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县:人头马待客 豪华工程上马(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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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7日11:11 东北新闻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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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是鸡鸭鱼，喝的是人头马！面对一桌丰盛的宴席，客人却直嚷着吃不下。这让“好客”的主人颇有些尴尬，最后只能不欢而散。昨晚，清新县教育局的几位领导吃了一顿让他们终身难忘的晚餐——到该县扶贫的几位来自北京的志愿者在饭桌上流泪质问他们，一桌盛宴可以帮助该县的贫困大学生解决多少实际困难？ 几位志愿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从北京派过来寻访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并入户调查，形成报告以便基金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资助。两天下来，三位志愿者对寻访的过程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对“接待”却不太满意。倒不是接待不周，而是接待的“奢华”让他们有些不太适应:一桌饭就好几百，喝的是成箱的纯净水，车上的空调早早就打开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贫困大学生的窘况：家庭年收入不到两千，姐弟三人都面临着辍学的危险，房子年久失修只能用硬纸壳遮风挡雨，五毛钱的鸡蛋在学校还舍不得买来吃……看着这一幕幕，志愿者震惊了，但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昨晚的“盛宴”。 昨晚到清新县的寻访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志愿者和负责接待的人员都长长舒了一口气。县教育局的领导为了表示感谢，决定一尽地主之谊。但当他们领着志愿者走进事先订好的豪华套间时，志愿者的脸上就露出了不悦，但碍于情面，只是半开玩笑说了一句:“这也太奢华了吧，和咱们贫困县不太相符！” 等到上菜时，志愿者们真是坐不住了，鸡鸭鱼肉一应俱全，寥寥几个人，点了一桌菜，鸡鸭鱼肉全齐了。在觥筹交错间，“老土”的志愿者忍不住问了一句：“这喝的是什么？没喝过。”教育局的领导很有些得意地回答“人头马”！虽说没喝过，但谁不知道“人头马”在洋酒中的地位？！志愿者愤怒了，一位志愿者当场质问：我们是来扶贫的，不是来大吃大喝的，我吃不下！ 志愿者全都哭了，一位志愿者说，“可能我们今天吃的这一桌，可以让一个大学生吃上好几个月。这些东西，那些大学生见都没见过。学生一个个都是骨瘦如柴，营养不良，我见了心疼。本来我有一个想法，想把他们拉出来和我们好好吃一顿，但我又不敢，怕伤害他们，试想当他知道教育局一顿接待宴的花费是他几个月的生活费，他咽得下吗？” 一席话，让在座的清新县教育局领导都大惊失色，他们马上尴尬地解释:主要是出于热情，来了贵客才这样，平时工作餐都是盒饭。这些解释并不能让志愿者满意，晚上十点多钟，几位领导再次登门解释，“‘人头马’我们AA了。” [未完 进入 关注后续报道] ( 本网综合) [编辑： 刘丽莉]1 无独有偶： 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是地处边疆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20周年“县庆”活动，该县强令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捐款”，并加速建设县东过境路、民族体育运动广场等几个“献礼工程”，其中还涉及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不到位等问题，由此引发了当地不少群众的强烈不满。 贫困县要搞“县庆献礼” 2004年，金平县地方财政收入3852万元，财政自给率只有17．8％。2005年12月7日是金平县成立20周年纪念日，金平县委、县政府很早就开始筹划相关的庆祝活动。 记者在金平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上发现，为了县庆，金平县有一大批配套工程建设被作为“献礼工程”。其中包括：将在县庆时接受来宾参观的那兰电站；县城东过境公路；作为举行县庆活动场所的民族体育运动广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联检综合楼等。 这些庞大的工程，还只是县庆内容的一部分。据介绍，县庆日来临之际，还会有迎宾文艺演出、彩车和方队展演、施放焰火、文艺晚会、商贸展洽会等活动。 干部职工都被要求“捐资” 金平县委书记罗家祥介绍，此次县庆的资金预算为350万元左右，来宾可能有600多人，估计共有四五千人参加。他说，由于县里的财政状况不佳，因此资金来源只有采取“上级补助一点、部门企业筹措一点、个人捐资一点”的办法。而据记者了解，这350万元的预算资金中，并未将几个“献礼”工程计算在内。 一位县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为了县庆，金平县凡是“吃皇粮”的都被要求“捐资”，标准为一般干部60元，副科级干部100元，正科级干部150元，副处级200元，正处级300元。“说是捐，其实是强制。所有人都按标准上交或被扣掉了这笔钱。”他还说，自己并不是心疼那点钱，而是觉得这种做法不妥当：“有多大的能力就办多大的事，哪能这样打肿脸充胖子，搞形象工程！” 有的单位挪用资金“捐资” 除了个人，各单位也“穷的少拿点，富的多拿点”，被要求捐资5000元至20万元不等。看完“县庆办”6月2日出的“县庆信息”，捐款单位、数额及完成捐资的情况一目了然。其中捐款“任务数”最高的为县财政局(20万元)，最低的是县气象局、党史办和学校、卫生院(5000元)。记者统计了一下，捐资共涉及166家单位，甚至连县武装部、县法院这样的单位也包括在内，捐资任务高达640万元。 据了解，“县庆办”及县庆委员会至少5次下文给各单位，通报完成任务的情况，并催促拖延的单位及时交款。一位乡镇领导说，其实大家对捐资都不满意，单位领导们都很头疼：不交吧，得罪了县领导；交吧，又没有钱。最后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有的不得已只能挪用资金。 新华快评 “献礼”还是“现眼” 通过适当的庆祝活动鼓舞和凝聚人心，以利于更快更好地发展，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弄成报道中的情形，就让人觉得不是要献什么礼，而是要现眼了。 谁都看得出来，金平县频频下发文件，名义上是号召“捐款”，其实是强制性地要钱。