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系列纪行报道⑦

　　寸土寸血长河川

　　[时间：7月13日。地点：迁西县渔户寨乡东水峪村。]

　　血，曾经那么真实地浸透了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我的母亲，就死在这里，你们站着的地方。”在一个已显得很破旧的农家院落里，79岁的刘作山挺直腰板坐在一把木椅上，满眼泪花。

　　62年前，迁西县渔户寨乡东水峪村是中共冀热边特委、行署和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这个古旧的院落，就是当时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行署主任、第13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的临时居所。刘作山，正是这所房子的主人。

　　“那时，李书记就住在西屋，常让我把装在牛皮纸信封中的‘鸡毛信’给周围村中的八路军送去。”跨过时光阻隔，刘作山回忆着一些零散、断续的生动瞬间，拼接出一卷令人激荡又充满痛楚的历史底片。

　　喜峰口长城以南、滦河和长河两岸及其夹峙的三角地带，俗称长河川，峰峦起伏，山高林密，东水峪处于其中心地带。在冀东抗战最紧张的1943年，冀东党政军领导“中枢”就设在这里，党校、报社、卫生所、印刷厂、兵工厂等单位，也隐蔽分设在东水峪周围的数十个山村中。

　　“1943年10月，察知我军动向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纠集5000重兵，以‘铁壁合围’战术大举围攻长河川。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奋力掩护我党政军机关沿长城内侧向东转移，奇迹般跳出重围。日军恼羞成怒，将毒手伸向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屠杀整整持续了21天，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长河川惨案。”对这段悲壮的历史，从事了2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迁西县党史办主任杜峙呈铭记在胸。

　　大屠杀时，我就藏在北山的树丛中，亲眼看着鬼子将搜出的乡亲一个个用刺刀挑死。韩顺合的媳妇和儿子被押到后山松树下活活烧死，那棵松树现在还有烧过的大疤。刘作山老人嘴唇微颤，我母亲叫高秀英，是村妇救会主任，当时正生病没有转移。就在这个院里，鬼子逼她说出八路军去了哪儿，她一声不吭，被鬼子用木耙活活打死，牺牲那年才34岁。

　　死难皆百姓，罹祸多妇孺。在拔根断源式的梳篦围剿中，敌人见房就烧、见粮就焚、见物就抢、见人就杀，长达15公里的火龙吞噬了长河川40多个村庄，火势之烈竟连碌碡都烧爆了，无数群众被烧死、被捅死、被活埋、被奸淫，尸横遍野，连水井都变成了血井。

　　西水峪村李香元一家守着藏在苇丛里的八路军被服厂的布匹，被抓后，身怀六甲的李妻被日军用刺刀挑出胎儿，又将夫妇俩用布缠身泼上汽油烧死。

　　湾子崖村，11名妇女、儿童被两股日伪军堵在吊车峪二道沟门一一刺杀。配合日军大围攻的伪治安军团长高守三在解放后交代罪行时说：我亲眼见到日军屠杀我同胞很多，一个妇女最惨，头被劈掉了，还有孩子吃奶……

　　长河川地区的人民没有被敌人的暴行吓倒。没有粮食，他们就挖野菜、吃树皮。碌碡烧爆了，他们发明了荆条碌碡……刘作山老人至今仍记得当时那首不屈的诗歌：一间破草房/烧剩两面墙/冷风吹雪花/飘呀飘身旁/爹娘被打死/东西被抢光/参加八路军/报仇求解放。

　　暮色将至，山村渐渐隐没于苍翠的山峦之中，林涛声中依稀传出历史的回响。临别时，刘作山老人执意将我们送到了出村的水泥路上。这条去年建成的3米多宽的水泥路，使东水峪村告别了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外的历史。再过不久，村子南边和西边也将修通公路，东水峪村将敞开胸怀走出大山。儿子们想让我搬出那个老院，我不搬，我要一直守在那儿。人不敢忘本呀！刘作山大声说。

　　[专家点评](省委党史研究室朱福奎)：迁西长河川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我党在伪满洲国和伪冀东道两大日伪统治势力的夹缝中创建了摧不垮、打不烂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985年4月，李运昌在致迁西县委的亲笔信中深情地写道：长河川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坚决，英勇牺牲，可歌可泣。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当普通百姓为国家毅然踏上慷慨赴难之路，当乡村阡陌纵横的小路都变成了铁壁铜墙时，侵略者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本报记者郭猛赵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