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芷江战役到芷江受降：丧钟为日军而鸣

　　核心提示

　　1945年3月底，日军发起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行动，集中两个方面军的兵力，企图占领中国两大战略机场所在地———湖北老河口和湖南芷江。4月8日，日军占领老河口。次日起，以七八万兵力分三路进攻芷江。

　　芷江战役（又称“湘西会战”）历时55天，日军两万余人被我王耀武、王敬久、汤恩伯部分别围歼。战役以中国军队大胜告终。

　　又两个多月后，8月21日，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代表今井武夫少将飞抵芷江，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洽投降。

　　从春天到夏天，从芷江到芷江，鬼子的末日真的来到了。

　　芷江战役：丧钟为日军而鸣

　　军事科学院 吴开胜

　　1945年开始，负隅顽抗的侵华日寇已经走到灭亡边缘。此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从美国政府获得25个师的机械装备。他暗下决心，要寻找时机与穷途末路的日军真正较量一番，以减缓舆论压力。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则根据大本营的意图，决定趁中国军队刚换用美械装备、使用操作尚不熟练之际，策划发起新的攻击行动。

　　冈村把目光投向地处湘西的芷江。芷江是进出黔、川，威逼贵阳，迂回重庆的军事要冲地带。而且，当时芷江还是中国空军基地和中美混合飞行第5团所在地。这个基地拥有当时最先进的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B—24、B—25轰炸机和C—43、C—47运输机。冈村企图一举捣毁芷江空军基地，解除空中威胁，并伺机进逼四川，威胁中国的陪都重庆，以此挽救失败的命运。

　　4月初的一天，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到芷江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阻止日军西犯，并寻机反攻。在会上，驻守湘西的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神色凛然。日寇进犯自己防区内的芷江，王耀武很清楚，此战容不得半点闪失。久经沙场的王耀武对于战胜日寇很有底气。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手中握有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军”中的两个军，即第18军和第74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在会上答应把廖耀湘的新编“王牌”第6军从云南空运到芷江作为总预备队。

　　就在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的当晚，受命担负芷江作战任务的日军第6方面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郎也组织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他带领部下乘车巡视衡邵公路，一边熟悉地形，一边部署作战任务。中国战场最后一场会战———“湘西会战”（日本称为“芷江作战”）终于拉开帷幕。

　　坂西一郎叫嚣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但他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

　　4月9日凌晨，按照预先计划，坂西一郎命令第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旺兵分三路从邵阳出发向西发起攻击。王耀武采纳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的建议，命令中国守军节节抵抗，步步后撤，引诱日军钻入“口袋”型阵地予以围歼。

　　日军右路纵队先遣队在饭岛克己大尉的带领下攻势凌厉，接连越过中国军队几道防线，一马当先深入到雪峰山中南部龙潭司附近。日军中路纵队在4月19日进抵赛市以东地区。日军左路纵队也在当天凌晨到达米山铺以西地区。兴奋不已的岩永旺立即向坂西报告，声称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芷江要地。闻听此讯，一向狡猾谨慎的坂西也深信不疑，公然叫嚣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胃口越来越大的岩永旺提出各路日军密切配合，争取消灭中国军队第74军。坂西立即同意岩永旺的作战部署，并命令关根久太郎率领的第58旅团主力予以策应。骄横的日军沿着芷江以东的公路攻击前进，第四方面军参战官兵则按计划每杀伤一部分敌人后就主动后撤转移到另一个阵地上。中美空军的“野马式”战斗机和B—25轰炸机也轮番向日军投掷炸弹和燃烧弹。丧失制空权的日军死伤十分严重，而且逐渐陷入崇山峻岭之中，后方补给日益困难。一路长驱直入的第116师团，攻抵洞口镇附近时，出乎意料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死伤惨重。

