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侵华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马嘶

　　陈三立　钱玄同　萧红　黄自　朱生豪　蔡元培　邹韬奋　王礼锡　孙寒冰　杨荫榆　郁华刘淇恩　陆蠡　郁达夫……

　　他们，有的是因忧愤贫病而逝，有的是为抗战而捐身躯，有的是在敌人的炮火中罹难

，有的是惨遭杀害。虽不尽相同，但皆是由日寇侵华战争导致的非正常死亡。

　　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的抗击日寇入侵的全面抗战持续了8年，失去了2000多万人，而当时中国人口总数只有四亿四千多万。就是说，8年抗战中，中国损失了约二十分之一的人口。

　　死于战乱的人，以士兵和普通百姓为多，但知识分子也不在少数。他们，有的是因忧愤贫病而逝，有的是为抗战而捐身躯，有的是在敌人的炮火中罹难，有的是惨遭杀害。这里，笔者只展示了几位文化界名人之死，他们的死虽不尽相同，但皆是由日寇侵华战争导致的非正常死亡，那些与侵略战争无密切关连的寿终正寝者不在此例。

　　忧愤病逝的陈三立、钱玄同、萧红、黄自、朱生豪、蔡元培、邹韬奋……

　　由战乱破坏了正常生活而引发的忧愤病逝的文化界著名人士，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出一大长串：留在沦陷了的北平为保晚节悒郁致病逝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闯将钱玄同；为躲避日寇、在流浪中殚精竭虑、夜以继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贫病而亡的翻译家朱生豪；客死香港的文化界泰斗蔡元培；在“孤岛”上写出大量抗日歌曲、病死在狭促生存环境中的音乐家黄自；在迎接光明的日子里不幸病逝的出版家邹韬奋，还有将在下面重点述说的陈三立和萧红。

　　最早辞世的是日军占领北平后忧愤绝食而逝的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诗人陈三立（散原）。陈三立1933年从庐山来到北平，就养于三子陈寅恪家中。陈寅恪租赁了西四牌楼姚家胡同3号的宅屋，作为老父晚年的居所。陈寅恪一家住在清华园，每周末都要来这里与老父团聚。

　　陈三立是位爱国诗人，有《散原精舍诗》5卷流布于世。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得知日寇攻占沈阳的消息，激愤得彻夜不眠；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日寇侵占上海闸北，他亦忧心忡忡，一天深夜，竟在梦中大呼“杀日本人！”来到北平后，他订阅了多种平津报纸，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北平沦陷后，陈三立日夜忧愤，心绪恶劣，以致旧疾复发。家人劝他进医院，他拒绝了；劝他服药，他也不吃。后竟绝食5日，于1937年农历8月初十逝世，享年85岁。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陈三立死后，只好草草收殓。陈寅恪在守孝满“七七”之后，才带着一家妻小离开北平，经历千辛万苦去长沙临时大学。

　　写过《生死场》等脍炙人口作品的女作家萧红，1942年1月病死在被日军占领的香港。萧红的病不仅与战乱生活有着直接关系，而且，重病的她如果不是被日军赶出医院，也不会死得那样快。

　　萧红于1938年同萧军在临汾分手后，随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西安。1939年，她住在重庆北碚写作《回忆鲁迅先生》和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重庆时遭日机轰炸，萧红想找个安静地方去写作，恰好友人邀她和端木蕻良去香港编辑《大时代丛书》，她便去了香港。

　　战时的香港是很拥挤杂乱的，萧红和端木住进了九龙尖沙咀时代书店的一个鸽子笼似的狭窄住室里，屋中只能放一张桌子、一张床、两把椅子、一个茶几。在如此局促的环境里，她的心境是寂寞忧郁的。不过，1940年底，她就出版了长篇小说《马伯乐》，不久，《呼兰河传》也定稿、出版，她还写了剧本《民族魂———鲁迅》。

　　1941年春，史沫特莱回国途中路过香港，特地来看望萧红。萧红正患着肺结核。那时，肺结核几乎是个不治之症，盘尼西林刚刚被使用，但价格极奇昂贵，打一针就要倾家荡产，穷困的萧红怎能用得起呢？

　　史沫特莱劝萧红离开香港去新加坡。据她分析，日军必定要进攻香港和南洋，香港至多能顶半个月。史沫特莱把萧红送进香港玛丽医院，不断供应萧红金钱和衣服。不久，史沫特莱回国去了，萧红的病又一天天加重起来。到了春夏之交，她又离开医院，在家中养病。这一年，她发表了《北中国》、《小城三月》等作品。1941年9月1日，她发表了《九·一八致弟弟书》，表现了她强烈的抗日激情。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攻打香港。萧红感到愤怒和失望。她多么希望能够回到上海，回到东北家乡去，她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

