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

　　晨报特派首席记者许莽（7月26日发自北京）

　　早晨7点，带着一丝恍惚和一种莫名的亢奋，我和我的同事程艳来到钓鱼台国宾馆的大门外。

　　记者还很少，与两个小时之后那种群情激昂的场面相比，实在是判若云泥。我的视线

穿越那道不可触及的大门，直达庭院深处，那里，草木葱茏，间或有几声清脆的鸟鸣从厚重的绿意中跳跃而出，把我带往“鸟鸣山更幽”的诗境。

　　武警小伙子手中的枪隔绝了我所有疯狂的念头，但仍然不能阻止我想象。我猜，任何一个记者在这样的时刻，都恨不得插上一对翅膀，飞进去，落下来，停在芳菲苑的中央。

　　如果这一切成为现实，我将得以亲历一场垂钓———又有哪一处所在比钓鱼台更适合钓鱼呢？六个国家，六位团长，六种心情，六根钓竿，谁都希望钓到自己理想中的鱼，可是，钓钩正相互纠缠在一起，在水底牵扯成一团乱麻。

　　表面上却依旧安详宁静。他们不动声色，正襟危坐，尽管，手上免不了暗暗使劲。水面波澜不惊，水底暗流汹涌，这一池活水不知见证了多少场诡谲的外交竞技，不知承载了多少次玄妙政治博弈。

　　然而，无论多么惨烈的厮杀都必须以钓鱼的姿态呈现，我想，这才是外交的原理，政治的真谛。否则，我们看到的，将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角力，其中羼杂着朝韩兄弟的跆拳道，日本人的相扑，俄罗斯人的摔跤，美国人的拳击以及中国人的太极。

　　不知被哪位仁兄的摄像机碰了一下，我醒了。翅膀倏然离我而去，我还在原地。我清楚地意识到，媒体最新一轮的钓鱼竞赛又已经开启，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还有全世界500位同行，将朝各个方向伸出各自手里的钓竿。六国能钓到什么样的鱼，取决于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们能钓到什么样的鱼，取决于我们和钓鱼台之间的距离。

　　我无意以任何一种笔触描写记者的艰辛和不易，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稳坐钓鱼台”。姜太公的时代早已远去，“愿者上钩”的悠闲和潇洒，大抵只有去书里和梦里怀想了。

　　钓鱼台里边的故事，恐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