　　更令日军意想不到的是，廖耀湘的新编第6军此时也千里迢迢空运到芷江参战。全副美械装备的新6军，几个月前刚奉命从缅甸战场回国保卫重庆，但由于日军并未向重庆发动进攻而得以休整。此时被空运到芷江战场，面对在缅甸战场击败过的对手，新6军官兵战斗力颇强，打得日寇无力招架。

　　据日本战史记载，日军一个团在4月25日的战斗伤亡情况：“团经过连日激战，各营均有不少军官阵亡，士兵亦相继阵亡，尤其缺乏弹药，战斗力逐渐减弱。而重庆却增强了兵力，在活跃的空军呼应下，反复而执拗地进行了反攻。我军伤亡如下：第1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125名。第2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246名。第3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175名。”从中不难看出日军当时的狼狈与窘迫。

　　噩耗传来，狂妄的坂西无力地垂下了脑袋。不久，岩永旺的职务也被菱田原四郎取代。

　　武阳一役吹响了中国军队反攻的号角

　　4月27日，日军第58旅团对武阳城发起疯狂进攻。驻武阳中国军队主力奉命后撤，仅留第58师174团9连牵制敌人。经过一天激战，直到黄昏，日寇才占领几个前沿据点，但又被9连乘夜夺走。第二天，日军再次发起进攻，仍然无功而返。第三天，气急败坏的日军集中所有火力，对武阳城实施狂轰滥炸，终于在傍晚时分攻入城内。在三昼夜的激战中，9连官兵伤亡惨重，最后只剩姓袁的连长一人。当敌人攻入城来的时候，他把所剩的手榴弹全部捆绑在自己衣服的下面，只露出一根引信。日本士兵团团将他围了起来，犹如一群恶狼发现了没有反抗能力的猎物，洋洋得意。突然，袁连长拉爆了身上的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十几名日寇飞上半空。

　　5月1日，刚刚攻陷武阳的关根久太郎奉坂西之命进攻洪江镇，只留下小笠原七郎大尉的独立步兵第115大队驻守武阳。看到武阳守敌空虚，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命令第94军54师对敌发起攻击。5月4日，日军第115大队已经被消灭大半。眼看求援无望，小笠原七郎在4日晚下令向武阳东北约30公里的花园市突围，但是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9日，已成惊弓之鸟的小笠残部在花园市南约8公里处被中国军队层层包围。经过激战，包含小笠在内的日寇大都被歼，只有几个人侥幸逃生。到10日，武阳附近的残余日寇也被肃清。

　　武阳一役，规模并非很大，但事实上已经吹响中国军队反攻的号角，是整个湘西会战中的关键一环。收复武阳后，94军军长牟廷芳连夜飞往芷江，向何应钦报喜。何应钦亲自到机场迎接。在国民党要员中，何应钦讲“规格”、重“身份”是出了名的。如此“跌份”迎接一名职位远低于自己的下属，实属罕见。

　　冈村宁次下令终止芷江作战但为时已晚

　　进入5月，望着坂西从芷江前线发回的求援电报，冈村心急如焚。他不敢告诉部下，大本营已经来电命令派遣军“自给”、“自活”。也就是说，日本国内已经无力顾及侵华日军的死活了，他自己手中掌握的有限物资储备，需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决战，委实难以供给芷江作战。5月8日，德国投降的消息又传来。考虑再三，冈村终于在5月9日向湘西日寇下达终止作战，撤回原驻地的命令，但已经晚了。

　　就在冈村下令中止芷江作战的前一天，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达全线反攻作战命令。新6军从正面出击，第4方面军的第73、74和100军从公路两侧冲出，第18军则向敌后猛插。很快，日军第116师团主力和第68师团一部被团团围了起来，成为瓮中之鳖。日寇困兽犹斗，拼死突围。中国军队则以绝对优势的炮火掩护步兵压缩包围圈。日军纷纷躲入密林和草丛，中美空军就对这些地区大量投掷燃烧弹，使日军的藏身之处变成一片火海。日本士兵此时全然没有了往日“大日本皇军”的威风，丢盔卸甲，死伤遍地，仅被中国军队俘虏的就有200多人。