谁会因为百把元得罪单位领导？又有哪个单位领导会因为“公家”的钱得罪县里而阻碍自己的仕途？结果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 本来打算给县庆“献礼”的公路上，如今却住满了因拆迁无家可归、只有搭建临时窝棚的农民，且位置就在县城里。这样的“景观”，与大力整治以求美化的县城面貌极不协调。窝棚里群众的生活状况，看一眼就让人辛酸。为“献礼”而累及群众生活，岂非本末倒置的荒唐举动？这样的庆祝活动对于县政府和广大群众而言还有什么价值？ [未完 进入 关注后续报道] ( 本网综合) [编辑： 刘丽莉] 2 “反差太大，我实在吃不下” 扶贫志愿者反对公款吃喝，但希望不要因此影响到社会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信任 新闻追踪 “招待餐喝‘人头马’，在很多场合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了，值得大惊小怪吗？”昨天，本报刊登的《贫困县“人头马”喝哭志愿者》报道经各大网站转载之后，引来网友议论纷纷。但三名到清新县寻访贫困大学生的北京志愿者对“平常心”却不敢苟同，她们说：“反差太大，我实在吃不下！”
其实三名志愿者都不是在校大学生，年纪最小的也快30岁了。她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电视台的客户主管，有中文教师，也有文化公司的职员，三位女士都自称不是富人阶层，这次自费参加寻访活动完全是为了用自己的行动唤起更多的人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 昨天下午，在其中的一位志愿者小雪(化名)临上火车之前，本报记者再次与她进行了对话。 在采访时，志愿者不断强调不要透露她的真实姓名，她还很担心，见报之后，会不会影响到社会热心人士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信任，“如果影响了，大家不愿捐款了，我们就害了那些贫困大学生！” 对话“我比较喜欢较真” 记者：很多网友认为，招待餐喝“人头马”是很平常的事情，你怎么看？ 小雪：并不是大家认为稀松平常的就是对的、合理的，公款吃喝肯定是不对的，在社会上形成风气就更不正常。 记者：包括接待贵客？ 小雪：政府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政府的人掌握了这些资源，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样对纳税人是不公平的。我理想的一个社会状态是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应该受到纳税人的监督。 记者：这些道理可能很多人都懂，但不会像你们反应那么激烈。 小雪：可能是几方面的原因吧。我首先得承认和性格有关。我比较喜欢较真，昨晚我给一个很了解我的朋友发短信说了这件事，她立马就点出了我的要害，说我又惹出事了。 记者：除了性格以外呢？ 小雪：就是反差太大，因为刚刚走访了那么多学生交不起学费，立马又用公款大吃大喝，我实在吃不下。(声音哽咽了)如果在其他地方，我可能只是心里难受，不会那么强烈地表现出来。 记者：你以前有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公款吃喝？ 小雪：几乎没有，但听说这种现象很普遍。对这种所谓的“潜规则”，我很难过，也很失望。我为整个社会哭泣。 记者：如果以后还碰到类似的情况，你会怎么样？ 小雪：我一定会回避，不去参与。我记得本次寻访出发前，一位志愿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做到了，你做了吗？”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风气不就可以逐渐好转了么？ 陪餐干部 书面检讨 清新县教育局规定，今后接待用餐均安排在食堂 本报讯（记者田霜月）昨日本报《贫困县“人头马”喝哭志愿者》报道见报之后，引起了清新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县教育局对陪同干部进行批评教育，责成有关人员写出书面检讨，并规定今后接待用餐均安排在县教育局饭堂。据证实，“人头马”酒钱已由陪餐人员分摊负责，每人44元。 据了解，在见到本报报道之后，县委书记肖文、县长欧国伟、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陈达生等领导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了解情况，研究整改措施，并对当事人作出处理意见。 经过调查，县教育局点出了接待工作的两个不对的地方：一是教育局陪同人员的做法超出了接待标准，9人点菜6菜1汤共267元，并外买“人头马”酒水一瓶220元；二是陪餐人员有5人之多。 目前县教育局除了对陪同干部进行批评教育外，还要求全县教育系统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严格按县委、县政府有关接待要求和标准做好接待工作。 [未完 进入 关注后续报道] ( 本网综合) [编辑： 刘丽莉] 3
至前日晚，清新志愿者小分队3名志愿者已在当地探访贫困生3天时间，该县教育局的领导说要招待志愿者，以尽地主之谊。最后他们去的地方是个豪华包房，席间共9人，除3名志愿者、1名记者外，其余5名均为当地教育局陪同人员。饭桌上，有鱼和烧鹅等，共6菜一汤。看到这些饭菜，志愿者不悦地说：“这也太奢华了吧，和咱们贫困县不太相符！”席间，其中一领导说，要不喝点酒？志愿者齐声说不会喝，领导最后还是点一瓶酒，倒入酒杯，并介绍说“这是人头马”。
昨晚其他省市志愿者分队人员表示，未受到类似的“奢侈招待”。 回应 晚宴花费487元 清新县教育局局长称，除去酒钱费用未超标 对于此事，广东清新县教育局局长叶廷辉和副主任韦春裕反复强调说：“我们完全是出于好意，因为看到志愿者这么辛苦，想表达一些感激之情。”韦春裕介绍，前晚的那顿饭除酒之外，花了267元钱，人头马酒是席间让财务打电话让附近批发店送的，220元一瓶，后来是教育局5人分摊，每人44元钱，当晚10点多还登门给志愿者解释。志愿者金红证实，她们哭了之后，教育局人员表示，酒钱由教育局陪餐人员AA制。