　　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在沦陷的前两天，萧红旧疾复发，又住进了医院。此次住院，全是由柳亚子、周鲸文等友人资助。1942年1月13日，医生怀疑萧红患了喉瘤，给她开了刀，开刀后才知并非此病。萧红知道自己再没有复原的希望，但她又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因为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骆宾基来看她时，她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她的眼睛湿润了，又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她转入玛丽医院，她已经不能言语。伤口的周围发炎，但已无人能够救她了。因为，医院中所有的外籍医生都被扣留在日军集中营里，其他医生和修女或是被抓，或是逃走。第二天，医院被日军接管，挂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院中所有的病人都被迁走。这一天清晨6时左右，萧红就昏迷不醒了。

　　1942年1月22日11时，一代才女萧红病逝，年仅30岁（虚岁31岁）。

　　1月24日，萧红遗体骨灰安葬在浅水湾畔的丽都花园附近。墓由乱石堆成，有一块木牌，上书“萧红之墓”，据说为端木蕻良的手笔。

　　诗人戴望舒为萧红墓题了墓铭诗：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为宣传抗日捐躯的王礼锡

　　做过记者和编辑的作家王礼锡，于1931年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国光社编辑部，主编《读书杂志》。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王礼锡与丁玲、冯雪峰、郑伯奇、戈公振、陈望道、胡秋原等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有一百多名作家学者。

　　1933年，王礼锡与妻子陆晶清去欧洲。他与萧三一起参加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见到了高尔基。又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作家保障文化代表大会。这期间，他出版了《海外杂笔》、《海外二笔》等文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礼锡在国外积极揭露日寇的侵华暴行，宣传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1938年12月，王礼锡夫妇回到中国，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1月，王礼锡到达重庆，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负责文协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6月，文协组织了作家战地访问团，推举王礼锡、宋之的为正、副团长，北上前线访问。作家访问团团员有白朗、罗烽、叶以群、杨骚、方殷、袁勃、陈晓南、葛一虹、李辉英、张周、杨朔和秘书钱新哲共14人。访问团于1939年6月18日离开重庆，奔赴抗日前线，途经川、陕、豫、晋等省，历时半年。

　　王礼锡从出发那天起就写日记，详记作家访问团的活动和他自己的生活。然而，王礼锡的日记只写到8月12日就中断了。在洛阳，在紧张又劳累的行军生活中，他终于病倒了。到了8月26日早晨，他便因黄疸病在洛阳逝世，终年39岁。

　　关于王礼锡在访问团的工作和病、死的详情，与他相熟的人写下了不少感人的回忆文字，真实记录了这个不知疲倦的汉子的生活状况。他们在被称为“黄河屏障”的中条山里艰辛跋涉，从这个乡村转到另一个乡村，从这个部队转到另一个部队，辗转工作了四五个星期。日子过得极度紧张、艰难，但也很愉快，他们兴高采烈，妄言忘记了疲倦。那是最为酷暑的时令，他们不断地行军，不断地开会讲演、访问、搜集材料，还有必不可少的酬应。当然，作为团长的王礼锡是比别人更为繁忙、紧张的，他得出面处理许多事情。但是，不管白天怎样紧张地工作，到晚上休息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写他的“笔征日记”，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就这样，为大家所敬爱的团长终于吃不消而病倒了。

　　他痛苦地坚持着，但终于支持不住了，同志们把他护送到洛阳一家医院，医生诊出是黄疸病。尽管进行了抢救治疗，但他还是很快便死去了。王礼锡逝世后，重庆和延安都开会悼念这位为抗战捐躯的文化战士。

　　孙寒冰在重庆大轰炸中罹难

　　在日寇侵华战争中，惨死在敌人炮火、炸弹、机关枪扫射下的中国人多得难以数计，历史却记下了1940年重庆大轰炸中炸死迁至重庆北碚黄桶镇的复旦大学师生的惨痛一幕。文化界著名人士、复旦大学教务长、《文摘》杂志主持人孙寒冰，就是在这次大轰炸中罹难的。

　　担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和法学院长的孙寒冰，正办着一份影响巨大的《文摘》杂志。1937年，孙寒冰在阅读英文《亚西亚》月刊时，发现了斯诺执笔写的《毛泽东自传》，他便让学生译出全文，他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后，在《文摘》上连载，后由黎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请潘汉年写了书名。《文摘》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创刊人孙寒冰常说：“文人上不得前线杀敌，办一个刊物来向日寇作战。”他带领一群复旦学生来办这个刊物。

