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疗战线的英雄

　　编者按在众多医疗设备先进、名医云集的医疗机构里，道里区新发镇红十字医院实在上不了“档次”，但它却是一座真正的“农民医院”、“平民医院”。无数农民患者在这里看得起病，也治好了病。战胜军———新发镇红十字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这位自身罹患心梗、肺癌的病人，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尤其是强烈的平民意识，守护着医生的天职；同时，他以共产党员无私的品格带出了一个不收红包、不收回扣的医护人员优秀群体。为了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广泛宣传优秀共产党员战胜军的先进事迹，本报今日刊发长篇通讯，并

将陆续推出连续报道，敬请垂注。

　　流星易逝，只要曾经璀璨；人生几何，只要今生无悔。在他身患重病的“生命倒计时”里，与病魔的战斗，与死神的抗争，更加惊心动魄；为农民治病，为平民就医，更加浑然忘我。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战胜军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一名战斗在农村医疗战线的战士，一名被国家卫生部部长赞誉为“英雄”的白衣战士。

　　从10年前他因心梗晕倒在手术台旁的那一天起，他为了奔他而来的农民患者，多活一天就赚一天；从他接受肺癌手术出院的那一刻起，他为自己计数1825天的“生命倒计时”。“做事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能让自己对此生无怨无悔的事情。”———治病救人，在战胜军心中，已经成为一种天职，一种信任，一种幸福；建一座让农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现代化“平民医院”，更是他一生的宏愿。

　　这个28年来亲自做了一万多例外科手术的医院院长，这个至今仍处肺癌术后化疗期的重症病人，除了两次到北京接受手术的日子，他几乎一天也没离开过手术台。

　　上篇

　　农民患者的“医生儿子”

　　一种信任———患者的信任是他最大的回报。好医生不光要会开刀，更要给患者心理上的安慰。战胜军坚信，对医生的信任，足以减轻患者对病痛的恐惧，更增添他们对生命的渴望。

　　战胜军生在鹤岗，他不到15岁时便下了乡。一天，住在乡下的表舅突发急病，他陪表舅去县医院看病。进了门，却见几位医生正在打扑克，一位医生头也不抬地说了句：“等下午吧。”战胜军一看表，才10点半。等在门外的舅舅痛苦地弓着身子，脸上汗水淋淋。舅舅病痛，战胜军心痛。好容易等到下午开诊，一查是急性阑尾炎穿孔，差点出了人命。

　　这件刻骨铭心的往事让战胜军立誓：做一名令患者信任的好医生。

　　6年的下乡生活，不但让战胜军感受到了乡亲的憨厚质朴，更让他品尝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苦滋味和就医的艰难状况。还是乡亲们，推荐这个聪明的城里娃迈进了佳木斯医学院的大门。1977年，战胜军毕业后来到新发镇红十字医院，圆了医生梦。

　　7年了，万家村的马桂香老人一直念叨着：“都是我的干儿子让我重活一回。”

　　1998年，马桂香做完胆结石手术回家，吃苞米花时将皮儿吸进气管里，剧烈的咳嗽使刀口裂开了。老人的7个女儿认为母亲是在新发镇红十字医院做的手术，就该医院全负责，于是把老人往医院一扔就走了。战胜军仔细地把老人每寸粘了灰尘的肠子清洗后，送回腹腔，重新缝合，并把老人留在医院观察了20余天。这期间，他一直守在老人的床边，陪她叙家常，喂水喂饭，帮她洗脸梳头。同病房的人都羡慕地对老人说：“你可真有福气，战大夫都快成你儿子了。”出院时，老人的女儿们非常愧疚地到医院补交了医疗费。

　　“光会开处方、做手术，那不是完整的医生。你要让患者像相信亲人一样信任你。患者不懂医学，他们恐惧病痛，医生要给他们解释；他们渴求康复，医生要给他们信心。”战胜军不厌其烦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尤其是老年病人。战胜军说：“我对这些老年人，就像安慰我病弱的母亲。”许多老年患者都称战胜军为“干儿子”。

　　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信任，远近的乡亲们得了病，都点名来找“战大夫”，“战大夫”的大名一传十，十传百，一些城里人也慕名而来。医院里60%的手术由他亲自主刀。28年来，在小小的新发镇红十字医院，他亲自主刀的手术超万例，仅2000年一年就主刀1100多例，最多时一天做13台手术。

　　一种天职———治病救人是他最大的责任。走投无路的患者，只要有一线治愈的希望，在他精湛的医术下都能重拾生命，个人的得失与风险，统统要排在“救人”之后。战胜军称，在治病救人时，你要的是尽到一名好医生的责任。