调查 专家观点 志愿者泪水警醒当地官员 对于清新县教育局盛宴招待志愿者一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这应该不是个别现象，虽然中央曾三令五申政府不得超标接待上级领导和来客，但还是有一些政府机关没有做到，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吃文化”和官场的潜规则。 夏学銮表示，这样的奢侈接待与扶贫探访行动是极不相称的。志愿者的泪水反映了他们的良知，对当地官员也是个警醒，警醒他们应该对贫困生的艰难感同身受，应该设身处地为贫困生着想，应在如何更多地为贫困生解决困难方面下工夫，而不是在接待上费心思。 对话 “这顿饭让我特别心酸” 志愿者金红表示，面对贫困生没有理由大吃大喝 昨晚，参加前晚晚宴的志愿者金红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新京报：你在清新县探访这几天，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金红：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反差太大了，贫困生家里太困难了，每家大概都有两三个孩子，而且都在念书，都很好学上进，家里为了供他们上学，已经穷得让人心酸，灶台上空空的，连本该放有腊肉的吊篮里也是空的。 新京报：当晚，是谁提出来要请客吃饭的？ 金红：是教育局的人员提出来说，这几天探访辛苦了，要尽地主之谊表示感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要去那么好的地方吃饭，还吃那么好的饭。 新京报：那又是谁要的酒呢？ 金红：是开席后，教育局的领导叫的酒，说是人头马，当时看着满桌好菜和递来的洋酒，一阵心酸，本来我就不喝酒，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更不喝了。 新京报：听说当时你们哭了是吗？谁先哭的呢？ 金红：是志愿者胡峰岩先哭的，我和汤雁眼圈也红了，噙着泪，忍住没掉下来。 新京报：你们当时阻止了吗？对那些教育局人员说了什么呢？ 金红：我们说不要破费了，我们不吃了，我能理解你们，但也请你们理解我们作为志愿者的心情，也考虑一下县里贫困生的情况。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这个事情呢？ 金红：这顿饭让我特别心酸，我们这些志愿者是来干什么的，是自费来探访贫困生。是希望能切身了解贫困生的实际状况，想办法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啊，如果这样吃，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待这些官员？ 金红：我可以理解他们一点，根据他们的言谈话语，我觉得他们在接待其他领导和客人的时候，也很可能是这样的，这种做法确实令我心痛。 新京报：媒体报道后，你会有压力吗？你怎样看待媒体的报道？ 金红：我没压力，贫困生那么困难，我们怎么有理由大吃大喝，况且是做贫困生工作的教育部门人员，希望能通过此事，给他们一个警醒，给更多类似的官员一个警醒。 寻访日记 他们习惯了苦难 2005年7月23日周六 推开露着旧木头茬的门，我们来到韦营裕家。 迎接我们的是男孩子灿烂的笑脸！他请我们围坐在一张油污已经渗透到木头缝中的桌子旁坐下。 抬眼就看见，满地的圆滚滚的麻袋，里面是新打下来的水稻。 我环顾整个房间，黄得发黑的墙混合着空气中的尘土，遮盖着多年前曾刷过的白浆。我指了指左边黑洞洞的小屋问：这是谁的房间？营裕抓了抓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的。 我推开木头门进去。只见很旧的纱布遮挡着整个床，我问，这倒是隔离了蚊子，可也隔离了风！热不热？营裕笑而未答。 我指着床尾处，也就是门背后，也是这个屋里惟一值钱的旧自行车问：这是你的？他说：是。每天去县一中上学骑着。 我问：这么黑，这么闷热，你不会天天在这儿读书吧？他说：还好，我平时住校。 我们问营裕有没有过辍学的经历，他回答说：倒是没辍学，但危机是有几次的。“小学五年级，哥哥考上高中，家里没有钱了；我初二时候，哥哥考上大学，我又没有学费了；高二升高三，爸爸做手术，学费就更没有了！”“那怎么办？”我很担心地问。营裕笑着说：“厚脸皮啦！跟老师撒谎说，先欠着，等有了钱马上还！”我明白了！为什么营裕如此乐观，平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幽默，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打击和难题太多了！他们习惯了苦难！ [未完 进入 关注后续报道] ( 本网综合) [编辑： 刘丽莉] 4
失地农民：“真不知道今后怎么办” 镇领导：农民不亏，“饿死是不至于的” 2000年6月，安徽长丰县双墩镇政府与香港元一集团签订建高尔夫球场的《投资合作意向书》。随后，他们以每亩地3700元的价格一次性向农民征地2088亩，当年全部交给元一集团使用。征地范围涉及双墩居委会（原蔡塘村）5个村民组和湖滨村（原石涧村）7个村民组的1000多个农民。失地农民伤心地对记者说，政府以低价剥夺了他们的“生活来源”，又不给安排工作，如今这些农民生活难以为继。 37岁的李家传，一家5口人，13亩地加上拆迁费一共得到了6万元左右的补偿。“补偿钱刚够盖房。没有地了，开门就要钱，水、电、煤、米，每个人一天至少得5块钱，生活远不如以前种田的时候。”李家传在合肥一家装修公司看门，每月挣400元，妻子在高尔夫球场拔草，按天挣钱，一个月300元左右。“两个小孩都在上学，加上煤气、炭都涨了，我们不得不到处找些草来生炉子。” 房子没装窗户，未经涂刷的墙面红砖裸露，进屋看到的是开裂的黄土地面和简易的楼梯。62岁的李之格与老伴已在自己盖的半拉子小楼里住了3年。“总得给自己盖个住处，可钱又不够，盖了一半就停了。”2001年，4亩地加3间小屋总共只拿到两万元补偿，李之格把这些钱用来建房，日常支用靠爆米花生意，一年下来只挣200多元，看病都不敢花钱。“眼看着征地前存在米店的稻子吃得只剩下千把斤，真不知道今后怎么办”。 谈起今后的生活，所有的失地农民都忧心忡忡。双墩居委会胡郢村民组组长李家好介绍，他所在的拆迁安置点共有40户、200多人，其中仅有30人在外打工，大部分村民生活水平比以前均有下降。 然而，曾负责元一高尔夫球场征地拆迁和安置工作的副镇长李必余、副镇长李家全、人大副主任陆昌元、招商局副局长周俊，包括事后调来的镇党委书记韩先思，都对失地农民的反映不以为然。根据2000年双墩镇政府《致拆迁户的一封信》的表述，镇政府将元一高尔夫项目称作“一项功在当代、利及千秋，标志着双墩划时代发展的伟大招商成果”。韩先思说：“征地价格是有些低，可是当初那里的农民特别穷，一下子补了他们这么多钱，算起来他们不吃亏。”镇里不少领导也说农民“饿死是不至于的”。 失地农民：除了30亩坟场，2000多亩都是良田 镇领导：那一片过去都没人敢去，“基本没有田” 双墩镇政府官员反复强调那2088亩地大部分都是荒地。 陆昌元说：“球场那一片原来都是荒地、坟场，生产条件非常差，没有什么耕地，计税田亩更少。”韩先思的说法是：“早些时候，那一片都没人敢过去，长的都是荒草，基本没有田。” 但是，记者采访到的近百名失地农民说，这些被征地除了不到30亩坟场，其余全都是良田。曾担任蔡塘村村委会主任的李刚说：“这里计税田亩确实不多。早先，这里也有不少荒地，但二轮承包时都种上了庄稼。”接着，他与几个失地农民带着记者到元一高尔夫球场寻找当初自家耕地所在的位置。原石涧村石东组农民蒯正发指着球场大门右边的别墅区说：“从8号别墅到大门，原来都是石东组的耕地和宅基地，征地时种的是花生。我家另外还有9分水田，每年能收不少稻子，现在也成了球场的地了。”年逾古稀的陆汝文，尽管是拆迁后第一次来到球场，还是很快就找到老宅的位置，他穿过鳞次栉比的别墅，指着一个白色平顶房说：“我家就在那儿。这一片都是沈西组的地，田不在了，但种的树还在。”石涧村汤郢组的李芝树家的耕地正好被会所占去，他看着湖对岸颜色深浅不一的岗地说：“4年了，那片地还荒着。据说，也要盖别墅。”从大门到会所，记者走了20分钟，仍看不到球场尽头。 在镇政府给长丰县信访局的《关于元一高尔夫球场征地拆迁资金使用情况的汇报》中也写着：“元一高尔夫球场征地拆迁工作于2000年秋季开始，我镇与村、组、农户逐一签订了征地拆迁协议书……实际征收土地2088亩，其中在册田677．