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排长话当年

　　本报记者 严丹

　　老陈今年49岁。24岁那年，他以侦察兵的身份参加了那场对越自卫还击战。记者在电话里与老陈预约采访时间时，他呵呵地笑着：“都过去那么久了，很多东西都忘记了。”可是见了面记者才发现，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事哪能说忘就忘呢？老陈的回忆非常流畅，虽然过去多年，仍能清晰地记着哪一天在哪个村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一些细节都记忆犹新

。

　　渴望有任务

　　老陈是1976年当的兵，1978年11月接到任务，随部队前往中越边境城市。老陈及其他侦察员的任务是先在边境地带初步摸清越军的动静。

　　次年元月的一天，恰逢大年三十，接到任务的老陈同战友们前往江那村角雾岭执行侦察任务，直至天黑才撤回。刚想坐下吃一顿年夜饭，又接到司令部前往火光农场14连望兴村的指令。老陈说当时到达的时候，那里的边民正四下逃散，看到老陈他们到来才逐渐安定下来，说是越南那边有枪声，不知是不是要打过来。当时下着雨，老陈他们猫着腰在山沟里蹲到下半夜，没什么动静后才悄悄撤回。“我们那顿年夜饭吃的是指天椒和压缩饼干，还是在路上吃的。”老陈笑笑说：“没办法呀，一有任务必须出发。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

　　老陈说，那时他们心里装的除了任务还是任务，首先是渴望得到任务，然后是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想办法完成任务。1979年2月，为了配合某场战役的整体作战计划，老陈所在的部队必须按时赶到所定地点。为了抢时间，部队急行军百多里，战士们背着近百斤重的背包跑步前进。饿了，顶住，速度不能减；脚肿了，咬牙，脚步不能停。直至最终按时到达。“这就是命令，这就是纪律！”老陈向记者强调了几次。

　　埋伏抓俘虏

　　“那次行动太惊险了。”老陈讲述了最让他难忘的一次行动。

　　当时的老陈已从侦察班长升任侦察排长，又升任侦察队长。一接到上级的行动命令，老陈与其他战友迅速整理行装前往目的地。老陈说当时预计来回需要两天，于是每个人的干粮只准备了6包压缩饼干。连续走了一天一夜后，刚进入预定的潜伏点，看见有越南兵赶着马匹下山拉粮草，老陈等人只好先暂时停下休息一晚。老陈说，虽说是休息，但怎么敢真的闭上眼——敌人就在眼前。他们连呼吸都快要停止了，山里又闷热潮湿，要命的大花蚊又使着劲儿咬他们，就像要将每个人的血吸干似的。老陈他们连蚊子也不敢拍，怕发出响声惊动了越南兵。

　　第二天5时多，天还没亮，老陈等人迅速寻找最佳捕俘点，并按预定计划设下埋伏。大约4个多小时之后，他们看见三名越方军官走过。时机来了，只听见股长一声令下：“上！”作为第一捕俘手的老陈一个箭步冲上去，与此同时，旁边两声枪响，三名越方军官倒了两位，剩下的一名被老陈等人生擒。随后迅速打扫现场。老陈说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之后立即撤离捕俘点，沿另一条山路撤回。

　　老陈说，这是他们执行过所有任务中最惊险的一次，走的是最险的山路，宿营又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捕俘过程如果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麻烦。整个过程他们都处于一种极度紧张之中，不知饿也不知累——老陈带去的6包压缩饼干只吃了1包；撤离当晚仍宿营在山沟，老陈说他不知怎么回事，睡着睡着忽地就坐了起来。这根绷得紧紧的弦直至回到驻地才松弛下来，大概是饿过头了，东西也不怎么吃，倒是那个带回来的俘虏吃得香，呼哧呼哧地干掉了两大碗面条。

　　七年不寻常

　　1979年3月5日，我军发布撤军令，但由于越方恶态重萌，我军不得不再次迎头反击。直到同年3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老陈回忆说，当时部队撤军，他所在师的所有侦察兵还留在边界待命，这一留就留到了1985年。期间，老陈只在1980年春节回了一趟老家。

　　记者问他回到平静的国内，和家人共度春节，后又再回到中越边界，这前后心情有什么区别。老陈的回答很平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可能没有亲身体会到这种情感，那就是国家的需要高于一切，保卫祖国与服从命令同是军人的天职。这是一种职责，没有任何条件可讲。这种情感在那时当兵人的心里是扎了根的。”

　　1985年，老陈所在师的所有侦察员撤回内地；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裁军百万，老陈第二年转业。自1978年起，老陈在中越边境待了7年，“7年里没走过一段平坦的路，总是在山沟沟里转。还是和平年代好啊。”此时，老陈的目光落在了前面的某个方向，好像看到了20多年曾经呆过的地方。老陈说，那个战场让他看到了太多年轻生命的逝去，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多少未满20岁的小战士永远倒在了那些地方。但更让老陈自豪的是，那种誓死保卫祖国的情怀曾那样自发而又真切地鼓舞着他以及那一辈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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