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历史节点

　　百名歌星演唱会

　　1986年5月9日，为纪念“国际和平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这场演唱会上的歌曲和歌星后来对整个中国流行音乐起到了奠基作用。郭峰在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中担任组织者，以及《让世界充满爱》的作曲、制作、指挥及键盘演奏，录音带发行量突破300万盘。1987年，共青团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国音乐家

协会授予《让世界充满爱》为歌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优秀歌曲奖。

　　说老实话，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演出后来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最初是因为全世界都在搞这样的演出，觉得中国也要做。我先写了音乐，然后找了几个朋友一起来填词。那时我也挺小的，还没那么大本事组织一个大型演出，是中国录音录像公司的编辑对这个事很感兴趣，很支持我们。最后东方歌舞团和文化部来主办了这场演出。演出当时引起的反响还没有那么大，第二天见报了也不见得很轰动，是后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演唱会的录像，于是一下就火开了。

　　有三个地方给后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是1986年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流行音乐的，有一个“反对精神污染”的规定，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一起演出，所以在那时做流行音乐的人是很背的，没有形象的树立，也没有可以展示的场所，这场演出总算是给流行音乐正了名，原来流行音乐也是可以用来表现更大、更严肃的主题的。

　　二是当时的歌曲中不能出现“爱”这个字眼，所以我当时的那首《让世界充满爱》算是开了个先河。让今后的流行歌曲有了发展空间。

　　第三就是这些歌星们带来的影响了，他们这些人可以说是影响了之后20年中国音乐的发展，至少在前10年可以算是中流砥柱。在演唱会之前他们都是些没名的歌手，但是作为朋友我们都知道，比如一些东方歌舞团的像成方圆、在地下摇滚圈里很有名的崔健等等，这一百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定下来的，他们也都是出于朋友聚会的性质一起赶来的。

　　那时的一百个歌手全部都是专业出身，像付笛声是学长笛的，我学的是钢琴，崔健学的是小号，哪像现在，卡拉OK里混两句就可以出道了。

　　当时这个演出对后来的晚会模式也是有很大影响的，现在的很多晚会都在体育馆里举行，那时我们在工体演出也是第一个。(口述/郭峰 采访/胡斐)

　　报告文学热

　　发表于1978年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繁荣的报春花。在新时期文学中它率先展现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时代烙印和心灵伤痕，呼唤对人的价值、科学、知识的尊重。而整个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读者队伍蔚为壮观，一批报告文学作家被他们深刻记忆。时至今日，我们总能从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黄宗英的《大雁情》、胡平和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等报告文学作品中寻找到可靠的历史线索，不仅如此，这些作品还清晰地记载着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的感情经历。其中鲁光的《中国姑娘》，因为中国女排实现首次夺冠为国人赢来巨大信心而大受追捧。

　　当初用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来写作，是与我当记者有关。体育界的重大赛事，往往都以通讯的形式作报道，不能对人的内心活动进入深入的剖析。那时候，郭小川提议我写报告文学，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就重视这方面的写作了。其实在1960年代我也写过报告文学，只不过在1980、1981年的时候，中国女排有希望取得世界冠军，而中国足球队也要冲出亚洲，我觉得有义务去做一个深入的报道给全国观众一个交代。而且“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尤其是学生，对中国女排和中国足球队给予了特别高的期望，在世界取胜的愿望十分强烈，我作为记者，把握到观众的这一脉搏。

