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调查》：救助站的困惑

　　记者：来大家告诉我你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救助站救助儿童：甘肃来的。

　　救助站救助儿童：安徽。

　　记者：你呢？

　　救助站救助儿童：太原。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是青海。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广元来的。

　　救助站救助儿童：四川的。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是四川的。

　　记者：你们都是怎么到救助站来的呀？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是被西安市第二医院送来的。

　　记者：被哪儿送来的？

　　救助站救助儿童：西安市第二医院。

　　记者：哦 被医院送过来的。你呢？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是被警察。

　　记者：你们呢？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是被骗过来的。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是广元救助站送来的。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是警察送过来的。

　　记者：那你们现在想回家吗？来 想回家的人举手我看看。你们为什么不想回家？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没家了。

　　记者：你呢？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爸我妈死了。

　　记者：你呢？

　　救助站救助儿童：我也是。

　　记者：那你们没有家的人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想在救助站待着吗？

　　救助站救助儿童：想。

　　记者串场：这些孩子他们说都是西安市的警方或者其他的政府部门或者医院送到这儿来的，他们很多人是因为失去了家庭有的是不愿意或者无法说出家庭的住址而回不了家，很多人就这样在救助站住下去了，据我们了解最长的居住时间已经有一年零一个月了，记住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救助机构，他没有办法提供给孩子们应该有的教育和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但是孩子就是在这里一天天长大了。

　　记者：今天我们来的时候站里头的这个受助的就都是小孩子是吧？

　　党文善：大人今天下午有走的上午也有走的。

　　记者：你最多的时候救助站能住多少人，就是实行自愿救助之后来过多少人？

　　党文善：50个。没超过50个，如果按照正常的，同时一次性救助五百个人是没有问题。

　　记者：盖这个楼得花多少钱？

　　党文善：整个连买地带盖设施全部搞完善花了1700万。

　　记者：那挺可惜的，浪费了，很大一部分闲置了。

　　记者串场：从这些铁栅栏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初收容遣送的强制性留下的痕迹，救助站成立之后并没有拆除它，站长说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防止站内因为人太多而发生意外，但是两年来这个能容纳500多人的救助站最多的时候也只能住过50个人，而且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的流浪乞讨人员，就这样这个耗资上千万盖的大楼到现在最上面的两层全部都闲置着，那么这个城市当中那些真正流浪乞讨的人他们在那生活呢？他们为什么不来救助站呢？

　　解说：按照救助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救助站的核心救助人群，在救助站工作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义务告知流浪乞讨人员向救助站求助。我们跟随西安站的仵站长来到钟楼附近的繁华地段。

　　记者：从1月份到现在这半年里头你们上街劝说，自愿能来的有多少？

　　救助站工作人员：自愿来只有两个。

　　记者：一般有效果吗？

　　救助站工作人员：效果不是很明显，你看这个。

　　记者：这是通告是吧？

　　救助站工作人员：啊 通告。

　　记者：那你现在上街劝说就没什么作用了。

　　救助站工作人员：作用也有一点，但是我们没有执法这个权利，我们只能依靠这，就是拿着这个文(件)，市政府不允许在这个繁华街道或者是城市广场或者交通要道乞讨，只能以这个为基准，所以我们没办法，只能是劝他们，一个是离开，一个是跟我们走接受政府救助。

　　救助站工作人员：你为啥要饭啊回不了家是吧？是不是回不了家？那我跟你说，西安市有个救助管理站，管你吃 管你住送你回家，你去不去？

　　乞讨人员：我明天就回家了，这儿要点明天就回家了。

　　救助站工作人员：是这样 你要回家可以，你不要在这儿乞讨了好不好？咱市政府出台有这么一个文件，严禁在繁华街道、交通要道、城市广场乞讨。

　　乞讨人员：好，我这就走。

　　救助站工作人员你既然不愿意跟我们救助站工作人员走那就赶快离开。

　　乞讨人员：好吧，我这就回家。

　　救助站工作人员：和谁一块儿来的，你没有妈，那你爸呢？

　　乞讨人员：打工呢。

　　救助站工作人员：你爸在哪儿打工？你看你现在就是说，要钱就是为了回家是不是，要点路费，现在你不用要了，政府给你解决好不好，去西安市救助管理站，管你吃 管你住，再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解说：一旁商铺的店主向我们介绍，这些人在这里向过往行人乞讨已经有很长时间，在南大街这段100米左右的商铺前，我们一共遇到四拨乞讨者，他们都告诉记者会马上离开而不愿意去救助站接受救助。

　　解说：去年，西安市救助站曾针对全市流浪乞讨人员状况作过一次调查，在询问的700多人次中，有98%来自农村，这些人里有85%的人乞讨时间在半年以上，他们中以中年人居多，老年人和儿童也有相当比例。