77亩，不在册田亩及荒岗地1410．23亩。” 失地农民：审批严重造假，隐瞒占用耕地事实 土地部门：已经通过审批，不占用任何耕地 村民们气愤地表示，当地部门为使元一高尔夫项目通过审批，不惜造假。曾经到安徽省国土资源厅上访的李芝树说：“上访时，我们发现元一项目报批时竟然把征用耕地的事实扭曲成利用闲置国有土地，用地面积从2088亩变成了1338亩，这不是指鹿为马吗？” 据记者调查，作为限制性供地项目，元一高尔夫球场在没有得到国土资源部许可的情况下即开工，结果被国土资源部发现并查处。据安徽省国土资源厅介绍，作为国土资源部的“督办案件”，省市联合调查组发现这个项目确实属于违规操作，随后处理了责任人，并补办了相关手续。因此，这已经是一个合法的项目。记者在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补送给国土资源部的请示中看到如下表述：“项目选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设计标准为27洞，总占地1338亩，使用的是闲置国有土地，未占用耕地和其它农用地。” 而合肥市土地局和长丰县土地局却均对这个“合法项目”讳莫如深，曾调查过此事的合肥市土地局经济师不愿与记者见面，只是让办公室的同志转述：“该项目未占用耕地，手续都办齐了。”长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克贵说：“人都处理了，手续也办齐了，这事没必要再谈了。” 为了证明高尔夫球场占地确实是耕地，双墩居委会和湖滨村的失地农民纷纷找寻当初的农业税纳税通知单。李家好拿出了2000年他家的纳税通知书和当年7月11日缴纳水费后镇财政所开出的“安徽省农民承担费用专用收据”，上面有“核定你户农业税计税面积3．92亩”字样。 在双墩镇政府档案中，记者找到了当时的征地协议。第一个签协议的是胡郢组，日期为2000年11月6日，征地494亩。最后签的是汤南组，时间为12月20日，征地217亩。记者将12个村民组的征地面积加起来，这两个月，双墩镇政府为元一高尔夫项目共征地2000亩左右。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丰县建高尔夫球场导致失地农民返贫的事件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社6月曾率领调查组在合肥对此事进行了调研。长丰县已经拿出整改方案，给失地农民追加补偿，并且为这些农民建立起相应的生活医疗保障体系。 长丰县高尔夫该如何评说（记者手记） 合肥所辖的长丰县是一个有着50多万农业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近几年的农民人均收入在1900多元左右，至今有10多万人尚未脱贫。 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个贫困县建这样一个高尔夫球场，到底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做什么样的贡献？对此，当地领导一再说建高尔夫球场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给外来投资者提供一个能够停留的地方，多进些项目”。一些政府官员甚至把高尔夫球场看作是投资环境的必要条件，认为项目本身“赚不赚钱不重要，只要有就行”。在地方政府提供的相关文件中，也赫然写着这个项目是“为适应合肥加快现代化大城市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的需要”。当地群众收入和消费水平普遍偏低，打高尔夫球这样的运动与他们自然挨不上，而当地领导所说的“带来引资效益”也并不乐观，地方经济并未因为有了这个球场就跟着好起来。 事实上，被征地村民还没有一个人对政府的这个行为持肯定态度，大多数村民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是在受到哄骗甚至威胁的情况下才同意转让或出卖土地的，得到的低廉补偿根本维持不了生活。特别是失地的中年人多缺少打工技能，老弱病残更是没有经济来源，生活苦不堪言。 各级干部都要认真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有正确的政绩观，重实干、求实效，切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党和人民的要求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尺度。而以此为标准，长丰县的高尔夫项目又该如何评说？ [未完 进入 关注后续报道] ( 本网综合) [编辑： 刘丽莉] 5 请宋祖英唱4首歌花了42万元，是当地农民年收入的210倍 请明星、看演出成了“政治任务”，红头文件强行摊派购买门票 当地一名公务员月工资400多元，强行被扣除近1／5 8月25日，四川省万源市某局公务员郑毅（化名）发现工资单上的“补贴”栏的数字是“零”，他的当月工资整整少了78元。万源市地处贫困山区，一个普通公务员的月收入仅400多元，78元是郑毅近1／5的收入。 这一天，万源市很多行政和事业单位员工，都发现自己当月收入减少了。更有迹象和传言显示，往后数月这样微薄的工资能否按时发出都将成为问题。 “都是那场豪华演出害的！”郑毅拿着工资单气愤地说。 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 贫困市花巨款请明星出演 万源地处川东北大巴山腹地，川、陕、渝三地交界处，是四川省达州市辖的县级市。2000年，万源被国家确定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市。据该市一份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材料显示：该市2002年的财政赤字高达1．6亿多元。然而，当地市委、市政府连续两年邀请明星、大腕前来举行盛大演出，并以红头文件方式，强行摊派各单位购买价格高昂的演出门票。 今年8月7日，万源市付出巨额报酬请来著名歌星宋祖英、费翔等人，其中，仅宋祖英一人独唱4首歌的税前报酬就达42万元，相当于当地农民平均年收入（2002年）的210倍。当地一些人士对记者说：“红军烈士若是地下有知，还能安眠在自己洒满鲜血的这片土地上吗？” 为了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早在一年前，万源就成立了专门的筹备班子，由市委书记牵头。纪念活动包括北京人民大会堂座谈会、“重走红军路”旅游观光、万人签名暨街头群众文化宣传活动、70周年纪念大会和专场文艺演出。万源市一些干部群众说，“举行一些活动来纪念和缅怀烈士、继承红军优良传统是非常必要的。但花巨款请明星演出，这让人实在无法接受。” 据知情人透露，整个系列活动中，让当地领导和政府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最多的，正是普通干部群众提出强烈反对意见的专场文艺演出。 明星日程决定庆祝活动日程 红头文件摊派演出票5000张 “请来宋祖英一直是市委领导的心愿。”———多位万源市干部向记者透露。