　　毕竟是时代不同了。文章发表以后，各大报纸杂志都争相转载，全国乃至国外一些国家，一下子被这篇文章震撼了，连我们当时的强大对手日本也刊登了《中国姑娘》。这状况我并没有料到。那时我一心只想反映中国女排最真实的一面，并激励她们以及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后来不仅达到了这种效果，还激起了人们的爱国情绪。而在当今的时代，《中国姑娘》的积极意义还很值得人们回味的。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一套丛书作为经典读物，《中国姑娘》也被收录其中，也被大专、职高等教科书所采用。虽然现在的人兴奋点多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激扬，但还是会被其中的爱国主义、为祖国献身拼搏等精神所激励的。爱国主义这种精神是永恒不变的。其他的情感，每个读者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大家都看《中国姑娘》的影响如此之大，都让我当报告文学作家，随后我的约稿，都是写报告文学，我就这样在报告文学上有了一席之地。1980年代是我的创作高峰，现在我老了，报告文学应该让给年轻人去做。而我，在其中也只不过是一个时代记录员而已。(口述/鲁光 采访/岑茵)

　　万人空巷看《新星》

　　1986年，根据柯云路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新星》，以一个县为背景，浓缩了1982年中国农村大刀阔斧改革的社会生活。它以其振聋发聩的主题和对生活的贴近，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响和收视率。主演周里京因此走红，曾获“新时期十年电影最佳男演员奖”，现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你问任何一个50岁以上的中国人，没一个不知道《新星》的。当年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引起的轰动绝不亚于今天的刘翔跨栏夺冠、杨利伟冲出地球！有数不清的电视观众给周里京写信，有的请他去当县委书记，有的是向他诉冤情。那时候，这部电视剧还被当成了整党教材，教育干部怎么去当好官、当清官。当然，现在关于这个话题有些争论，比如有人说，李向南不是包青天，他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什么官是好官？是清官？现在，像李向南这样“一心为民”的好官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

　　说万人空巷看《新星》，一点都不过分。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把柯云路给捧红了。不仅小说另出了单行本，还有很多人排队买过期的登载过小说《新星》的杂志《当代》。但对周里京来说，我认为是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成了众矢之的，一举一动都被过分关注，很累，我相信刘翔和杨利伟都有这个体会，但周里京当时的压力更大。1980年代的演员，跟现在不同，他们拍电视剧不是冲钱去的，而是希望能拍到好戏。周里京拍《新星》大约拍了3个多月，挣了七八百块钱吧。假如不是周里京，而是换个人来演，这部电视剧会怎么样？不好说，他的个人魅力不需要我多说什么。[口述/北京电影学院李副教授(周里京同事) 采访/董薇]

　　《新星》在当时的确受到很多人追捧。特别是关注农村、关心知识分子、关注改革的人爱看。可以说，这部电视剧给一些关心局势的人指出了方向。很多人是从《新星》当中知道，原来县委书记是这样工作的。基层干部怎么推进改革，新旧两种制度之间可能会起什么样的冲突？这些都可以通过看《新星》获得理解和共鸣。而且，那时电视机才刚刚普及，电视剧的选择也非常有限，可以说，观众是别无选择地“选择”了追捧《新星》。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李向南的扮演者周里京很帅，1980年代不是流行高仓健的那种“冷”吗？周里京也有这种气质，他非常吸引人。[口述/宋子龙(安徽美术出版社副编审) 采访/董薇]

　　“出国潮”

　　改革开放使四散视野伸向大洋彼岸，无数躁动的心被一句话吸引：西方遍地是黄金。很多人糊里糊涂地就搭上了西方快车，勇敢地做起了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由于“出国潮”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不少教育人士疾呼：教育投资流失了！人才流失了！据资料显示，1980年代后，中国共有58.3万人出国留学，其中自费出国40.8万人；其中15万人学成回国，创办企业5000多家，年产值超过100亿元，创造了1990年代的新词儿——“海归派”。今天的影视大鳄，投资过《天下无贼》、《功夫》的王中军说自己是赶上这拨出国潮末梢的一个人。

　　出国之前我在国内帮人家拍照，搞搞设计，压力很小，但生意很一般。1989年我29岁，还算年轻，正巧看见有这么个机会能出去，没怎么考虑就走了。当时仅仅知道有这么一个跟国内不一样的环境在等着你，有好的教育，好的理念，好的生活，就去了。学美术的人特别看重那里的教育，到了那儿就能学到东西，能长见识，事实也果然如此。我选择了“视觉艺术”，这对我后来回国发展华谊影响深远。