　　5月24日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忙于收缴武器、遣送俘虏，清理战场。到6月初，中日双方军队重新恢复到作战前的阵地态势。至此，历时整整55天的湘西会战以中国军队全面胜利告终。据当时何应钦致蒋介石一份密电称，此役日军死伤大佐以下24300人，俘虏军官11名、士兵203名。

　　驻华美军司令亲临战场视察当场为中国士兵颁发勋章

　　湘西大捷的消息传到驻华美军司令部，美军司令麦克鲁心中充满疑问。他不相信屡战屡败的国民政府军队真的能够如此大胜日军。随即，麦克鲁给何应钦打电话表示祝贺。何应钦从麦克鲁的言谈中明白他对战报持怀疑态度，于是主动邀请他亲临战场视察。

　　几天后，何应钦、王耀武、邱维达等中国将领陪同麦克鲁、巴特鲁、魏德迈等驻华美军将领，在几十名中外记者跟随下，来到此役主力部队第74军的阵地。望着弹痕累累的工事，看见上千具尚未来得及掩埋的日寇尸体，麦克鲁情不自禁地说：“中国军队，真是了不起！”

　　视察结束后，麦克鲁当场决定给一名荣立战功的中士班长颁发一枚美国银质自由勋章，此举顿时成为随行记者争相报道的内容。后来，美国政府还专门授予第4方面军自王耀武以下有功军官40余人以金质、银质、铜质自由勋章。在随即召开的国民党六中全会上，年仅40岁的王耀武凭借此战带来的威名当选中央委员，而且是新增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多者之一。

　　湘西会战不但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也为日本法西斯敲响了丧钟。仅仅两个多月后，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就来到芷江洽降。

　　老战士目睹芷江洽降

　　张志强 本报记者 洪克非

　　“那天下午，大街上忽然传来异乎寻常的嘈杂声，我连忙往外跑。”当天正在县城采写稿件的昆明美国新闻处访员（记者）张彦回忆说，一跨出大门他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发疯似地又唱又跳，嘴里高声地喊着“日本投降了”；互不认识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手尽情地跳啊、唱啊、走啊；路旁摆杂货摊的、水果摊的，举起双手吆喝，请大家“随便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湘西边陲小县芷江也沉浸在狂欢中。晚8时，航空第9总站无线电区台报务员刘道民与另外3名战友一结束在芷江机场的值班任务，便急不可耐地冲上街头，加入狂欢的队伍。“当我们赶到街上时，地上的爆竹灰至少已有两尺厚了。”现年79岁的刘道民老人回忆起当天的情景，眼神里仍难掩兴奋的光芒，“我们4个人当天在街上可威风啦，因为我们抬着机场的发报机和扩音器，大街小巷到处跑，反复地播放着电台的广播。”

　　刘道民和他的战友在街上“疯狂”了一夜。几天后，当他们再回到区台当值时，另一个消息已散播开来———谈判受降的地点已确定为芷江。

　　“日军的葬身之地”迎来百世殊荣

　　8月15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接到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后，蒋介石急电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提出6项投降原则，催促其赶快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机场会谈受降事宜，要求日军“保持现有态势”，“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17日下午5时，冈村复电蒋介石：日本驻华最高司令部决定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率同随员3人，准备于18日乘飞机再转去玉山。当晚，蒋介石又匆匆致电冈村，说是玉山机场跑道损坏，决定改为湖南芷江机场。

　　现年86岁的杜方顺老人系国民党20军134师402团第6连连长，当时正在芷江机场担任汽车团防务。“芷江占有湘黔公路的便利交通，有美国人援建的机场，且是新生武力核心之一。”杜方顺分析说，“数百架飞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派朝气。日本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实力而有所戒备，这也是国民政府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的用心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前4个月，冈村宁次为争夺该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芷江作战”（即“湘西会战”），结果以死伤近两万多人惨败，被围歼的残存部队竟落到了以蛇鼠充饥的地步，芷江因而被称为“日军的葬身之地”。

