不解除，沿途几百个洞子个个都要跑遍。这几公里的路，每次空袭时我要跑整整4个小时。”兼职“防弹”获嘉奖

　　叶明仙参加的防毒队，原本是为防备日本人使用化学武器袭击而设，属防空司令部正规编制，每月能得五块大洋。“这在当时算得上高薪。防毒队共设八个区，每区都有一两百名队员。碰上整队集合进行防毒训练时，人多得整个操场坝都装不下。”

　　可惜日本人还没来得及将试制的生化武器投向重庆时，就宣告投降了。“防毒虽然一次没防成，但防弹工作我却是做得巴巴实实，也不辜负学了一番技能。”老人得意地笑。

　　一次，一个燃烧弹落在鹅岭望天亭旁的大堰塘里，没炸。周围的居民吓得手足无措，报告了附近的防毒队。“队友将炸弹捞出来，将两个炸药包下了，泡在冷水里。我照防毒训练中教的那样，用洗脸帕蒙着脸，用泥土将炸弹焐了——怕毒气泄露。然后，拿个湿桶将炸弹盖住，最后才去警察总局找人来拆弹。为此，我还得了四角钱的嘉奖！这在当时，可不简单啊！”

　　其实，防毒只是叶明仙的“兼职”。据了解，包括叶明仙在内的许多防毒队员都是庄稼汉或生意人，只有接到任务才出发。“虽然居住分散，可我们出发速度快得很，因为我们有秘密武器——电话！”说到这里，老人又有几分得意。

　　据了解，当时重庆各州县府都设有电话，以方便战时联络。“马家岩附近有一部乡村电话，手摇式，带木杆子话柄。只要电话一到，我就知道马上要跑警报了。然后，马不停蹄地跑佛图关，过健康路，下化龙桥——一句话，哪里有空袭，我们就会出现在哪里！”

　　记者王蓉/文张质杨帆/摄影

　　网络编辑：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