2003年9月19日，万源举行了“首届大巴山旅游节暨万源建市1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以高额报酬请来著名歌星孙悦等人。原本邀请的头号演员是宋祖英，但因日程冲突没请到。 此后，万源市委领导多次在会议上强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宋祖英请来。在有关部门的再三努力下，宋祖英终于同意来万源演出，她的档期就定在今年8月7日。有资料显示：8月6日，宋祖英在四川威远参加当地一场商业演出；8月8日，宋祖英抵达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参加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广安行”彩排，8月10日参加在广安的正式演出。8月7日正是她在四川的一个空档。宋祖英档期敲定后，万源有关部门全力动员，并按这个档期来确定这场大型晚会、乃至整个庆祝活动的日程。万源市委有关领导在会议上指出：“周边的县、乃至上级达州市，也从没能请来宋祖英。我们能够请来，就要大张旗鼓地搞好演出！” “多荒唐啊，居然根据一个明星的档期来确定纪念活动的日程！太不像话了。简直是给万源这个红色城市抹黑！”———一些干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 作为贫困山区，万源甚至没有足够大的专门演出场地。万源市委要求万源中学腾出体育场作为演出场地，耗资购买了1万把沙滩椅，搭建观众席，并从数百公里外的成都请来专业人员搭建舞台。普通舞台搭建人员一天的补助费就是80元。 7月17日，中共万源市委办公室、万源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出“万委办【2004】38号”红头文件———“关于做好‘红色万源’主题晚会演出票分配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纪念活动是今年我市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全市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盛事和喜事。为了确保晚会取得圆满成功，现将演出票分发方案印发给你们……”通知要求各单位必须在7月30日前到市委宣传部购票。 这份文件，详细列出了万源市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各乡镇的演出票分配情况，在每个单位后面都详细标明了必须购买的4种不同档次票的具体张数。文件还详细列出了票价：主席区每张400元、VIP贵宾票每张320元、甲票每张220元、乙票每张150元。 这份文件共摊派演出票5000张，其中主席区票1000张、VIP贵宾票1500张、甲票1500张、乙票1000张，票款合计136万元；共向211个单位进行摊派，从市委、人大到小学、幼儿园，从各个乡镇到主要企业，几乎涵盖了小小的万源能够称为“单位”的所有地方。 有权有钱的政府部门摊派少 负债累累的中小学校叫苦不迭 这份文件，让被摊派的单位叫苦不迭。万源原本就长期处在巨额财政赤字中，各单位经费一向非常紧张。许多单位连差旅费都要干部自行垫付，医疗费长期不能报销的单位更是比比皆是。类似的演出门票摊派，去年已有过一回。短短一年内再次摊派。 万源市委领导则多次强调：“这是政治任务，各单位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最终，各单位被迫以各种方式筹钱完成了这项“政治任务”。一些实在有困难的单位，只好以原价完成购票任务，再以半价把票卖出，以减少付出的代价。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记者从达州市有关部门查到的资料表明，由于地方财政吃紧，万源市有关部门不断减少教师编制和数量，导致该市中小学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即将迎来的秋季开学，万源教师缺员将达1100余人；万源全市学校的危房面积达到5．6万多平方米；万源“普九”教育欠债高达6100多万元。然而，在这次大摊派中，很多连校舍都无钱维修、连老师都发不出工资的学校被摊派门票的数额甚至远远多于党政机关。 在万源红头文件中，仅直接摊派到教育局和市区各学校的，就有10个单位、417张票。据知情人介绍，摊派给53个乡镇的1530张票中，又有很多被乡镇再次摊派给乡镇各中小学校。“这简直就是对原本就穷得掉底的学校的一次‘抢劫’！”知情人说。 把摊派演出票的文件与万源“普九”教育欠债情况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几个数字的对比触目惊心：以万源中学为例，其欠债总额高达1200万元，却不仅要提供操场作为演出场地，还被强行摊派演出票90张；太平二小欠债总额高达44万元，被强行摊派演出票48张，而且该校学生参加这场演出的伴舞，服装费用两万多元还要学校自己支付。 不过，那些有实权、有财力的政府部门被摊派的并不多。市外贸局仅被摊派了两张，市招商局仅5张。即便是当地很好的单位市工商银行，也仅被摊派20张门票，数量远远少于一个欠债累累的小学！ 一位小学教师告诉记者：“一张票，可以支付我们教师1个月的工资，可以让娃娃好好地上一年学！真不明白，政府欠着我们几年的工资，还要摊派学校买票看演出。就算来的是仙女，我们哪有心思看下去啊！” 万源全年财政收入4000万元左右 知情者称纪念活动耗资约2000万元 摊派5000张票远远不是贫困的万源所付出的全部代价。为了这场庆祝活动，万源市委、市政府从中央、省、达州市有关部门邀请了600多位嘉宾前来参加，加上随行工作人员、家属，总共将近1000人。据知情人透露，他们的吃、住、行全部由万源财政买单，自然也包括看这场盛大的演出。在这些嘉宾收到的请柬中，就附带着一张演出的主席区票；倘若是万源籍的，就会收到两张票，邀请家属一同前来。 因此，这场总共有1万名观众的盛大演出，用公款买票的就有6000张以上，而整个万源市城区的人口也不过5万人。 除了市委、市政府出面邀请的这些客人外，万源市委、市政府各部门也纷纷邀请自己的上级部门领导、相邻县市兄弟单位领导前来参加活动、观看演出。这些又用公款买了多少张票，已经难有具体数目；而买票之外的吃、住、游、玩、交通费用，难以统计。 8月6日至7日，万源城内所有能用于接待的旅店全部客满，连10元一夜的简陋小旅馆也住满政府部门邀请的客人。万源市某局邀请的上级部门和兄弟县市的同行没有地方住，只好花1000元包下一座茶楼，玩个通宵。 那两天，万源每个旅店都有市委、市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接待安排；万源市所有单位的车辆都被调集起来统一调配使用。除了参加活动和看演出，万源还安排来宾参加各种旅游活动。据透露，仅在著名的漂流胜地龙潭河，1000多名来宾的漂流费用就高达10万元，全部由当地政府买单。 8月7日晚，万源中学操场上，宋祖英、费翔、郑绪岚、董蕾蕾、大兵等明星人物上台演出。仅这些明星演出所上缴的个人所得税高达40万元。 万源市年财政收入仅4000万元左右、赤字高达1．6亿多元，但据知情官员透露，包括座谈会、纪念大会、演出及相关城市装饰在内的整个纪念活动耗资约2000万元。万源市财政局一位前任老领导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下去，万源的财政必将面临崩溃！” 