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向毕玉玺行贿28万美金的北京通州区宋庄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桂军上周出庭受审。庭审中，张桂军的律师向法官出示了通州地税局、教育委员会等多家单位为张桂军写的“求情书”，“求情书”说，在张桂军担任主要负责人期间，通州宋庄建筑公司效益很好，成为该地区的纳税大户，并积极向政府缴纳教育金，资助教育事业，同时还解决了几千名下岗职工和农民的安置问题，如果张桂军被判刑，将会给公司乃至整个地区带来很大的损失。
政府的几个部门同时出面为犯罪嫌疑人“求情”，确属罕见！先且不论此举能否对法院判决有何影响，仅看“求情书”中所列几条根据，不外乎张桂军为该地区做出过巨大贡献，“功大于过焉”，以后离了他当地经济将蒙受巨大损失等等，并且不惜打出“群众利益”和“地区经济”的旗号，目的只有一个：要求法院对张桂军从轻或免于处罚！
真不知这几个部门怎样想的。在法治社会，难道还能因“这人一贯表现好，对经济和公益事业做出过一点贡献”，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古代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现在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都是强调法律的公正性。虽然现代法律也讲“将功抵过”，而这个“功”是犯罪嫌疑人对自身犯罪行为的深刻反省，并以实际行动减轻了犯罪的损失，并非以前做了多少好事善事，同情代替不了法律。从本案来看，张桂军是否是个人才，以前是否做出多大贡献，都与案情无关，关键是他是否构成行贿罪，“求情书”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
从人际关系看，一个人不惜拉下脸面为另一个人说好话，开脱罪行，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受人之托，不好意思拒绝；二是自己得了求情者不少好处，难以拒绝；三是本是一伙的，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使自己受牵连，说情也是为自己开脱。我们不好妄加揣测通州这几个部门做出此举是出于何意，但通州本身与毕玉玺案“瓜葛”颇多却是不争的事实：毕玉玺生于斯长于斯，并且从政生涯从起步一直到县长几十年时间在这里工作；其妻落马前曾任北京市通州区教育督导室主任，写“求情书”的就有教育局……现在政府部门出面“联保”张桂军，即使出于公正，不携带“私人恩怨”，但此举仍难免让人浮想联翩。更何况，政府部门此举还给人落下干涉司法公正的嫌疑。这种“费力不讨好”，授人以“柄”的事，政府部门还是少做为好！崔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