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兵水雷踞长江日寇不敢进三峡(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0日04:43 重庆晚报

　　1940年，重庆“东大门”——宜昌沦陷。长江三峡水路，成为日军沿江而上，西犯战时首都重庆最便捷的路线。

　　但浩瀚长江和崇山峻岭，却成为侵略者无法逾越的天险。早在1936年初，国民政府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便在宜昌至万县（现万州）长江两岸以大炮、机枪封锁江面。武汉失守以后，当局又在江面布置鱼雷与障碍，驻防巫山、奉节、云阳、万州等城区部队在制高点增设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阵地。日军在川东每迈进一小步，都不得不负出惨重代价。

　　1943年5月下旬，日军率10万之众进攻长江第一要塞——石牌，旨在消灭15万中国守军，然后直扑重庆。爱国将领吴奇伟率军浴血奋战，直至大溃日军。是役，我方死伤万余，而日军死伤高达25718人。此后日军多次进犯川东，均以失败告终。

　　如今在巫山至万州一带，仍能见到当年的抗战遗迹，部分幸存的老人对那段峥嵘岁月仍记忆犹新。“每次我们的高射炮击中日本飞机，战士们总是击掌相庆，那场面让人毕生难忘。”天生城瞭望哨观敌

　　位于万州区西北1公里处的天生城，海拔467米，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500米，四面悬岩，绝壁凌空，是万州城区的制高点。在山顶上，记者看到一个陈旧的瞭望哨，四周由石块砌成，上面长着一棵20多年树龄的泡桐树。距瞭望哨10多米处，曾经放出轰天巨响的炮台如今像一个土堆，上面树芽疯长。

　　“就在这座山顶寨门正对湖北方向的悬崖边，曾经设有瞭望哨和炮台，专打日本鬼子。”天生城4组78岁的陈凯老人告诉记者。

　　时光倒流67年——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战时首都重庆进入日军“无差别轰炸”版图。国民政府紧急应对，除派出战机联合“飞虎队”、苏联空军对日空战外，还在沿江各城市紧锣密鼓修筑高射机枪和高射炮阵地，拟从地面对日机实施打击。

　　“山上最初设高射机枪，由一个排把守。几天后，国民党一位蔡姓连长带了几十个士兵住到山上村民郭梦更家里，用两三天时间便修好炮台和瞭望哨。炮台上放了一门两三米长、炮口粗如中碗的高射炮，可以360度旋转。从早到晚，士兵们拿着单筒望远镜站在瞭望哨里观察敌情。”陈凯说。

　　一次敌机来袭时，村民们都躲进了后寨门防空洞，陈与同龄的玩伴兰西强则跑到离炮台只有一两百米远的岩脚观战。“日本飞机一来，前后寨门便立即关上，炮台周围戒严。炮手们把炮弹推进弹仓，炮口直指目标。”陈说，炮弹形状像步枪子弹，小茶杯大，每次上膛都是五发。“我亲眼看见西山公园上空一架日机被炮弹打中，拖着一溜儿黑烟狼狈逃回湖北。士兵和群众大声欢呼。”万县城高射炮逞威

　　8·15，这个数字曾是万县的幸运数字。

　　“1941年8月15日，一架日军领队机被万县的高射炮部队击落，领队长横田等4人毙命。战斗一结束，大人小孩便跑去看稀奇。看着地上死去的鬼子，人们一边痛骂，一边扔石块。”

　　类似的捷报四天后再次出现。19日，一架日机空袭忠县后返航经万县，被高射炮部队击落至罗家沱水田，两名日军跳江自杀。

　　高射炮部队，是当时万县的神勇之军。76岁的原万县农业局离休干部丁耀廷告诉记者，1938年7月，万县防空指挥部在天生城、翠屏山、北山观等11处高地构筑24个对空射击阵地，每地配置1门高射炮，派部队把守。

　　“宜昌失守，日军打到了宜昌与万县之间的三斗坪附近，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全成了前线，空军电台、监视哨、高炮部队都投入了使用。”75岁的原万县党史办离休干部杜之祥列数当年军事当局在川东的防空布局：

　　1937年11月，重庆防空司令部第三情报所移驻奉节；

　　1938年3月，第六战区防空监视哨在奉节设6个监视哨，后增至12哨，并另设47、48两个独立哨；

　　1939年10月，四川省防空监视74队在陕西界岭、巫山望天坪、大昌一带设置防空监视哨；

　　1942年初，陆军高射炮第48团1营从宜昌移驻白帝城；同年，云阳五峰楼构筑高射机枪防御阵地，驻防一个排，与故陵小江炮兵阵地形成协同对空防御火力网，构成6650米防御纵深；