　　“快去看看，老×家的媳妇喝药啦！”新发镇的居民们都涌向新发镇红十字医院，满院子都是人———时光回溯到1985年5月5日，当时战胜军是门诊主任。

　　“她喝了三瓶敌敌畏，还有一瓶酒！”经查，脉搏没有，血压为零。有机磷农药加上白酒，医学上几乎等于判了死刑，一大群绝望的亲属盯着战胜军。

　　“别动，能活！”战胜军扔出一句话。他告诉护士立即给患者洗胃，但患者牙关紧闭，撬都撬不开。抢救迅速进入第二个环节：静点解毒药阿托品。小小银针在患者胳膊、脚等处都已扎不进去，患者血液已几乎凝固。最后，终于在患者的颈静脉处把针扎了进去。

　　“主任，给多少量？”护士问战胜军。“6500毫克。”按常规，阿托品用于有机磷的解毒最多用百余毫克。终于，患者恢复了心跳。战胜军同时给患者用上了神经保护和营养的药物，三天两宿专人特护，寸步不离，他自己更是时时守护在病床前。经过七天七夜，患者才苏醒。

　　2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位患者已年逾六旬，没留下任何后遗症。那次成功抢救，创下了采用超大剂量阿托品抢救有机磷中毒的全国纪录。

　　回忆起那次惊险的急救，战胜军说：“我承认，当时确实担着极大的风险。她中毒已深，几乎没有抢救价值；而且患者是当地一家旺族的媳妇，抢救过程中压力极大，稍有不慎便会惹麻烦。我救人，不是怕别人说我见死不救，而是我当时真的只有一个念头：尽自己的医术救人，人命关天。”

　　取得信任光靠说不行，还要有过硬的医术，而过硬的医术是靠超强的天职感练就的。

　　道里区太平镇泰安村居民修云清，每每提起战胜军就泣不成声：“如果不是战院长，我早没了，这个家也早毁了。”

　　2002年初，39岁的修云清突发急病，腰腹疼痛无力，站都站不住，不到一个星期就瘦了十多斤。到一家大医院检查，她被确诊为“卵巢癌”，并被告知：“瘤子马上要破了，已没有手术价值，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丈夫背着她又跑了几家医院，但没有医生敢接。绝望中，丈夫偶然听说，新发镇有个神医“战大夫”，他便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背着妻子跑到新发镇红十字医院。

　　经过详细检查，战胜军断定，修云清的病痛来自卵巢囊肿等四种腹腔多发性良性肿物，需马上手术。2月10日，修云清被推进了手术室。战胜军一面做手术，一面不断地安慰着修云清：“我现在就给你做手术。没事，你还年轻，能好。”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手术，从修云清的腹腔中取出了4个良性瘤。

　　术后，搂着前来探视的一双儿女，修云清夫妇痛哭流涕：“记住，是战院长给了咱一个幸福的家。以后你们有了钱要好好请请他。”

　　都说医生不敢给自家人开刀，压力太大，但他敢，从岳父、小姨子到女儿，都曾是战胜军的病人。因为，只要站在手术台上，他就只是个医生了。在他的手术刀下没有贵贱、亲疏之分，一样是普通患者。他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

　　一种幸福———为患者服务是他最大的幸福，也给了他最大的成就感。为了患者，他18个春节没有回过一次老家；即使是在他化疗的极度虚弱期，坐着也要为患者手术。

　　战胜军的爱人门春华，是新发镇红十字医院的内科主任，她说：“别人都有休息日，整个医院只有老战没有休息日，24小时随叫随到，最多时一夜要往返4次。别看他在医院生龙活虎的，一到家就‘熊’了。快二十年了，我们没有回鹤岗老家过一次春节。”

　　每年除夕夜，战胜军都是流着泪打电话给父母拜年，告诉老人们，儿子又回不去了。去年年三十，他做完肺癌切除手术正在化疗，身体极度虚弱。晚上10时左右，门春华突然接到了鹤岗老家公公的电话：“你妈不行了！哮喘病犯了，憋得上不来气……我该怎么办？”电话那头，听着公公无助的声音，门春华不禁潸然泪下：她不忍把老战患肺癌的事儿告诉公婆，更不忍叫醒刚刚在疼痛中入睡的丈夫。做儿媳的知道，婆婆75岁了，身体一直很弱，还有心脏病，门春华含着泪，告诉公公赶快把婆婆送到医院去。婆婆被送到当地医院，经检查为肺内感染、心衰和急性哮喘发作。经过几天的抢救，才脱离危险。

　　战胜军说，医院外科手术班子实行24小时值班制，无论谁有事都要请假，但有一个人不用请假，那就是院长，因为他值的是“责任班”，没有假。他除了患心梗、肺癌上北京做了两次手术外，几乎一天也没离开过医院。他还定了一个规矩：医院所有外科手术都要向他报告，重大手术一律由他亲自主刀。28年里，全院没出一次医疗事故。