老红军和干部群众议论纷纷 达州市委书记拒绝观看演出 “我老了，但愣是不明白，费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和当年我们打仗有啥子关系？”演出现场，一位老红军提出的问题曾让领导尴尬。 “胡总书记在积极倡导‘两个务必’，我们的领导却忙着在这么一个贫困地区搞豪华演出，真是对比鲜明啊！”万源市的干部群众担心，自己的生活将随着贫瘠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对这场演出有异议的不仅仅是老红军和万源市干部群众，甚至也有达州市委的有关领导。据知情干部透露，达州市委书记晏永和在万源参加了其他所有纪念活动后，坚持离开万源，拒绝观看晚上的演出。“既然号称是商业演出，就应该完全商业运作，我们市委领导不应该参加。”这位书记同时要求达州市委其他领导同志必须离开演出现场。 但是，万源演出的现场及电视直播中，依然介绍晏永和及其他市委领导观看了演出。为此，万源市委有关负责人受到了严厉批评，并被责令写出检查。 [未完 进入 关注后续报道] ( 本网综合) [编辑： 刘丽莉] 6 县委书记卢建国无疑正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关口———组织部门刚刚派干部前来考察。为官十多年，卢建国从乡镇干部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仕途。现在，他是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的一把手，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当家人，在这个位置上，他已经呆了4年。 但在这个时刻，相伴有烦心之事。自从去年9月，县里拍板上马“政府上山”工程之后，卢书记就感觉“坐上了火山口”。 “政府上山”，可能是滦平县有史以来最为浩大的城建工程，按照县里公布的方案，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及22个局机关，将全部搬迁到县城北面的北山之上，建立一个行政办公新区，整个工程耗资将达3亿多元。 这次考察对卢建国触动很大。“人家都开发了现代化住宅小区，特别是平泉县，有花园、有物业管理，甚至还有游泳池，”卢书记后来告诉本报记者，“滦平怎么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9月26日会议结束，仅在两天后，滦平就召开了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联席会议，一位与会的局领导回忆，卢书记专门强调，“经济发展，最直观的就是城市建设，城建的快慢，标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几年几十年城市建设没变化，说明县域经济没发展嘛。” “历史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次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和好事。”卢建国在会上曾这样说。 正是此次会议，拍板了“政府上山”工程。 不过这个工程并非仓促拟定。“滦平县城位于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山谷里，南北都是山坡，”县计划局一位领导介绍，“县里早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提出了‘东西拉长，南北拓宽’的规划。” 在本届县委的建设规划中，北山新区将占地3000亩，分3期3年建成，一共分为行政办公区、校园区和工业区。工业区侧重招商引资，校园区则准备和北京几所高校如清华大学等进行联合办学。 “几年下来，工业园和校园区不了了之，”县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但对于北山选址，县城倒是议论越来越多。” 引起这些议论的，主要是北山与老县城割裂，中间横隔邙牛河和京通铁路，这意味着必须修建一座横跨两边的大桥。“大桥的造价1000万元以上，”县计划局局长柴松林曾对记者表示，“因为造价很高，所以县里暂时还不想上马。” “为什么不重点建设南山呢？可以省很多钱啊，”当地一位老干部告诉记者，“南山一是地势较低，二是跟老城区相连，三是已经收归国有，不需征地，没有道理选北山不选南山。” 对于“弃南选北”，县城的老百姓中流传着一个解释：当地的领导请了天津的风水先生来看过，认为把行政中心设在北山，再修一座大桥与县城相连，就构成了一个乌龟图案，这样可以永葆官员们官运亨通。 本报记者曾对此调查，发现这只是个无稽之谈。县计划局透露了现实的原因：实际在最初的规划中，南山的确是开发的重点，“但在批下800亩基本建设用地后，上届政府却用400亩建了一个公园，虽然建公园不占用指标，但地却不够了。” 一位县领导告诉记者，“后来选址北山是天津的几位专家系统考察后作出的建议，最初想由滦平镇政府开发，但一直不成功，所以只在上面栽了一点树。” 尽管有了宏伟的规划，但对于滦平这样一个穷县来说，大笔的建设资金犹如天文数字，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县2003年的财政收入仅为0.3亿元，县财政捉襟见肘，至今拖欠不少教师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上山”工程是如何上马的呢？ 书记谋事 卢书记召开的联席会议刚刚结束，消息已经不胫而走，干部们茶余饭后，议论的全是这个话题。 “说什么的都有，”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在下面办公楼好好的，离家属楼又近，上班下班、工作生活，干什么都方便，何苦要花钱往上搬呢？所以大家都想不通。” 县城的老百姓对此更想不通，一位在滦平宾馆附近开百货店的老板不解地问记者：“敢情这干部办公也要扎堆儿，一起跑到山上搞个办公小区，这不是离咱老百姓越来越远了？” 这些议论令卢书记头痛。“滦平县城就两条半街，长期以来，城市功能分区不明确，县里机关单位占商业地段，束缚了城镇发展，土地价值也发挥不出来。政府退出繁华地段，让位于商业发展，不是很好吗？党政机关在哪儿不是办公？” 卢书记认为：时机成熟了，滦平的财政收入上去了，已经到非解决这一问题不可的时候。县委宣传部也提供了这样的数字：2003年滦平县财政收入达到8588万元。而今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已经完成1.54亿元，同比增长了173％。 县委决定要让干部们“统一思想”，去年10月的一天，100多个县机关局领导们分坐四辆面包车，浩浩荡荡向承德市双滦区进发，先是参观，后是座谈，由双滦区领导介绍城建经验。卢书记亲自带队。 主管城建的副县长温志中后来告诉本报记者，局长们“对这次参观反响很热烈，认为我们的城市发展从规划到建设上，和双滦区比已经落后很多，再不抓就落后得太远啦”。 参观完回到县里，又重新召开了四大班子联席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双滦区的两条发展经验：一是领导班子重视，二是力度大。 