　　全军事化招待日方人员

　　18日，蒋介石再次急电冈村，要求日方代表必须于8月21日到达芷江，并规定了前来参加芷江受降会谈的日方代表的人数（不超过5人）、飞机的航线、乘坐的机型、飞行的高度、飞行的时间，以及日方代表乘坐日机的识别标志、联络方法等。

　　19日下午6时，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除提出蒋定的地、空联络呼号周率、系于飞机的红布位置更改外，其余冈村均表示“依照尊电办理”。

　　蒋接到冈村宁茨的复电后，于19日晚即召见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授权何为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随后，何除急电驻守芷江一线的第4方面军王耀武、新6军的廖耀湘等加快准备外，还连夜召集有关人员会议，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阵容，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随同前往。

　　8月20日，新6军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的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重庆飞来运输机4架，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行人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亦同时到达。

　　与此同时，谈判会场也正抓紧布置。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以第4方面军与新6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主，他们已忙碌3天3夜。

　　位于芷江七里桥的洽降会场原是一座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及休息室，正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亦然，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旷地高竖中、美、英、苏4国国旗。

　　会场室内东面墙上，印有大红色“V”字，两旁各悬4国国旗。其前置一长桌，玻璃窗均糊上绿色纸。其间空隙处，又悬4国国旗各一小面，两边各摆有长桌。西墙上悬挂着一口大钟，其下为新闻记者席。

　　日本降使在芷江如过街之鼠

　　21日11时15分，日本降使乘坐的飞机在芷江机场东部南北向的主跑道上慢慢降落。这时，站立在机场四周的人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过警戒线一拥而上，把日机紧紧地围在中央。

　　日本驻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早已等候在机门前的新6军政治部少将陈应庄和陈昭凯立即上前询问。在核对4名降使和3名机组人员的名单、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5口皮箱后，日方人员分别坐上4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在宪兵监护下，驶向位于舞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

　　从机场前往会场10多公里的路上，挤满了人群，不断有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争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争相观看日本降使的人群仍然不断涌向路中间，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有的老百姓看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在吉普车上“叮当”作响。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从刚下机时的面无表情，变成脸色惨白。

　　芷江七里桥修建“受降纪念坊”

　　下午3时20分，今井武夫及3名随员在陈少校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吉普车从四里之外的住所开赴受降会场。几名中美高级军事人员坐在上首一排长桌后，被领进会场的日本谈判者，依次是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和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中方发言先译成英语，再译为日语；日本人的发言先译成汉语，再译成英语。

　　互报姓名和身份后，中方命命令日方出示代表身份的证明。今井武夫听着颇为震惊，开初有些踌躇，随即申明说，目前尚未接到日本大本营正式命令，不能派遣正式代表，此行主动前来，只是担任联络，所以没有携带正式证件。问他有无其他证明文件，今井武夫连忙取出冈村宁次派他前来芷江洽降的命令副本，应付这场他们意想之外的尴尬局面。

　　总参谋长肖毅肃在今井交出中国战区及越南、台湾日军兵力配置及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后，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并交今井签署收据。整个谈判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事实上，受降仪式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受降典礼结束后的当晚就转入实质性会商受降条款。从21日到23日连续3天，受降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是在秘密商讨中解决的。当时的商讨很紧张，常常开会到深夜。

　　23日下午2时15分，今井武夫在接受各种指令后，离开芷江，飞返南京，筹划冈村宁次签降的准备工作。中美混合大队的三架野马式飞机，护送至常德。

　　下午7时，何应钦在会谈大厅前的广场上举行宴会，邀约了美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及其幕僚、各方面军司令、记者出席了宴会。宴会上，何应钦、柏德诺分别致辞，互贺受降会谈的成功。

　　至此，芷江受降圆满结束。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缅怀为抗日英勇献身的先烈，牢记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史实，1946年，在受降地点芷江七里桥修建“受降纪念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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