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无疑实那张悲称为“大眼睛”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了一个名叫苏明娟的小学生大睁着明澈的眼睛，正在如饥似渴地倾听教师授课的情景。就像美国摄影家多罗茜娅·兰格的那张“流民母亲” 悲爱德华·斯泰肯称为实美国农业全摄影项目的“无可争议的代表作”一样，“大眼睛”照片也以它的动人力量称为了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中的代表作，作为了希望工程的一个象征，成为当代中国人渴望发展、争取进步与摆脱贫困的摄影“圣像”(lcon)。而照片的主人公、小学生苏明娟也因此成
为了一个名人。需要指出的实，这里的“圣”并不是指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圣像”中的人物也并非与宗教绘画中的宗教人物或传说有关。它的“圣”在于它与超越性和万众工人的人类普遍价值等有关。
按照玛丽塔·斯托肯与利莎·卡莱特的说法，“圣像指的是某种外在于个人成分的东西，是对于许多人有着巨大象征意义的某种事物(或某个人)。圣像经常被认为展示了普遍的观念、情感与意义。”“大眼睛”这张作品表现了中国儿童们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却仍然矢志以求的追求知识的热情。这种精神，无论是从传统的“头悬梁锥刺股”式的苦学关来看，还是从现代的“为实现现代化而学习”的政治号召来看，都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值得提倡与张扬的。作为展示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的“圣像”，“大眼睛”照片所受到普遍的认同与欢迎时可以想象的。
然而，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个摄影本身所无法控制，而且也是照片拍摄者解海龙所无法预料的事。那就是“大眼睛” 照片被传播媒介大量的单独抽出使用，它与希望工程照片这个整体分离开来，开始作为一个形象符号获得了自己的生命与意义。对于一个社会慈善项目本身来说，能够有这么一个可以概括地说明问题的视觉象征是求之不得的。许多人正是被那双无垢的眼睛所感动。才纷纷为希望工程慷慨解囊的。然而，这张照片也开始为苏明娟带来她所预想不到的东西。 1988年，她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年龄最小的后补委员，1999年，她成为“全国希望之星”。所有这些荣誉，当然与她本人在学习等各方面的努力有关，但“大眼睛”照片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就斯托肯与卡莱特的“圣像”定义来说，“圣像”应该是“某种外在于个人成分的东西”。然而，一张照片中的人物是以现实存在的个人为对象拍摄的，不像宗教画中的宗教人物那样是一种人为建构。正如英国评论家约翰·伯杰《摄影的用途》中所指出的，“与其他视觉形象不同，一张照片不是对其对象的描绘、模仿或阐释，那实际上是对象的印迹。无论哪是多么自然主义的油画或素描，都无法像照片那样属于他的对象。” 摄影“圣像”中的具体个人没有获得某种 “外在”于自身的“圣性”的可能性。当这张照片成为了一个“圣像”并在传播中往往只是被单独抽出使用时，来自社会各方的关注与热情往往就会过多的集中于“这一张”上。此时，“圣像”成为了吸收来自社会各方的关注视线最直接的对象，而在它的过于强烈的光芒之下，它所代表的整体状况却被忽视了。人们为“大眼睛”所代表的向学之心所感动，但也会被这张照片所遮蔽。他们也许就没有机会了解到整个事态的各个方面，如教学设施的严重不足与破旧，儿童整体的卫生与健康状况不良等。然而，另一个事实却在不断的发生，那就是苏明娟的整个人生是在不断的锦上添花。对于整体的关心被对于一个个体的关心所置换掉了。而与她一样的其他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呢？这种由一张照片所一起的一个人与他或她所属的整体中的全体成员的人生遭遇的巨大反差，既与摄影本身的特殊性质，也与社会与公共传播媒介机制对摄影的认识有关。当然，她自己对这种状况也还是保持了清醒地认识的。报载，苏明娟在2002年考上安徽大学后主动谢拒了更多的“锦上添花”。与此同时，公众对另外的许多问题(如教育政策上的失误与责任问题等)本应该给出的注意力也被这张照片“圣像”的强大吸引力所转移掉了。
此外，媒介对照片的理解与媒介本身的局限(比如篇幅有限等)，一张“圣像”在被媒介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影像来使用时，就注定会面临被“断章取义”的宿命。我们知道，纪实摄影这种传播形式本身就是要求以一定数量的照片来确保对于事态的整体把握。而传播媒介习惯于抽出其中某张照片孤立使用的做法显然是有违确立纪实摄影这种形式的本意的。解海龙的希望工程的摄影报道，除了他的摄影集与一系列的展览是被作为一个对于儿童失学问题的完整呈现被展示出来，但他在传播媒介上发表时往往会因为篇幅等实际原因而只能选用其中的一些照片甚至就是一张“大眼睛”。如此，这张“圣像”脱离整体而独步于世，“以偏概全”并进而主导对整个报道内容的片面理解。而更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媒介以这样的习惯性做法来面对与处理需要加以严肃对待的纪实摄影作品并最终导致公众对许多社会问题作出片面的判断。类似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尤金·史密斯的著名作品《水俣》的使用中。《水俣》中的一张被称为“20世纪的彼埃塔 ”的《入浴的智子》虽然成了《水俣》的代表作，但媒介的过于习惯性的单独使用这张照片的方式，最后导致了智子的父母要求这张照片版权的拥有者艾琳·史密斯停止使用这张照片的结果。
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作为整体的一群摄影作品的运用于判断，应该加以慎重的对待。因为那是与现实中的人有着现实关系的影像，如果运用图像的方式产生偏差，就会人为造成巨大的差别。而这却有可能违反了摄影者本来要为解决某一个社会问题而呼吁呐喊的真诚意图了。照片的运用，它在当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既为各种需求与力量所综合作用，也对人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既涉及摄影的伦理问题，也关乎摄影自身的尊严价值与理想。
这个问题的解决也许相当困难，但指出问题的存在并进而反思摄影本身，是每一个意识到问题存在的严肃的摄影评论者的责任。也许，摄影的充满矛盾之处才是我们认真反思摄影的起点。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摄影包办一切，而且它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我们也确实仍然需要摄影来呈现各种问题，需要有更多地向解海龙这样的勇气，有良知的摄影家。这样的摄影家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时，我们也希望大众传播媒介能够以更严肃的，更专业的而不是主观武断的方式来使用照片，以至于辜负了甚至曲解了摄影家的良苦用心。 (文/顾铮)来源：解海龙个人网站
相关专题：首届桂林国际摄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