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长征路上的老外

　　本报记者许敏

　　“我们想重走长征路。”

　　对面的人扬起眉毛。

　　“我们全程都徒步，要一年的时间。从没有外国人这样做过。”

　　对方皱起了眉头，“你们有什么经验吗？”

　　“哦，没有。”

　　“你们已经找到赞助商了吗？”

　　“也没有。”

　　沉默。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疯了？”

　　当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把自己的“伟大计划”跟身边人提起的时候，得到的都是这样的反应。

　　那是2001年夏天。李爱德和马普安来中国的第四个年头。距离他们在贵州黎平县旅游时，突然冒出这个想法已经 有一年多时间。距离那场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艰苦跋涉，整整67年。

　　没有清一色中山装

　　当李爱德和马普安还在英格兰上中学时，关于中国，他们只有一个概念：如果那些穿清一色蓝制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 间跳起来再落地，大海会掀起巨浪，把他们这些住在西方的人统统淹没。

　　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1987年，他们相识在柯彻斯特大学时，开始阅读严肃报纸，偶尔会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关共产主义，和 中国那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

　　但那不是他们关注的，那时他们的生活中心，是游戏、另类摇滚、国际政治还有足球。“我只去过中国使馆，吃过中 餐，但没怎么想过中国是什么样的。在我们那儿中国台湾、香港的报道比较多，有关中国大陆的很少，基本上都是政治事件。 但是关于中国的社会情况，普通老百姓说什么做什么，都不知道。”这些就是李爱德来中国以前的简单印象。

　　所以他们不否认，来中国之前，对这个国家有偏见。“我们所知道、媒体报道的都是不好的消息。真实情况毫无了解 。如果有的话，就是张艺谋、陈凯歌拍的片子，都是中国过去，关于中国现代的电影，根本没看过。有也都是从香港传来的功 夫片。所以我们只知道中山装、功夫、共产党和中国餐馆，那时候以为中国人都是香港、广东人那样。”李爱德说。

　　那时他们开始听说长征。马普安回忆，“报纸上，LONGMARCH是非常有名的标题，也知道这是一个毛泽东走 路的故事。但总是只有两句话，就是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其他就不知道了。直到1997年我看到了斯诺的《红星照 耀中国》，才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三年后，我把这本书借给爱德看，我们第一次聊起了长征。”

　　获得国际政治学学士学位后，马普安又修读了新闻学硕士。而李爱德则在英国布列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主修 苏联政治历史。毕业后，马普安去了美国，在新泽西洲做报纸特写稿件编辑，李爱德则留在大学教了几年书。

　　1997年，他们先后来到中国，在北京供职于媒体。马普安发现这里并不是想像中那样——“人人都穿清一色中山 装，像机器人一样。”

　　“中国在我们的媒体上越来越时髦，报道越来越多，所以对这个国家充满好奇。我曾在苏联学习过，并待过一段时间 。来中国的时候，只知道也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点。”李爱德说。“来中国后，第一次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很 多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第一次有机会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干什么，而不是我们的媒体在说什么。”

　　令他高兴的是，这个国家比印象中的前苏联好太多了，“在莫斯科，你要解决问题就要钞票打点，否则给你一拖就是 一个星期，太累了。但在中国，我有问题，可能还是要花半天时间，但最后总是能解决的，也不要给小费。中国官员的工作态 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改革开放的进步。我在苏联的时候，他们也搞改革开放，但完全失败了。所以为什么我愿意在中国 待着，因为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好的。”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青年

　　“重走长征路，应该很好玩吧？”2000年5月，结伴去贵州旅游途中，偶然得知红军曾在1934年经过那里， 李爱德突然冒出这个想法。这个提议被当作玩笑，并没有考虑是否真要实施。

