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2年半在抗日前线浴火战斗，这一期间只抽空给老家写过3封家书。1945年8月15日，时年21岁的俞滨强闻知日军投降后，迫不及待地提起了笔。“我写的这封家信整整写了6页，然后照着以前的地址交给部队中的邮差寄了出去，”现年81岁的俞滨强老先生微笑着告诉记者，“上午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我就开笔了，一直忙到下午1点，还没顾得上吃中饭，那时肚子也不觉得饿。”
在信中，俞老先生除了描述当时的喜悦心情外，更多的笔墨是对亲人的惦记。“家中的二弟，对我颇为照顾的七姑，还有年长的老外婆，不知道是死是活，身体尚否安康，这种揪心在1939年我离开老家时就有了，但在胜利日那天却集中爆发。”
俞滨强1942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当上见习官，跟随前线部队上了战场，“主要帮首长起草一些文件，向上级传递军情的工作。”但在2年半的战争期间，俞滨强曾写过3份家书，但老家一直没有回音。
他解释说，自己的老家在浙江，南方人恋家的特性让其对家人的牵挂一直跟随自己转战大江南北。而当这封长达6页、洋洋洒洒却饱含深情的家书投递出去后，俞滨强又陷入了另一种困境。“要是没回音，要么是邮路不畅家人没收到，要么家中已遭到战火洗劫，亲人流离失所，这种担心一直到1946年3月，我请假回到浙江黄岩的老家才停止。”“除了老外婆年老去世外，家中的姑姑嫂嫂、叔叔什么的都还活着。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我的来信，所以从我离家后，就再没有我的任何讯息，他们甚至比我还着急。”幸运的是，俞老先生在抗战胜利那天奋笔疾书的那封信到了亲人的手中。俞滨强：81岁，男，1941年初从黄埔军校通讯兵毕业，第17期学员。解放后在上海中华新路和战友一起开了一间小商铺，后倒闭。以后又经营一家杂货店，直至退休。
作者：早报记者 顾文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