　　因长期殚精竭虑，积劳成疾，1994年，战胜军突发心梗，第一次晕倒在手术台旁；2001年2月，他再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经检查，系再发性心梗、室壁瘤，做了动脉搭桥和室壁瘤切除手术；2004年10月，他又被诊断为肺癌，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

　　妇产科医生张彩松清楚地记得战院长接受化疗后的第一次手术。那是一次剖腹产手术，产妇曾两次怀孕，但都没保住孩子。今年5月，家属把产妇送到新发镇红十字医院，找到战院长说：“我就相信你，‘耗’上你了。”手术中，患者大出血，出现了休克。三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中，战院长虚弱得汗透衣衫，最后不得不坐在凳子上完成手术。

　　“别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该歇歇了。”很多人都这么劝战胜军。“最难的几年我都挺过来了，现在医院一天比一天好，我没有理由躺在家里。”老战说，当年他刚到医院时，这里只有十几间屋子、6名医生和十几万元外债，有点能耐的都走了，后来只剩下他和门春华两名医生。1987年，战胜军临危受命，挑起院长的重担。经过28年的努力，医院发展成拥有45名专业人才、科室齐全的一级甲等医院。这28年里，战胜军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农村。1993年，杭州市一家医院给他发来聘书，条件优厚，而当时医院正处于最低谷。他曾心动过，但最终决定留下：“那里条件好，但不缺我一个；新发生活苦，但农民需要我。”

　　下篇

　　平民医院的不平凡院长

　　全国首家———“挥泪斩马谡”，8年前全院便禁了“红包”。医生的良心让新发镇红十字医院成了一个自律的群体。

　　战胜军直言：“头些年，一些医院的医德医风出了不少问题，老百姓意见很大，我们也出过丢人的事。”有几年，新发镇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大夫收“红包”挺多的，有的甚至不拿“红包”不上手术台。

　　1997年的一天，从兰西来哈打工的农民工范德才因急性胃穿孔住院，清晨入院时交了1100元，还欠1400元医疗费一直没交。查房时，战胜军发现他还没有手术，便追问原因。范德才吞吞吐吐地说：“主治的大夫说给他600元钱，就不用再往医院交了。”战胜军急了，马上把主治大夫找来，告诉他：“交回600元，由你补上剩下的医疗费，立即开台。”看着主治大夫交回的600元钱，战胜军心碎了：有十元的、五元的，甚至还有不少一元的，那分明是农民工的血汗钱！

　　没想到这名大夫仍然恶习不改，不久后在一次为患者开药时竟直接收现金。“对不起，你回家吧！”战胜军断然辞退了他。战胜军也痛心，这名大夫不仅是他的同事，更是嫡传弟子，外科手术是他手把手教的。

　　虽说辞了“爱将”，但医院的规矩就此立了下来。1997年12月25日，新发镇红十字医院《医患协定书》正式出台，其中明确规定：“本院谢绝吃请，拒收‘红包’”，医患双方均要签字。战胜军在大会上向全院职工承诺：“我是党员，向我看齐。如果我收一个红包，你们可以收10个。”8年来，战胜军带头做起，医院无一人收取患者的“红包”。到新发镇红十字医院住院的患者，同病房的老病友便会告诉他：“这医院不收‘红包’，你不用送。”战胜军也敢说：“如果医院有一人收‘红包’，我这个院长向父老乡亲们谢罪。”

　　他常对医生们说，农村医院生存不易，农民生活更不易，许多农民患者东借西凑，甚至卖房子卖地治病，你再乱开药、多收费，甚至收“红包”，良心何在？

　　药价最低———药价比药店还便宜，新发镇红十字医院不靠卖贵药挣昧心钱。在金钱的诱惑和患者的利益中，战胜军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新发镇红十字医院的药价，与药店不相上下，有的甚至要低于药店价格很多！记者在新发镇红十字医院的药品账目上看到：先锋4号：每支6.8元，先锋5号：每支1.2元，菌必治：每支3.5元……对此，战胜军说，患者看不起病，关键就是医院药价虚高，我就想办个平民医院、农民医院，让农民看得起病，咱不靠卖贵药挣那昧良心的钱！

　　战胜军说，我们这儿没有贵药，抗菌素最多用到先锋6号，临床上最常用的是几角钱一支的青霉素。做一个阑尾炎手术，药费不超过200元。当医生的，心里最知道该怎么合理用药，像抗生素，能用简单的就不用复杂的，能用便宜的就不用贵的。他自己化疗时用于防感染的抗生素就是土霉素。