　　我和妻子两个人一起住在一居室的公寓房里头，房子很漂亮，300多美金1个月。我一边在密歇根大学读书，一边打工养家。除了上课那几小时，基本上都在打工。凡是周末，一定是13个小时打工，最多的时候大概每天要做16个小时。自食其力的生活，日子过得挺不错。其实当时出国潮的黄金时候已经过去了，1985、1986年那会儿去的人中，干得很好的有很多。好些人在大公司里谋职，一点点往上升，有些做了教授，生活都非常不错。跟他们相比我真的属于最最一般的那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赶上出国潮的人都深有体会，“外乡人”不好做。因为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去的，没有社会关系，没有背景甚至没有像样的家庭结构，压力真的很大，这跟当时国内那种毫无紧迫感的生活是没法相比的。因此“出国潮”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在内心深处的。虽然美国的物价很便宜，生活也过得去，但你得拼命，得奋斗，可以说这种想法五年里一直跟随着我。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出国潮”，我觉得这真的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特殊印记。我们那个时候国内什么都还没有，往外去才有奔头。现在国内的机会这么多，不出国一样能发展得很好。所以说未来是很难讲的，现在的“出国潮”跟1980年代的“出国潮”有很大的不一样，盲目的成分更多一些。(口述/王中军 采访/周逸)

　　徐良唱红《血染的风采》

　　徐良是北京人，高考考入西安音乐学院，本科毕业后就地参军，成为首批“学生官”之一。毕业后，担任47军139师417团6连副指导员。后随部队赴滇参战。战争中，被越军12.7高机弹击中腿部，后来保守治疗不成，先后两次截肢。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问80年代生人关于徐良的事迹时，发现他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因为在1990年代后，徐良的身影已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

　　想当初，徐良的光环是多么耀眼：1980年代中越战争期间，他所在部队所在班全体战士壮烈牺牲，他孤军作战，出生入死，腿部重伤。徐良归国后截肢，遂为永久残疾人，但誉满全军。不久后，他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身着绿色戎装，挂金质奖章，坐特制轮椅，缺一条腿，不过腰板笔直，目光坚毅；他与站在他身后的王虹共唱《血染的风采》。广大中国观众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从此，徐良和这曲《血染的风采》红遍整个中国。那时候，他既是英雄，又是明星，整个人像镀了层金似的。

　　虽说是英雄，可今天搜索结果的首项却是“揭露”徐良当年怎么当上英雄的“军事机密”，说他是假英雄。

　　2002年，徐良还穿着军装；2005年他又与战友们聚会。如果他是谣言所说，岂会还有此颜面？《服务导报》在1997年7月31日的一则报道中说，徐良在北京某舞厅与他人发生摩擦，导致激烈争吵，后有动手现象。腿有残疾的徐良一看自己打不过对方，遂叫来几个(据说是徐的熟人)，让他们帮助自己。叫来的人于是大打出手，其中一人在斗殴中，将对方打成重伤，被殴者最终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

　　然而，不论他是不是英雄，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和英雄主义盛行的时代，《血染的风采》都依然是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文/岑茵)

　　蛇口风波

　　蛇口工业区1979年由香港招商局负责集资和实施创建，当时的模式是“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袁庚任蛇口工业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董事长、党委书记。他对蛇口当年发展中遭遇“姓‘资’还是姓‘社’”讨论的体会最深。他留给深圳的记忆还在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就是他提出的。1984年，北京国庆游行中特区的彩车张挂着这句口号通过天安门，霎时间将它推向全国，这句口号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最流行。“蛇口风波”发生在1988年，17年后欲再访此事，当事人李燕杰答以“年代久远，都记不清了”。而当时区分的创业者与淘金者在今天已基本合二为一。