温副县长回忆，卢书记在会上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把城市建设作为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措施，站在提高执政能力的高度去看待；二、领导干部为第一责任人，要协调联动，主动出力；三、要超前谋划，加大投入，履行程序，执政为民；四、按规划时间，要进度要结果。 “这实际上是个表态会，”一位与会者后来告诉本报记者，“当着县领导的面，谁的态度要是不明确，一些事情只怕就不好说了。”当时会上就有几位局长争相拍胸脯：“只要县委县政府有决心有魄力，各个部门没问题。” 态度自然没问题，但卢书记担心的是资金，他告诉记者，“从总体上来说，(各部门)资金都不够，有的拍卖掉现在的办公楼，凑一凑就够了，但多数资金都不充足。” 但卢书记认为这个问题最终可以解决：“我感觉咱们中国的事情，从目前的体制下来说，除非你不想做。只要想做，就会有足够的办法，来把这件事操作好。” 一位县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举例说：“纪委规定，不允许大吃大喝，你们(干部)不照样吃喝吗？现在县委做这么大事，需要你来作一些努力，你们怎么就做不到呢？” 另一位县领导说得更清楚：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敢想不敢想的问题，是思想解放程度的问题。 此后，为了解决“解放思想”的问题，去年12月28日，县委县政府再次组织局长们到秦皇岛、威海、大连等地参观，“看看人家小城镇建设突飞猛进的变化，看看人家是怎么运作的”。 经过数次会议及参观后，干部们的阻力开始消除了，工程开始倒计时。此时，“政府上山”工程面临的是棘手的征地问题，农民们会不会答应占用耕地呢？ 征地风波 2003年10月的一天，吴权(化名)爬上农用车，正准备去收包谷，城关镇财务所所长梁秀芹领着五六个人来了，开门见山地说：“政府要在北山建行政办公新区，需要征用山上的耕地。”一位干部拿出一张格子纸：“别人都签了，就差你没签！” 吴权是滦平县城关镇张木沟村村民，虽然修行政办公新区已经传了一阵子，但现在“没开会通知，更没有征求村民意见，签什么签”？他毫不理会，径自开着农用车上山了。 在地里掰玉米没过半小时，村支书郭明山带着干部们又跑过来了。“这是大势所趋啊，你不签那同样也要执行，”郭明山说，“三五个、七八个不签，不管用的。” “当时我就觉得这事没治了，因为我哥和他们关系不错，只好签了。”吴权在格子纸上签字，一瞟眼，看见已经有12人在上面签名。 两天后，社区书记汤震兴、主任周玉梅主持召开占地村民大会，告诫大家：咱老百姓做做好事，种这地挣不了多少钱，这还是我们挖空心思向上面争取的呢！占谁的地给谁钱，你们可不要闹事，抓起来没谁管啊。 会后几天，两台推土机开上北山，吴权的果园几十分钟就夷为平地，“三十年的承包合同啊，眨眼就成了一张废纸。”今年10月14日，吴权翻出《村民土地承包合同》，感慨万千。 十多天时间，县城北山近600亩耕地被征用，其中包括张木沟村160多亩耕地、更新果园330多亩园地、北大街居委会80亩坡地。 正在这一切看来进展顺利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开始让征地波折横生。 按照当初的承诺，政府给每亩地的赔偿标准仅为5000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定为1万元，村民们为了早点把赔偿拿到，先后形成了四次方案，但都被县里一一否决。 吴权因此越来越担心，“万一政府事后不认账，说整个北山都是荒山怎么办？”他决定把田垄和一排排玉米棒茬子全部录像下来作为证据。 事实上，吴权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县委宣传部新闻科李文江科长就曾向本报记者表示，县里征用的那块地“只是一个废弃的果园，没有庄稼”。 吴权带着几个村民，从县城找了个摄像师，到地里拍了一个多小时，随后摄像师下山，回店里去刻盘。 县里马上就知道这件事了。下午2时，吴权正在家看电视，村支书郭明山打电话来了：“你到村里来一趟，找你有点事。” 吴权一去，不仅社区副书记王连福和郭明山等在那，还有镇派出所一个警察正襟危坐，“你上午溜达到哪了？是不是录像去了？”面对盘问，吴权死不承认。 与此同时，县城街头，一位警察带着2个保安，沿街盘查摄像店，店老板挺机灵，再三保证没有，录像带终于保留下来了。 这盘录像带，后来成为村民们上访的一个主要材料，经过这次风波，占地村民们开始担心，政府是不是会兑现赔偿款，6月24日，北山工地施工遇到村民阻拦，干部们调来了警察，双方的矛盾开始尖锐。 不过让矛盾激化的，反而是第二天城关镇办事处公布的补偿方案，这份由副县长温志中签发的方案，将补偿款按人分配，一人10750元，张木沟村93个老农业户口，不管是否占地都分钱，而外来户、后入户村民则被排除在外。 此举激起了村民们的反弹，开始逐级上访，并一直闹到了国家信访局。 局长心态 尽管村民们的反复上访令县里颇为头痛，但这丝毫不影响新区建设的速度。 4月中旬，推土机开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门口，刚建好没几年的花岗岩大门在一阵轰鸣声中被推倒，由天津同园房地产开发公司承建的滦平县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小区———福源小区———开始动工。 整个县委县政府原址卖了近1000万元，而作为交换，这家房地产公司负责北山行政中心的建设。 这是县委想出的建设办法：不花财政一分钱，各单位采取土地置换的方法，将原来的办公楼卖掉，筹得的资金用来建设新楼。 这时候轮到局长们开始发愁了，县教育局一位领导向记者抱怨，“今年全局为‘普九’验收忙得一塌糊涂，现在又要卖楼，又要建楼，哪有这个精力哟。” 县教育局的财政状况一直十分紧张，县里“普九”欠账还有2400万元，局长陈忠估计，教育局的楼加上前面的门面房，能卖120多万元，“但卖掉也不够啊，教育经费又不能挤占，缺口大着呢。” 计生局局长周义觉得筹钱的办法，无非是向上级单位求援，“开会时我就说了，跟上面要点钱，改善办公条件，只有这条路了。” 令局长们郁闷的还有地价：这些上山的局机关，占地面积从三四亩到七八亩，光买地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水务局的情况相对乐观些，局长李才告诉记者，局里开发了一处房地产，估计能赚个一百来万，再加上做项目向上面要些钱，建设资金就差不多了。 雄心勃勃的水务局不打算放过这次机会。“说实话，我们想上去，居高临下多好！”一位办公室干部说，“局里准备把办公条件改善好，档案室、图书室、职工活动中心、电脑多媒体等，一个都不能少。” 在不少局长们眼里，这次搬迁是一个展示“实力”的舞台。一位局长就私下告诉记者：“大家都在盖新楼，富的当然好上加好，穷的也不能太差，你想想，一是不能在下属面前没面子，二是在县委县政府领导面前也没法交待嘛。” 但这么大笔的资金，到底怎么筹措？记者走访了十多个局，发现准备卖掉老办公楼的并不多，例如水务局准备把老楼留给下属单位用，环保局、计生局也有类似的打算，据本报记者调查，真正把房卖掉的只有建设局和财政局，但都是卖给公安局等机关单位。 这一切，使得县委县政府声称的“用土地置换的方式，将政府机关占用的商业用地还给商业发展”的搬迁设想，显得大打折扣。 “县里惟一的刚性要求是财政不出一分钱，没有硬性要求各局机关将旧楼卖掉。如果它们自己能够筹集足够的资金，卖不卖由它们自己决定。”县委有关负责人这样对记者说。 [未完 进入 关注后续报道] ( 本网综合) [编辑： 刘丽莉] 7 “县庆献礼”有多重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是一个集边疆、山区、贫困于一体的多民族自治县。全县社会经济发展缓慢，2004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3852万元，财政自给率只有17.8％。 2005年12月7日是金平县成立20周年纪念日，金平县委、县政府很早就开始筹划相关的庆祝活动。记者在金平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上发现，为了县庆，金平县有一大批配套工程建设被作为“献礼工程”，正在加大力度推进。其中包括：将在县庆时接受来宾参观的那兰电站；县城东过境公路；作为举行县庆活动场所的民族体育运动广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含环境治理、道路改造、城区美化等共6项工程）；联检综合楼等。 这些庞大的工程，还只是县庆内容的一部分。据介绍，县庆日来临之际，还会有迎宾文艺演出、庆祝开幕式、彩车和方队展演、民族传统表演、施放焰火、文艺晚会、20周年成就展、艺术作品展、商贸展洽会等活动。为了县庆，广场上还将树起一个面积较大的“室外全彩ＬＥＤ电子显示屏”。 金平县对这次县庆非常重视，县里为此专门于1月13日召开了县庆筹备工作动员大会，县长吴自云作了动员讲话。这次后来被作为文件下发的讲话中，确定了县庆组委会成员及组委会下设的文艺演出、卫生医疗等12个组，并要求县庆配套工程“只许提前，不许拖后”。 金平县委书记罗家祥介绍，此次县庆的资金预算为350万元左右，来宾可能有600多人，估计共有四五千人参加。他说，由于县里的财政状况不佳，因此资金来源只有采取“上级补助一点、部门企业筹措一点、个人捐资一点”的办法。而据记者了解，这350万元的预算资金中，并未将几个“献礼”工程计算在内。 干群怨声何其多 一位县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为了县庆，金平县凡是“吃皇粮”的都被要求“捐资”，标准为一般干部60元，副科级干部100元，正科级干部150元、副处级200元、正处级300元。“说是捐，其实是强制。所有人都按标准上交或被扣掉了这笔钱。”他还说，自己并不是心疼那点钱，而是觉得这种做法不妥当：“有多大的能力就办多大的事，哪能这样打肿脸充胖子，搞形象工程！” 除了个人，各单位也“穷的少拿点，富的多拿点”，被要求捐资5000元至20万元不等。看完“县庆办”6月2日出的“县庆信息”，捐款单位、数额及完成捐资的情况一目了然。其中捐款“任务数”最高的为县财政局（20万元），最低的是县气象局、党史办和学校、卫生院（5000元）。记者统计了一下，捐资共涉及166家单位，甚至连县武装部、县委宣传部、县法院这样的单位也包括在内，捐资任务高达640万元。 据了解，“县庆办”及县庆委员会至少5次下文给各单位，通报完成任务的情况，并催促拖延的单位及时交款。一位乡镇领导说，其实大家对捐资都不满意，单位领导们都很头疼：不交吧，得罪了县领导，交吧，又没有钱。最后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有的不得已只能挪用资金。 除了捐款，一些企业还“认领”了其他县庆项目，如县电力公司主动要求出一个游行的“摩托车方队”。据知情人透露，为了筹备这个方队，电力公司出钱让职工们去学习摩托车驾照，并打算购买64辆新的摩托车。为了鼓励职工踊跃参加，公司承诺县庆结束后，参加方队的职工只出一半的钱就可以得到一辆摩托车。但令人难以想像的是，这么“大方”的企业，却已经2个月没有发出工资了。 在县庆活动的工作方案中，还包括对残疾人助力车的整治。残疾人购买助力车后靠营运为生，原本符合有关部门下发的《关于加强对残疾人专用机动车运营管理的通知》；但现在政府为了县庆，要整治交通环境，明令“禁止残疾人代步车辆在城区营运”。采访中一名残疾人质疑，政府这样做损害和侵犯残疾人利益，“如果为了县庆一时‘好看’，残疾人今后的生计怎么办？” “献礼”究竟为谁献 对于金平县的县庆，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同说法。有人说政府这样做是“因为金平太穷了”；也有人质疑，既然县里这么穷，为什么还要大搞县庆？通过县庆到底能达到什么目的？ 罗家祥说，办好民族自治地方成立逢十周年庆祝活动，符合国家、省里的相关精神。金平县举办20周年庆典活动，是经过县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和省民委等相关部门批复的。这对于认真总结和展示自治县成立2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打造金平良好的对外形象，提高知名度，增进民族团结，推动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分析说，金平县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又有着优越的区位优势，与越南3个省接壤。现在这些资源之所以没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主要是因为交通问题。那么，通过这样的县庆是否能够解决关键的交通问题？多数干部群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怀疑，罗家祥也承认，“县庆时带项目来的客人不会多”。 记者在入住金平某宾馆的3天内，先后有20多人找到记者，反映与县庆有关的种种问题。其中有农民、公司职员、残疾人、乡镇干部甚至政府工作人员。但罗家祥认为，让吃“财政饭”的人捐款，应该有95％以上的人是赞成的。他说，金平县每年的财政支出为2.2亿元，其中有1.3亿是养活“吃皇粮”的。到目前为止这些人员共捐资30多万元，与1.3亿元相比，这只是个很小的数字。现在许多地方搞活动都采取这样的方式，捐款是“倡议、自愿、加点强迫”，况且这笔钱筹到后不是用来吃喝的，而是用来修基础设施的。他还表示，绝对不会出现发不出工资的单位捐款的情况，现在最多的情况是“有钱不想拿出来”，对此县里只是每个月通报一次，还没像有些地方那样对领导“摘帽子”。 那么，是否真有“辉煌”的成就值得县庆来好好宣传呢？金平县与20年前相比，的确在经济、社会、人口素质方面进步不小，但目前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68元，人均有粮312公斤，生活仍然相当贫困。 按照有关规定，民族自治地方逢十周年可以举办庆祝活动。但一个县的县庆到底该花多少钱，搞多大规模，并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根据地方实际，举办符合当地需要、促进当地发展、体现群众意愿的县庆活动，才是符合国家精神的正确做法。(本网综合)[编辑： 刘丽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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