　　据医院会计曲瑞霞介绍，新发镇红十字医院1999年便成立了药品管理委员会，所有的药都是从厂家直接联系进货，药房进药没有回扣，医生开方更没有回扣。医院进药要把五道关：首先要经药库保管员提出申请，第二关是由西药局、中药局审核，第三关是由临床医生审核，第四关是财务人员审核，最后一关由院长审核。

　　就为了进药的事，战胜军没少得罪人，其中包括自己的小姨子。门春华的小妹夫刚开始做药品销售时，想让姐夫医院进点儿药和器材，没想到战胜军当场就回绝了，弄得小妹夫挺尴尬。门春华的大妹妹门晓琳性子直，闻听此事不由得火冒三丈，找到姐夫一顿喊：“妹夫的药也不是假药，都是正规厂家出的，你就照顾一下，帮帮他，有什么啊？又没让你做违法的事，干吗老是推三阻四的！”老战这人也挺怪，在单位如果遇到这事，他多多少少会做些解释，可面对家里人的埋怨，他只会“放挺儿”，不理不睬，家里人最终也拿他没办法。

　　在低廉的药价和合理用药的条件下，各种手术治疗费用也迅速降了下来。“阑尾炎手术1000元，剖腹产手术1700元，正常分娩600元……”这些价格是包括检查费、床费等在内的总价，这种“单病种限价收费”等服务项目价格及药价都公布在医院的走廊里，也让农民看病心里有了底。

　　“抠门儿”院长———为“攒”一座现代化农民医院，他不舍得多花一分钱。他算计着自己剩下不多的时间，一心为心中的“平民医院”努力着。

　　医院远近闻名，患者多了，不光是新发镇，还有双城、五常、肇东等附近县市，甚至哈市市区的患者都来就医。医院的收入也逐渐增加，但这离战胜军心目中一流的农民医院还差得太远了。

　　“我们院长是出了名的‘小抠儿’。”护士孙秀清说，记得那次下乡义诊归来，十几个人饥肠辘辘地饿了一整天，心想回到镇里院长肯定同意上饭店像样地吃一顿。战胜军一声没吱地把大伙领到一家包子铺，粥和包子管够，最后一算账，才花了40多元钱！

　　司机彭英敏提起战院长买车的事至今仍历历在目。1998年，为了给职工买通勤车，战胜军和司机一起赶赴北京，“咱们买啥车好呢？”那时，依维柯刚开始时兴，彭英敏建议买一辆。战胜军算了算账，说：“一辆依维柯要十七八万元，而买一辆北京红叶还不到十万元，能省钱买台B超机了。”在北京，战胜军住店更是节省，专找5元钱一位的地下室旅店住。

　　为了省钱，战胜军简直算计到家了。一次，战胜军要到市里开会，救护车司机想，怎么也是堂堂一位院长，要送他一趟。战胜军一算，出一趟救护车，各种费用来回加起来要20元，而自己一个人坐335路公共汽车来回只要4元钱。于是，他自己挤公共汽车去了。

　　给极度贫困的患者减免费用，他大方；给医院进先进的医疗设备，他更大方。除此之外，战胜军一个错钱儿也不花。靠着这一点一滴的积累，战胜军硬是把一个账面上只有100多元的乡镇卫生院，建成一个拥有9个科室、60张床位，可做妇科、产科、普外和骨科30多种手术的综合医院。医院现有X光机、三维彩超、救护车等固定资产192万元，银行存款150余万元。而这离他的平民医院的梦想还远着呢：那应该是一个面积达4000平方米，功能齐全、设备先进、科室完备的现代化医院。他说，农民们有权利享受这样的医疗服务。

　　日前，卫生部部长高强在来哈考察时感慨地说，听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说过战胜军，原以为他仅仅是个身患重病仍坚持在工作岗位的好同志，没想到他是基层医疗战线的一个英雄，他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品格，带出了一批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团体。这次我重点考察农村医疗问题，就是想找找农村医疗问题的原因，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老战给我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教材。

　　战胜军知道，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他抓紧每一天，甚至每一分、每一秒。“骨科、外科已经成形了，妇产科等几个科室也可以了……”战胜军盘算着医院的下一步发展。一边化疗，一边坚持工作，战胜军因体力不支，一周内便有两次在给患者做完手术后晕倒。爱人理解他，又心疼他：“自己多保重吧，没了命，什么都干不成了。”这个道理，作为医生的战胜军怎么会不懂呢，可是当他看到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送来的各种“偏方”、自家产的蔬菜；当他听到他们“战大夫，好好补一补吧”的质朴话语，他知道自己早就离不开医院、离不开他的农民患者了。他说：“只要我还能站着，就要上台手术，就要发展医院，这样，死了也不后悔！”

　　本报记者董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