　　1988年1月13日晚上，在蛇口招商大厦9层会议室，举行了一次“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当时到深切讲学的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曲啸、李燕杰、彭清一。参加座谈会的蛇口青年约有五六十人。

　　当晚的深圳蛇口座谈会没有定主题，当“青年教育专家”的演讲进入尾声，先是一个青年站起来提问：“在内地、在北京，市民也好，青年也好，他们对深圳到底是什么印象？”曲啸说：总体来讲，人们的印象是模糊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里。他接着列举了内地一些老年人和青年人对特区的不同看法。提到青年的时候，他说:内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区，想到这里来。但是这些想来的人中间有两种人：有创业者，也有淘金者。“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有。”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青年，尤其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特区青年，对于十年动乱中惯用的把人分成“左、中、右”、“先进、中间、落后”、“95%”与“极少数”之类的做法很反感。而关于“淘金者”这一概念，蛇口青年发问：“什么是淘金者？”导火索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被点燃，蛇口青年们与演讲者发生争执，最后被上纲上线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德育教授们对青年表现出来的拜金主义等倾向大为不满，进而引起全国性大讨论，最后没有结果。(整理/夏楠)

　　灯光夜市兴起

　　1980年代中，为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北京的西单，广州的西湖路、珠江路等地开始有了灯光夜市。最早建的广州西湖路(1984年)灯光夜市，因为紧挨繁华的北京路商业区，很快就由几十个个体户发展到近千档；由竹子搭的简易棚架发展到不锈钢金属框架。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西湖路灯光夜市更是达到鼎盛期。这里的服装款式新颖、价钱公道。全国各地的旅游者来广州必逛西湖路，连某些歌星、影星都到西湖路夜市来淘衫。西湖路灯光夜市曾经在1980年代被誉为“南国明珠”。

　　我从1986年到1989年在珠江路做服装生意，那里已经是全国有名的灯光夜市了。晚上5点开铺，就有交警来维持秩序，不让汽车通过，因为人太多了，有从全国各地来买衣服的，也有来看彩灯的，挤都挤不动。我在西湖路摆摊的朋友拿到的铺位号是959号，就是说那里至少有超过1000家档口。从体育路到广州百货，再到北京路交界、中山六路，最后到惠福东，都是灯光夜市。

　　那时候西湖路主要卖一些比较高档的衣服，珠江路卖的是比较大众化，老百姓平时穿的衣服。有很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非洲的外国人到我们这里买东西，他们的中文都讲得很好，我们夜市在他们那里很出名。

　　当年很多在夜市做生意的老板都出人头地了，就拿一般的来说，现在很多档口都搬去了白马商场，那里一个15平方的摊点就要四五十万，原来没有赚什么钱的摊主怎么可能租得起。我当时和我的三个朋友跟厂里赌气，晚上来这里摆摊，差不多一个晚上的收入可以有300多，我们租的珠江路居民的房子，13平方要1900块，在当时是很多钱了，不过去别的地方没有那么好的生意。那时候一起摆摊的老板没有什么发生口角的事，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口述：黄先生(广州，曾是珠江路灯光夜市档口摊主) 采访/胡斐]

　　接吻照登上《大众电影》封面

　　所有30岁以上的人都曾经经历过把《大众电影》上的剧照小心翼翼地剪下来夹在日记本中当宝贝，像期待情人一样期待每一期《大众电影》如约而至。1981年，《大众电影》的发行量由复刊时的50万上升到960万，是“全世界第一”。美籍犹太裔人方保罗，中学时代已开始学习汉语。取得电影艺术硕士后，方保罗成功考取奖学金到北京研究中国电影，他收集了《大众电影》杂志从创刊号至今为止的每一期。

