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武警“抢回”彭真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这次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周恩来因外事活动，没有出席前期的会议。当他到会的时候，林彪已经正襟危坐在中间的位置，他和刘少奇只能坐在两旁。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从8月18日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来京的红卫兵。到第三次接见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已经见了好几百万了，火车、吃饭、住宿一切都免费

，再来就困难了。”

　　毛泽东说：“现在才是开始，我要接见成千万。”

　　他真的接见了八次，人数超过了1300多万。这么多人的吃住往返，都要周恩来来操办。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周恩来就曾对一位负责人说过：“现在办事情太困难了。党的事只有彭真在管。军队全靠罗瑞卿，政府只有我。这么大的国家，就这么三个人管具体的事，别的人都只是说说，不做事。”现在彭和罗双双下台，周恩来自然寝食难安，办事情更难了。

　　彭真、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都被关押在京西半壁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驻地。有一天，来了一伙造反派，打着中央旗号，要把彭真带走，去接受群众批斗。因部队有纪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造反派把彭真带走了。

　　部队领导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情绪异常激动，脸涨得通红。他弄清彭真现被挟持到了北京西山山沟里，正等着林彪、江青一伙下一步行动的指示，立即要通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卫戍司令员傅崇碧的电话，大声命令：

　　“中央没有决定，怎么可以随便抓人抢人？这样下去还行吗？身为国家总理的我，在没有罢免我总理之前，我命令你们，尽一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抢回来，抢不回来，我找你卫戍司令傅崇碧算账！”

　　周恩来在听到傅崇碧的答话后，反复强调：情况复杂，不可简单从事，“你们要多动脑筋，保证他的安全！你听清楚了吗？”

　　傅崇碧回答：“总理，我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

　　其实傅崇碧把困难先咽进了肚里。难处是：警卫部队官兵自1966年5月就接到指示，“调动一兵一卒，也必须经过毛林周”。要调动中央警卫部队抢彭真，却未经另两位，会不会……先不管它，一切照总理的办！

　　傅崇碧先召开警卫部队有关师团领导开会：“必须按总理指示，把彭真抢回来，不惜代价的抢回来！凡是去的人每人带上一条背包带，做什么用，你们去想。但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乱来。”

　　警卫部队绝大多数官兵对“老革命”们有着朴素的感情，对造反派一味胡来十分反感。团长王夫回来动员时，握着两个拳头红着一双眼：“这次抢彭大个，你们都把背包带藏好，不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用小绳子还不行吗？看哪个闹得欢，用小绳子一拴，把彭真抢到手，半路上再放了娘希匹的！”经他一说，战士们个个精神振奋，如临战场。

　　部队一到西山，便分三圈团团把彭真和造反派围住了。造反派一看这架势，知道不是对手，多数人都退却了，只有一小伙还在叫嚣：“镇压革命群众没有好下场！”“反对文化大革命死路一条！”……

　　卫戍区司令部一个年轻参谋站前一步说：“完全不是镇压，是执行中央首长命令。可你说镇压就是镇压，今天就镇压一回，你看怎么办吧？”

　　团司令部参谋杨丽坤也软中带硬地说：“如果不交出彭真，今天就要有好戏看！”

　　他们边谈判边把彭真抢了出来。造反派恼羞成怒，部队走出老远还在后边大声谩骂：“我们到中央告你们，到中央文革告你们！你们这些保皇狗……”

　　年已花甲的彭真，在西山已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也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仍是那样乐观地开着玩笑：“这比长征好多了，可惜我没经过长征。”

　　“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到全国的厂矿和农村中，全国大动乱的局面基本形成了。

　　1966年12月26日，一生都不愿过生日的毛泽东，破例举行家宴，庆祝自己的73岁生日。

　　中南海怀仁堂，是建在仪銮殿旧址上的一座大殿。仪銮殿被八国联军烧掉、西太后逃难回京后，在废墟上建了座佛照楼。民国后佛照楼改名为怀仁堂。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召开了第一届政协和人大会议。

　　1967年2月中旬，中南海怀仁堂成了两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那极“左”的年代，连座次都打上了形式主义的印记。每次开会，几乎都是左边坐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江青只要到场，必然坐在这一边，这边象征着“左派”；而右边就坐的往往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余秋里和谷牧也是属于这一边的，这被人说成是“老右”；而周恩来总是坐在会议桌中间。其实这样坐，是因为一边坐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另一边坐的是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领导；他们坐在一起，俗称“碰头会”，研究的话题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来，似乎又成了一边是“革命派”，一边是“生产派”，两派人士往那里一坐，全没了笑容，常常是双方怒目而视，水火难容。

　　2月13日下午3时，怀仁堂会议桌两边又坐满了人。议题是“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都打倒。这些要害问题一经提出，自然是一触即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了起来，向“文革”以来异常活跃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质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也激愤地拍了桌子：“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的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接着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未完待续）（摘自《解放日报》，下篇见8月8日《史海新报》）新闻来源：华兴时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