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键词  城市准入

　　新闻40名北京市民为人口问题支招

　　8月6日，北京首嘲十一五”规划建言会举行，4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市民代表围绕“如何解决北京越来越多的人口问题”献言献策。有人认为，目前外地户籍人口大量自由无序涌入，是造成北京人口压力过大的主要原因，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进行控制；有人则认为，人口流动到城市是大势所趋，北京不能采用人口准入制度。(详见本报8月7日04版)

　　直评从“进京门槛”反思“线性决策”

　　尽管在这次的民意建言会上出现的都是一些普通民众的身影，他们没有显赫的、足以影响决策的身份，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他们所表达出的真实意见就能真正地代表民众或者代表民意。在我看来，真正的民意应该是多种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意见的集合体，也理应包含对于问题本身赞同或者否定的观点。真正的民意也许会来源于少数人的意志，但是，任何民意的最终取向都应是照顾到尽可能多的民众权益的方向，而并非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强权选择。

　　在北京、深圳等地的人口准入问题上，通过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论争，我们一次次地领略了作为原住居民或者所谓大多数人在决策上的强权思维：外地人的进入造成了人口危机，理应对外来人口区分三六九等，为人口准入设限。遵循这样的“线性思维”，不光北京深圳，每个城市都可以执行类似的人口政策。尽管这当中包含着城市各自的自由选择因素，可能压根和歧视不沾边儿，可是，这样的线性思维产生的政策却可能从一出生就加剧了社会不公。

　　没有中国农村对于城市的哺育就没有中国城市的今天；而任何一个城市的原住居民也并非是城市发展的惟一力量或者动因。现代城市理论也认为，流动人口的增加是加快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何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总有人抱着人口设限以及如何解决人口问题这根稻草不放呢？

　　我们理应对这40位市民代表的城市意识表示赞赏。但是，对于关系到千余万北京居民利益和13亿人的首都是否准入的人口问题，40余名市民代表的入口，显然太小了些。还应该听听所有与之有利害关系的民众的意见，让他们也来自由地表达观点。

　　摘编自《燕赵都市报》8月8日文/刘利军

　　求是城市门槛为谁而设

　　北京的人口问题，以及围绕解决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争论，都算得上是“老调重弹”，但并不意味着“弹”不出新意，也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事实上，北京面临的人口压力问题，是中国其他大城市同样无法绕开的现实难题。而北京如何化解，其政策取向必将为其他大城市所关注乃至效仿。

　　关于城市是否应当设门槛以限制外来人口流入的讨论，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因为不同的人参加讨论，结论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居民以及城市管理者，很可能倾向于“准入”，因为外来人口大量、持续进入，会给前者带来生存的压力，给后者带来管理的压力。外来人口则很可能倾向于“非准入”，因为“准入”将很可能粉碎他们的城市梦想。在这个意义上，决定这样一个重大事项，只开一两次小规模的座谈讨论会，并不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矗

　　主张为城市设门槛的人士，其理由不能说是虚假的，比如，人口规模的高速膨胀会给资源、环境带来压力，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巨大矛盾，不是某一城市的特有遭遇，而是一个全国性乃至全球性问题。因此，这个理由是现实的、真实的，但作为为城市设门槛的理由，却未必充分。城市实行人口准入，有违自由迁徙的基本权利，这个且不说；问题是，倘若大中小城市都设门槛，富余劳动力将向何处转移？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又将在何种难以想像的状态下进行？

　　对外来人口的压力，大城市也许比中小城市感受得更早也更深刻，但这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丰富内涵：不平衡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也表现在城市之间。而这种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大城市应当有更加博大的胸怀，在反哺农村、反哺中小城市方面有更积极的作为，从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中寻求纾缓人口压力之策，而不是高筑门槛，取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保守之势。

　　其实，不管城市是不是设门槛，进入城市的约束条件，是自有城市之日就已客观存在的。比如，你没有本事在城市生存，自然就“混”不下去。所谓城市门槛，其实也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东西。一个想进入城市的人，你不让他文明地进入，他就可能采取非文明的进入方式；一个想在城市讨生活的人，你不让他合法地存在，他就可能千方百计地寻找“非法”的存在方式。

　　摘编自《南方日报》8月8日文/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