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锡流”尘封的“红色历史”

　　本报记者丁晴　实习生范晓艳

　　这是一段尘封60多年的“红色历史”。

　　在抗日战争初期，无锡出现了这样一个团体，吸纳了100多名进步青年，在沦陷前夕撤离家乡无锡，凭着对党的信念，边流亡边进行抗日宣传，边寻找党组织，途经苏、皖、赣、

鄂四省，行程千余里，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到达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少数人抵达了延安抗大。这群热血青年投身于革命队伍，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至少有19名（已查明）成员英勇牺牲，建国后有6位成员成为部省级领导干部，近30位成为厅局级干部，还涌现了一大批方方面面的领导骨干和专业人才，这种情况即便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这个团体就是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简称“锡流”）。

　　有关“锡流”的情况，一直以来都没有系统整理过，即便是无锡的地方党史中也只记有简要一笔。记者翻阅了《无锡人民革命》，只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一节中查到了一小段文字。无锡市史志办负责人谈到，一直以来，地方党史对“锡流”只有简要记载，未进行过深入挖掘。今年正值抗战胜利60周年，无锡市史志办联合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对“锡流”进行了首次深入的研究，在对原有历史资料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向遍布全国各地的“锡流”老同志及其亲属进行广泛的史料征集工作，同时分赴北京、呼和浩特、济南、南京等地进行史料的征集采访，并沿着“锡流”的路线进行实地调查，使得这段历史首次全面真实地呈现出来。对此，本报记者及时追踪了市史志办的工作进程，率先揭开这段“红色历史”。

　　Ａ、“锡流”行进路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8月初，无锡青年界抗敌后援会（简称“锡青抗”）成立。11月25日无锡沦陷的前夕，一批“锡青抗”中的骨干成员约70余人在无锡西北乡陆区桥小学集合前往溧阳。之后由于战局又出现新态势，无锡的救亡青年在周城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推选孙克定为团长，周秋野、钱敏、吴志明为副团长，准备向内地转移。当时，溧阳青年救亡组织的20多人和上海的一些救亡青年也决定随队行动，加上其他地方的零散人员沿途不断参加进来，“锡流”的总人数曾经达到了一百二三十人。

　　“锡流”从溧阳周城出发抵达芜湖后，由周秋野、薛永辉带领的第一队渡江北上，经合肥前往怀远，然后又坐火车经蚌埠到徐州，转而西行到郑州后，又折而南下，到了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并将带去的经费全部上交。

　　其余的人分成两批，第一批50余人，溯江上行，到达九江。剩下的成员沿江步行，经过繁昌、铜陵，到大通，再坐船到达九江与先期到达的人员会合。吴志明、钱敏、陈立平等因要去中共长江局联系组织关系，就转乘轮船前往武汉，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所带经费也全部上交。其他人改乘火车到达南昌，联系上了正在筹建中的新四军办事处。“锡流”成员到达武汉和南昌后，绝大多数分别参加了各地的革命工作。

　　“锡流”的这次行程，被著名女作家、当年的亲身经历者菡子（原名罗涵之）称为一次“小小的长征”。

　　Ｂ、“锡流”成员的回顾

　　当年参加“锡流”的成员后来遍布全国各地，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因此要采访老同志是件相当困难的事。目前，留在无锡本地的“锡流”成员也只有3个人，程兰芬就是其中一位，尽管年过八旬，但老人思路极其清晰。据她回忆，当年跟着姐姐加入“锡青”（“锡青抗”）时，只有16岁，还在读初一，无锡沦陷前夕在领导的带领下开始流亡，在南昌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之后被介绍到江西铅山石塘镇新四军政训班学习，并成立了宣传队宣传抗日。1938年7月，程兰芬在弋阳入党，不久调往上饶浔饶师管区工作，1938年冬调往景德镇。程兰芬说：“我离开上饶时对外是探望父母之名，实际上是不辞而行，后来上饶的同志们出事了，我也成了国民党内部通缉的对象，组织上得到消息后，紧急通知我撤离了江西，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去了。”当时上饶有多名“锡流”成员被捕。这次无锡史志办人员踏访“锡流”旧迹时，还在“上饶集中营”中看到了锡流成员的名字。

　　原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包厚昌也是“锡流”成员，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包厚昌是“锡青抗”的发起人之一。1937年11月，包厚昌得到指示立即去陆区桥集合。

　　当时，他新婚才一年，3个月前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想到自己可能要离开故乡无锡，生死未卜，走前甚至来不及与妻儿见面，感到十分内疚。临别时，他咬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在血书中，我请求妻儿能原谅我这个不称职的丈夫、爸爸，在危难之时未能在她们身边照顾、保护她们。然而我正是为了她们母女，为了我国千千万万个母亲、妻子、儿女，决心去与日本侵略者作拼死战斗。在血书最后，我向妻子表示了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准备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捐躯报国的誓死决心。写好血书，已是黎明。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奔赴陆区桥。”据原四机部部长钱敏回忆，“当初党支部决定无锡已集中的抗日青年到溧阳周城镇，与在那里的溧阳抗日青年会合，打算在溧阳宜兴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又接到江苏临时省委通知，指示无锡已集中的抗日青年撤退到武汉分配工作，不在本地打游击。”“锡流”副团长周秋野在到达武汉后，考入山西“民大”，编入八路军后又进入了延安“抗大”学习，此后一直留在北方军政机构，解放后曾任驻澳大利亚、前南斯拉夫等国大使。据他回忆说，在陆区桥是晚上走的，走到戴溪桥，雇了条船往溧阳。

　　到芜湖以后，本来坐船走，大家坐在码头上，遇到轰炸，一条船炸掉了，不能走。之后，周秋野带一个队去了武汉。

　　Ｃ、“锡流”的影响与意义

　　时隔60多年，通过党史研究的角度再看“锡流”的影响与意义更为深远。原江苏省政协主席孙颔就曾向无锡市新四军研究会和史志办建议，抢救“锡流”的史料。他说，“锡流”的历史，应是无锡抗日战争和青年运动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共地方党史中也应存有这光辉的一页。像“锡流”那样，有百余名抗日青年组成一支队伍，满怀热血和正气，不畏艰难和牺牲，奔赴战区“流亡服务”，是为数不多的。

　　无锡市史志办的研究人员也表示，像“锡流”这样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一次行动，从其规模和沿途影响看，在地方党史研究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上月底，市史志办人员在重走“锡流”线路的考察过程中，发现武汉、上饶等地的地方党史中居然也都提到了“锡流”在当地的活动和影响，并给予很高评价，在地方党史中专门记载外地组织的活动与影响，也说明了它的地位和作用。

　　日前，得知无锡在抢救整理“锡流”历史，92岁高龄、卧病榻中的周秋野老人专门提笔写下了“锡流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字。何谓“锡流精神”？市史志办的研究人员称，它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强烈的爱国热情、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斗争意志和真诚的同志情谊。“锡流精神”放诸今天的大环境中同样是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