　　但想法一旦出现，就根本无法摆脱。“这曾经是一条贯穿许多城镇、乡村和无人地带的史诗般壮丽的长征路线。这条 路沿途的人和地点共同缔造了新中国的神化。那些参加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不久于世。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话，就只能去做 一件事：蹬上远足靴，沿着这条史诗般的路线，寻找它最原始的故事。”——后来，他们在新书里这样写道。

　　从出现这个想法到决定实施，又有一年多时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爱德的父亲去世了，而且每天相同的生活， 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于是这个想法被提到议事层面，“我是个历史学家，去听别人讲故事，也是个学习历史的方法。搞这个项 目，会有更多人知道我所知道的历史，让他们感动、激动。我觉得这个值得做。”李爱德下了决定。

　　其后，他们开始着手策划准备、进行体能和野外生存训练、详细研究路线，最困难的还是资金问题，“我们希望有人 能来支持和赞助我们的活动，但是没有，当时他们都不怎么相信，以为我们是开玩笑。最后没办法，只能自己赞助自己。”他 们拿出了所有积蓄，又从英国的银行借了钱。马普安透露，这次活动一共花了50万人民币，还不包括他俩长达三年没有工作 。

　　这样一个物质时代，花费巨大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寻访一段别国的历史，在他们眼里却是值得的，李爱德说，“我 们不是国民主义的人。我觉得长征不是中国的历史，是全球的历史，是全世界人民的历史，这个很有意义。”

　　一年后，李爱德和马普安从江西于都，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出发。马普安在日记中这样写着，“雪山的坚 冰和高山病、有毒的沼泽、草地无人区、强盗、野兽还有25000里。我们不知道这些精彩章节之外还会发生什么。……2 002年10月16日，我们投下了生命中最大的赌注。”

　　长途跋涉的艰辛始料未及，李爱德说，“每天最困难的就是起床，太累了。起床前都会想，今天前面有什么？可能3 0公里都是山路，而且路根本不明确，要一边走一边问，吃什么、晚上住哪，都不知道。如果冬天，就更难受，我们睡觉一件 衣服不脱，还要再加衣服，把帽子、手套都戴上，可还是冷。所以根本不想起床，每天都要说服自己起床开始准备，这是最不 容易。上路了以后，就必须继续走，要不然赶不到目的地，要睡山上住帐篷，还没饭吃，所以，你知道一定要继续走，走到那 天的目的地。我们不怎么考虑明天，只考虑今天，今天能走到目的地就行了。”

　　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们以为有足够心理准备，却还是措手不及。问路、与当地人沟通、饮食不适应等都成了大问题， 马普安得了慢性胃病，瘦得皮包骨头，不得不中途返回北京治疗了三周。

　　2003年11月3日，李爱德和马普安胜利到达红军长征的终点——陕西省吴起镇。在那里，他们得到了英雄般的 欢呼。一共384天，按他们的算法，大概走了2294公里。

　　跟长征耗上了

　　一年的特殊旅程，给李爱德和马普安带来一些后遗症。回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能适应城市的快节奏。李爱德 很快回英国过圣诞节，状态一直不好，甚至不愿意跟家里人和朋友说起他的旅程，经常一个人待着。这样郁闷的状态保持了半 年。

　　但这些不是大问题，成功带来更多的，还是好事。结束新长征后，各级媒体蜂拥而至。“出发之前许多地方媒体就开 始关注，今年是长征70周年，关注的就更多了。这样，研究历史的机会也多了，越来越多的老红军知道我们，愿意接受我们 采访。”李爱德说。采访与被采访，两年来，他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角色互换。

　　他们筹办了图片展览，还联系了北京某媒体，说服他们一起合作出书。他们提供沿途收集的很多宝贵资料，再由媒体 方面整理汇编。目前，这本名为《我的长征》的新书，已经印刷发行。李爱德得意地说，“我们成功了，这就是我们重走长征 路的意义。”

　　他们自己把旅途日记整理起来，也出了一本新书，书名叫《两个人的长征》。2005年1月，这本书由长江文艺出 版社发行上市。出书是否为了赚回成本？爱德坦率地说：“实际上，是有这方面的原因。”至于销量，他称不清楚。