　　我从1980年到1982年一直在北大学习，当时电影杂志很少，只有《大众电影》一家是全国性，而且带有娱乐性的电影杂志。

　　那时候还没有“明星”的概念，通称为“人民艺术家”，而且反对明星这个意义，当时也没有什么独立电影，电影算作是群众教育的工具，娱乐不是一切。到1980年代后期才恢复了“明星”的说法，像刘晓庆、张瑜、陈冲在当时都很红。《大众电影》当时有用很多女演员做封面，虽然多数是剧照，但也有专门拍摄的，属于很新鲜的做法。他们有一期上登了一张接吻的照片，是《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我自己是个外国人，看到以后就没觉得有什么，但是当时在中国是引起轩然大波的！还有一部电影，是找一个意大利女留学生演的，里面有她和男主角舌吻的镜头，放映后的影响非常大，我走在北大校园里到处都在说这个事。

　　(口述/方保罗 采访/胡斐)

　　《走向未来》丛书

　　这套1984年第一次出版的丛书，在整个1980年代出了70多种，几乎每一种都再版重印，成为国内知识界和青年的一套启蒙读物。此套丛书基本上由两大部分构成，其一为译作，其二为国内学者的学术作品。但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的还是国内学者的学术作品，也可视为当时国内实力派学者的第一次集体亮相。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的戴士和教授，是丛书的封面设计者，他还作为作者撰写了丛书之一的《画布上的创造》。

　　《走向未来》丛书是从1981年就开始酝酿的，开始是准备做杂志，依托在科协的政策研究室，后来杂志没做出来，却给做丛书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很团结，组稿、审稿都在北京，一年送一批完稿到四川人民出版社，那种合作的氛围特别好。我总共拿了1000多元稿费，其他作者也差不多。编辑费更少。8年那么漫长的时间里，如果有人为了蝇营狗苟的利益来这里，早就跑了。

　　丛书的装帧设计是由我组织曹力、刘溢、夏小万等20来个人共同完成的。当时这套书的定位是低成本、低价位的，我们一致认为视觉上一定要简洁，结果就设计成了白色封面配上黑白的抽象画。设计一出来就引起了争议，直到1986年在全国书籍装帧设计评比中，我们得了唯一的一等奖，反对声都闭口了。直到今天，我走到全国各地，都有人跟我说：我是看着你们这套书长大的。(口述/戴士和 采访/陈艳涛)

　　“85新潮”谢幕那两枪

　　1989年2月5日，北京，在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活动中，唐宋和肖鲁用一枝左轮手枪朝自己的作品《对话1》(电话实物亭)开了两枪，造成震惊全国的“枪击事件”。艺术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艺术从1980年代向1990年代转型的一个标志，是中国1980年代10年新潮美术的谢幕礼。第二天，任《中国美术报》编辑的栗宪庭对该事件发表评论。在他的力主下，该报成为推介新思潮和新观念的主要阵地。

　　枪击事件发生在上午九点多，之后没多久警察就来把唐宋带走了，当时肖鲁是跑了的，下午四点多她打了电话给我，我就叫她去投案。五点的样子她就去了公安局自首，两个人都被拘留了。第二天我去拘留所看他们，他们都已经被放走了。晚上他们在我这里过夜，肖鲁就睡在外面的椅子上，我和唐宋在一起聊天。我想知道那把枪是谁的，他们当时也没说，我也是过了很久……好多年之后才知道的，是一个将军的。

　　肖鲁之前在浙江美院就有过这个想法，是关于男女朋友的一个行为艺术。但是到北京的艺术展上打这一枪，就变得非常敏感了，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他们称之为“临界体验”。我一直认为这件行为艺术作品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搞的，虽然肖鲁后来出面说这是她一个人的想法，但我觉得唐宋肯定是有参与的。因为唐宋的很多艺术作品都带有这种危险的性质，比如他用火柴棍做的鸟巢，还有后来在悉尼，把火柴棍的一头朝上做的红地毯，这都是具备一定危险性的。所以我始终认为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作品。(口述/栗宪庭 采访/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