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巴顿指挥艺术之比较

　　金戈铁马，血雨腥风。古今中外，杰出的军事家如璀璨的群星。而彭德怀与巴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叱吒风云的战争年代里，悄然崛起，堪称双峰并峙的一代战神。那么，他们的指挥艺术各有哪些特色？

　　善于发现敌军作战指导上的错误，并利用此机遇加以扩大，这对夺取战争的胜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指挥艺术的运用上，彭德怀和巴顿可谓异曲同工。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之后，麦克阿瑟下令美第10军从仁川乘船，绕道海上从元山登陆，向咸兴、长津等方向挺进。这样一来，该军与美第8集团军之间的战斗间隙，拉开了长达100公里的距离。彭德怀发现了美军这一作战指导上的错误后，便果断地命令志愿军第9兵团迅速向东线长津湖方向开进。目的是阻击和歼击美第10军。与此同时，他又集中6个军的兵力，攻歼美第8集团军之一部。

　　彭德怀首先将攻击的目标指向第8集团军右翼之薄弱处。11月25日黄昏，待引诱美军进至预定歼敌地区时，志愿军便从德川、宁远地段向美军侧翼突然发起攻击。美军淬不及防遭到重创，于11月28日开始撤退。于是，志愿军西线各军乘机尾追，主力部队于12月23日将美军追逼到三八线附近。

　　无独有偶，巴顿在二战期间也有相似的出色表现。在1943年的西西里岛战役中，由于德意军对盟军的进攻方向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巴顿所指挥的美第一集团军，便乘德意军防御的空虚及德军主力与英军鏖战不休之时，沿环岛公路开始全线推进，迅速攻占交通中心安纳，进而占领了巴勒莫，为盟军夺取西西里岛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众所周知，彭德怀擅长实施运动战，即在运动中敢于诱敌深入和集中兵力，同时灵活变换作战形式，以各个击破敌之有生力量。

　　1947年3月，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陕北。当时，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仅有二万六千人。面对这种形势，彭德怀决定以运动战歼敌。他首先利用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的狂妄情绪，以一部分兵力将蒋军主力诱向延安西北之安塞，同时将主力隐藏集结于延安东北七里处青化砭附近，设伏待敌。当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深入埋伏圈时，彭德怀便从西侧实施封堵，首战歼敌三千余人。而后，又接连取得蟠化镇、羊马河战役的胜利。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从而稳定了西北局势。

　　在朝鲜战争中，彭德怀在实施第二次战役时，也是将近40万大军隐藏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大山中，用打了就跑，丢弃辎重，释放俘虏等办法引诱美军进入这巨大的包围圈。当美军全线进攻后，志愿军突然收缩巨大的包围圈，在二十四小时内，一举全歼美军右翼之韩国第二军团。同时左翼的美军也遭到重创。随后，志愿军迅速撤出战斗，第二次战役圆满结束。

　　与彭德怀不同的是，巴顿则不善于打灵活战和攻坚战。他往往用坦克迂回敌之侧翼或敌后实施正面的闪电突击，力争一举抢占要塞。在1943年的西西里岛战役中，巴顿指挥的美第7集团军，就是将扩大范围机动和两栖作战相结合，然后伺机向敌军防线快速迂回的。接着，巴顿指挥部队以惊人的速度向北推进，于21日占领卡斯尔、22日抵达巴勒莫。攻克巴勒莫后，又乘机夺取了墨西拿，从而一举将德军驱逐出西西里岛。

　　虽然在战争中，彭德怀和巴顿都注重部队的快速推进。但不同的是，彭德怀在快速推进中更注重防御，同时利用夜战、近战歼敌，敢于断敌后路。在1950年12月的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曾突破敌三八线阵地，美军被迫撤向汉江以南。虽然，志愿军在追击中向南推进了100余公里，但仅歼敌2万人。此时，彭德怀意识到其中有诈：美军企图引诱志愿军继续南下。于是，他下令迅速收兵，停止攻击，实施全线防御。在顶住美军的反攻之后，彭德怀便乘机发起全线进攻。

　　从战略的角度说，防御是为了更有效的进攻。拿破仑就曾说过：“战争的全部艺术就是一个非常合理而十分慎重的防御，而继之以一个迅速而大胆的攻击。”

　　与彭德怀相比，巴顿则注重于在远程攻击和追击中的快速推进。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巴顿指挥的美第三集团军以装甲兵为开路先锋，长驱直入。在28天的战斗中，美军向前推进1000多英里，歼敌140万。巴顿的推进速度之快，不仅令德军出乎预料，甚至连美军自己也深感震动。不过，巴顿却对防御战嗤之以鼻，而强调进攻是取得胜利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同时，他也反对战争的侧翼安全论。他认为，在快速推进中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但不能因此而说彭德怀不善于指挥攻势战。事实上，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他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大兵团作战，而且还采取了迅速而主动的突袭，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在战役组织和战术修养上，彭德怀和巴顿也各有千秋。战术修养一般包括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如的应变能力。它是战役组织的基本条件，也是军事家们指挥艺术的基础。

　　我们说，战场上的形势往往是千变万化。因此，谁能抓住瞬间战机，谁就能占据先机。即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语)”比如，彭德怀在指挥第三军团第一次打长沙之时，当部队正过浮桥的时候，长沙城内的敌军突然开城逆攻。此刻，三军团的大部分部队开始动摇。这时，彭德怀果断下令斩断浮桥，背水一战。结果三军团反败为胜，一举攻下长沙。除此之外，在陕北作战和百团大战中，彭德怀的战役组织能力，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同样，巴顿战役组织的能力，也可圈可点。如在西西里岛战役中，巴顿指挥的美第七集团军，面对从裼拉库到墨西拿这狭窄的作战区域，能够及时地调整作战部署，直攻巴勒莫而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严格地说，彭德怀与巴顿不是统领全局的战略家。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只有从整体上(即战略上)把握战局的走向，才能更有效地组织战役和战斗。

　　彭德怀在战略指导上，往往是以弱对强，但在战术上则强调以强击弱，从而求得战役战术上处于优势地位，进而改变战略事态。1934年4月，当第五次反围剿尚未结束之时，彭德怀便提出放弃中央苏区，进军湖南，以寻找战机。这一提议，与毛泽东的进军浙皖，逼敌回援，以求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不谋而合。在朝鲜战争中，彭德怀采取的以战略内线的持久防御战与战略外线的速决进攻战相结合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总的战略指导方针上，彭德怀更多的是表现为后发制人。即“避敌锐气，击其惰归。”

　　巴顿在战略指导上，对战略层次有很清楚的认识。在1942年1月的北非登陆战中，他指挥的美军在摩洛哥西海岸的成功登陆，就为盟军为控制这一地区和完成北非的战略部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前面说过，巴顿在战争中往往强调主动地进攻，依靠力量和技术优势取胜。因此，他的总的战略指导方针较多地表现为先发制人。彭德怀和巴顿这不同的战略指导方针，实际上正是中西方战略思维的差异之所在。当然，我们在分析巴顿的攻势战略和彭德怀的积极防御战略时，应该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和战场条件下，而不能孤立地看待它。如在1944年7月以后这特定的历史和战场条件下，德军已经是强弩之末，而盟军无论是兵力兵器和士气，都占压倒优势。在这敌弱我强的客观条件之下，巴顿的攻势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又比如，在陕北作战中，彭德怀注重进攻中的积极防御战略，无疑也是正确的。

　　（据《烟台日报》）新闻来源：现代生活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