　　1940年5月27日早晨，孙寒冰在校园里散步，碰见了同他一起办《文摘》的学生刘晚成，他笑着催问刘晚成的稿子，要刘晚成今天把稿子交来。

　　晨雾渐渐散去。8时许，北碚警报台发出空袭警报，教务长孙寒冰立即组织师生疏散隐蔽。他不断地拿着望远镜往天上望。

　　日机向复旦校园里投弹，又用机关枪扫射。孙寒冰被炸身亡。正躲在宿舍里修改今日要交的《文摘》稿的刘晚成，也身中7弹死去。

　　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章靳以、胡风和蒋碧薇女士皆有文章记载此事，他们皆是目击者。1941年8月1日，在重庆夏坝复旦大学树起了一块“复旦师生罹难和孙寒冰墓”，碑文中有“呜呼，惨遭寇弹，哀同国殇，全校师生，悲愤无极，将何以益自淬励我为文化工作之创造精神乎？抑何以益自坚强我为民族生存之战斗意志乎？是则吾辈后死者之责己”之句。

　　惨遭杀害的抗日文化志士：杨荫榆、郁华、刘湛恩、陆蠡、郁达夫

　　抗战期间，日伪还用各种手段残酷杀害了一些知名的抗日文化志士，仅我们所知的就有：

　　1938年1月1日，居住在苏州的原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因多次当面斥责日军奸淫掳掠的罪行，被两个日本兵枪杀，抛入河中；

　　1938年4月7日，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在上海静安寺路大华路口遭3名暴徒暗杀；

　　1939年11月23日，曾判处杀害刘湛恩凶手死刑的法学家郁华在上海自家门口被汪伪特务狙击而死；

　　1942年4月，青年散文家、翻译家、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陆蠡被汪伪捕房拘捕，后秘密杀害。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之死。他是我们迄今所知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日寇残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难（失踪）的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两周之后了。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重要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一名主将，鲁迅的好友，是一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战士。

　　1938年3月，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邀请郁达夫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去武汉就职。在武汉，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文协”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和《抗战文艺》编辑委员。此后，他辗转于台儿庄、徐州、山东、江苏、河南、浙江、皖南各地劳军视察。7月中旬武汉告急，郁达夫携眷到常德、汉寿。8月1日，郁达夫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发表《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12月8日，郁达夫偕妻王映霞、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此后，郁达夫一直在海外活动。海外流亡期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亡，发表了大量文章。

　　从1939年1月9日起，郁达夫应邀接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晚版的《繁星》副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散文、杂文、文艺评论和分析时局促进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的政治评论。2月5日，他又接编《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双周刊。

　　1941年12月8日，日机突然轰炸新加坡，日军在马来亚哥打峇鲁登陆，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心的新加坡，遂掀起了抗敌保卫星马的群众运动热潮。文艺界同人迅即成立了星洲（新加坡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战时工作团的主要工作是开办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和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等去进行抗敌宣传。郁达夫每天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白天眼中带着红丝，声音沙哑地对着青训班作朝会讲话。

　　日机不断狂轰滥炸，郁达夫同队员们一起穿梭于晋江会馆、南洋师范学校、战时工作团团部、青训班驻地和学校之间。为了一心一意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把13岁的儿子郁飞托朋友转道送回国内，为的是再无后顾之忧。（他已于3月间同王映霞协议离婚）

　　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渡海撤退到荷属小岛———达峇来吉星汶。他拎了两只手提箱，对同伴们苦笑着说：“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书！”

　　他们到了望嘉丽对岸的保东村，他开始蓄须，学习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1942年3月初，郁达夫与王纪元转移到保东村附近的彭鹤岭。他们开设了一个小杂货店，以作掩护，郁达夫化名赵德清，任店主。

　　5月的一天，郁达夫到苏门达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雅，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会面，这里距日本政监所只有33公里。他们化了装，改了姓名和身份。他们讨论如何在这个没有日本驻军的巴雅隐蔽下来，各找职业作掩护。此后，郁达夫化名走廉，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住下来，很像是个富商。他在这里开起了赵豫记酒厂，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他们以此作掩护，潜伏下来暗暗做抗日工作。

　　郁达夫能讲一口纯正的日语，常常同日本宪兵周旋，来保护华侨和印尼人。他取得了华侨和印尼人的信赖，同日本宪兵部和特务们表面上也常有往来，宪兵部的人也常到他家里喝酒、聊天、借钱。

　　终于熬到日本投降了，郁达夫很是高兴，但他还是很谨慎的，很少外出。不料在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正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谈，来了个讲印尼语的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郁达夫随青年出去了几分钟，又回来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完就出去了。但此后就没有回来。他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或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后面的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50岁。

　　195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