　　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陈曦对《时代人物周报》表示，《两个人的长征》目前销量已经达3万册。“一月份首印是2万 册，四个月后再印1万册，目前销售状况很好。”

　　李爱德透露，《两个人的长征》将于明年2月份在英国发行，英文版跟中文版不太一样，加了很多内容。

　　目前，李爱德又有新计划——再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不同的是，这次马普安不再参与，爱德的新搭档是户外运动 专家杨肖。上个月，李爱德专门去成都、上海、杭州做准备活动，寻找二方面军的老红军，收集那段历史资料。

　　他们给自己的项目定义为教育活动，包括历史教育和杨肖关注的户外文明、宣传环保。与上次不一样，这次的项目包 装很成功，起点高了很多。当然赞助情况也比上次好多了，“装备方面已经解决了，但资金还是差一些。谁知道，我们还有一 段时间，相信能解决，如果我们能多卖书。你一定要提到我们的书。”李爱德笑着说。

　　国际人？边缘人？

　　整整384天，自费50万元，徒步2294公里。李爱德和马普安的新长征，似乎不能用“商业秀”来简单总结。

　　两个英国年轻人，从小接受的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极不中立的宣传教育，是什么使他们对中国70年前的那段历史 这么有兴趣，并有决心和毅力去尝试和实践？

　　马普安1966年出生于南非开普顿，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母亲是爱尔兰人，他在英国普利茅斯军港长大。李爱德 1968年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5岁时随家人迁至英国曼彻斯特，父亲在当地一所大学任教。“我说我是英国人，但我是在 澳大利亚出生的。英国人不承认我是英国人，我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也不承认我是澳大利亚人。我是哪里人，我也不太知 道，我已经不关心这个问题。”爱德有点无奈地说。关于自己，他不愿意用“边缘人”来形容，更喜欢“国际人”这个称呼。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出生的年代。60年代，在欧洲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被称做“反叛的十年”。尤其是1968 年，是这一称呼的最集中体现。该年2月份起，法国学生运动不断发生，最后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酿成著名的“五月风暴” 。

　　这场由学生领导的反政府运动在一年的时间里席卷全球：学生们把英国和联邦德国的大学搞成了公社、令意大利和比 利时的首相倒台、逼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约瑟普·铁托作出让步、迫使夏尔·戴高乐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屈服。8月，美国示威者 突袭了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抨击越战、种族主义以及一次总统提名副总统的政治程序。

　　学生青年强烈要求享有参与和发表政治言论的权利，他们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而且对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前途也深 度关心，把“自由”视为座右铭，拒绝羞答答而又无效的改良主义。他们甚至宣称：“我们准备推翻现在的制度。”

　　也正是在这一年，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击中心”理论倡导者切·格瓦拉成为世界范围的精神偶像。这位阿根廷 裔古巴马克思主义革命领导人，以毛泽东著作为师，曾是卡斯特罗的战斗伙伴，被西方媒体称为“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 的堂·吉诃德”。1967年底，格瓦拉受伤被俘，遭美国支持的玻利维亚军人政权枪决，1968年消息传播开来，他比生 前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在许多国家的群众集会上，经常可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像并列。那幅穿作战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为 摆脱苦难而奋斗的许多人的精神偶像。

　　李爱德与马普安正是在这样的年代成长和受教育。那时流行的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和切·格瓦拉这样的偶像 。“在英国，毛泽东思想也有魅力。70年代比较时髦，有很多人知道毛泽东。”马普安说。

　　这种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社会政治信任度低，政治信仰比他们的先辈更模糊不清，成为了“政治边际人”，或 者是两种意识形态的“中间体”。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边，也不会轻易判断和否定。

　　在李爱德和马普安眼里，历史不可能像看书，都是黑白色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真实的情况会这么简单吗？不 可能。”马普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