　　1943年7月，巴（东）、万（县）要塞指挥部高射炮连、空军无线电总台第四测候台（负责观测气候等）进驻扎巫山城；

　　1944年1月，长江护航高射炮连驻云阳县城东岳庙；同年7月，陆军高射炮兵48团1营进驻巫山城。

　　“八年抗战，这些机构屡遭日机轰炸，但为了保卫重庆，它们从未停止运转。就总体而言，这种防御的效果有限，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减少了我方空中、地面部队及民间损失。”杜之祥认为。长江岸重兵布水雷

　　鉴于长江防务的重要，1939年1月1日，军事委员会在宜昌设立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负责构筑宜昌、重庆之间诸要塞的拒敌工事。该部由第五战区司令部指挥，统领94军3个师、75军4个师、18军、66军两个师及海军舰队等，首任司令为94军军长郭忏；1940年5月后，江防司令部改由新成立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11月5日，“司令部”改称“总司令部”，司令长官由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担任。

　　1939年初至1940年6月，中国海军第一、二、三舰队相继进入长江三峡要塞区警戒。此间，海军部长陈绍宽制定了对日水雷游击战术，组建长江中上游布雷游击总队，辖5个布雷队11个分队，打击了敌人赖以生存的战争补给线。

　　1942年、1944年两年，云阳大规模赶修江防工事：从长江下游22.5公里的庙矶子滩至34公里处的石笋河出口一段，两岸驻防海军陆战队一个炮兵连；上游30公里的盘沱至42.5公里处的澎溪河口太公沱，两岸驻防一个加强炮兵营。

　　当时，前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溯江而上巡视考察沿岸江防后，评价如下：“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侦察，确信直接顺长江两岸没有道路，只有乘轮船或汽艇沿长江而上才能进攻重庆。为保卫这方江防，中国构筑了几处重点防御枢纽，备有大炮。大炮安放在陡岸的山洞里，并且伪装得很好。这些炮能把河道置于直接瞄准的火力之下，而本身极少可能受到日本炮兵或空军的袭击。沿途，我们两次上岸了解这些防地的情况。我真诚地认为，这里的防御是组织得很好的。”宜昌城日寇惧三峡

　　8月8日，记者自宜昌太平溪码头乘快艇溯江而上。目之所及，是一片浩淼江水和崇山峻岭。成库后，三峡长江水面上升了几十米。船主告诉记者，过去行走川江，在船上能看到矍塘峡、巫峡两岸的炮台。但现在，那些炮台大多被江水淹没，难觅影踪。

　　“我们当年修建的那些防守工事，也永远沉入了江底。”82岁的黄埔老人李庆余说。

　　李庆余，湖北利川人，194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西安第7分校18期步兵科，同年8月分到江防总司令部下属66军（军长方靖）185师554团任排长，负责宜都、枝江一带的布防工作。

　　“当时，敌人盘踞在北岸碉堡里，我们驻在南岸。枯水期江面变窄，对岸鬼子头上的钢盔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李庆余告诉记者，他所在的185师和66军199师常常利用夜晚，在离水面十几米高的地方挖战壕、掩体、炮台，然后根据地貌进行伪装。“工兵在江面布置了每颗重100公斤至250公斤的水雷，敌人的船舰根本不敢进入江面，只能停靠在内河。”

　　偶尔晚上，双方还互相打一阵冷枪。战士们经常趁黑摸过江，扰袭碉堡里的日伪军。“因此敌人要进三峡腹地，比登天还难：江北上游是险要的南津关，有我们重兵把守，而江面又寸步难行。”就这样，日军被困死在对岸，直至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

　　李庆余驻守地段的防守比较温和，而其他地段则显得凶猛异常。据不完全统计，1936年到1945年间，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230余次，我方死伤62193人，对方死伤44349人。仅1940年枣宜会战一役，中国海军三个布雷区便击沉敌舰81艘，炸死敌军无数。

　　据原宜昌市夷陵区党史办主任蔡大泽主编的《日寇侵宜暴行》记载，日本海军舰长大佐曾在战地日记中写道：“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军，尚能预先写遗嘱，然后应战；唯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即与舰同归于尽，欲求写一遗嘱之短瞬时间，亦不可得也。”

　　正是有这种恐惧，日军盘踞宜昌5年，终不敢进三峡。

　　记者　陈国栋（文图发自宜昌　万州）

　　网络编辑：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