　　记者：不管这些人是个什么情况他们自愿到你这儿来求助的人有多少？

　　党文善：一至六月份，我们上街一共带回来17个，去年没有，不来。

　　记者：去年一年，坦率地说这还叫救助吗？

　　党文善：现在我们工作很难弄我们现在改为救助了，更人性化了，实际我们工作更难做了，这是我们的深切体会。

　　解说：这次上街劝导又没有任何效果，那么为什么流浪乞讨人员都不愿意来站接受救助呢？站长召开了工作会，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救助站工作人员：他们这帮有相当一部分 大部分人，他们的目的就不是来寻求政府救助的，他们出来的目的就是来以上街乞讨为敛财之道的，这个目的就促使他，他就进不了咱们单位来，救助站来，所以首先城市里边有他们的市场，人家是把它当成职业，职业要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咱们呢，实际上不是把它当管理来干，咱们是救助，哪是管理现在。

　　记者：你觉得你需要救助吗？

　　流浪人员：不去 救助站不去。

　　记者：那你看你住在这儿，你干什么不去救助站住呢，那儿起码还有个房子呢。

　　流浪人员：救助站只能管十天，把你送回去，送回去又不给钱又不给粮，送回去有啥意思。

　　记者：你也不需要救助是吧。

　　流浪人员：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们救助。

　　记者：救助站，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流浪人员：我知道。

　　记者：你知道，你去过没有？

　　流浪人员：我没去过。

　　记者：你怎么不去呢，那儿能有地方住。

　　流浪人员：我不去。

　　记者：他们到底认为自己需不需要救助？

　　党文善：他们认为自己需要救助但不是救助站这种方式的救助，因为我们是救急，不是救贫，这个贫困问题，不是我们来解决的问题。

　　记者：为什么我们会有种感觉，名词改变了制度也改变了，的确改变了，但是好像背后有一种思维方式没有改变，就是仍然救助是为了把这些在城市当中流浪乞讨的人进站之后把他们送回农村去。那么这是真正的救助吗？

　　党文善：救助站给他解决一天解决不了一年，解决一年解决不了他一辈子的问题，他这一辈子生存还要靠它当地政府怎么样想办法让人民富起来，发展经济，给他提供就业的机会，农村给他提供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他富起来，我认为这是关键。

　　解说：显然救助站提供的暂时的生存之助并不是这些在城市中靠乞讨度日的人真正需要的的帮助，于是，本意是要为他们设立的救助系统在他们身上却收效甚微。

　　记者：我想立法的本意是要救助那些在城市当中流浪乞讨的人，但是两年下来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真正自愿来接受救助的非常少，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因素是什么？

　　马怀德：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想到救助站提供的救助，还不如我自己乞讨为生获得的这种利益更多，那么我们这个法规所要针对的这个对象，过去是规定在流浪乞讨人员这个范围内，那么现在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已经不是我们法规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那么相应的法律法规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解说：流浪乞讨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目前，一些国家的慈善救助是由宗教组织来完成的，个人、企业和社会上一些团体的捐助对解决问题也有很大帮助。而在我国目前的9亿农村人口中，仍有3%生活在绝对贫困地区，他们中的妇女、老人等群体流向大中型城市，他们没有任何城市生存技能，只能依靠在街头乞讨来满足温饱，满足他们远离贫困家乡的愿望和对更好生活的追求，然而在这个群体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全部的愿望仅仅是为了生存。

　　记者：你叫什么名字啊？

　　刘洋：我叫刘洋。

　　记者：你多大岁数了?

　　刘洋：我11岁。

　　记者：你怎么了?

　　刘洋：脖子长了肿瘤.

　　记者：让阿姨看看行吗?来 阿姨看看,是这个地方吗？

　　刘洋：嗯。

　　记者：这是怎么了？

　　刘洋：淋巴肿瘤。

　　解说：刘洋脖子上的肿块被确诊为霍奇金淋巴瘤，这是一种恶性肿瘤，需要不断化疗才能减缓肿瘤细胞增长的速度。

　　记者：我看你刚才在走过来的时候总是用这个T恤的领子挡着脖子，你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你的病吗？

　　刘洋：别人看见了总会说什么的，一会儿指着我说哎呀你看他脖子怎么了。

　　记者：你得攒多少钱才能够去治疗啊？

　　刘洋：攒十几万。

　　记者：刘洋你知道救助站吗？

　　刘洋：不知道。

　　记者：你爸爸有没有跟你讲起来过？

　　刘洋：他讲过，但是他说救助站只是，他说只是把那些没有钱回家的人他才给钱，需要看病的人他是不会给钱，他说只是把他送回家。

　　记者：你不愿意回家吗？

　　刘洋：回家我这个病就看不好了。

　　解说：刘洋父子来自陕南农村，两年前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来到西安。为了攒钱给儿子看病，父亲一边在汽车站替司机拉客人，一边寻找新的工作。为了不让生病的儿子受委屈，他用自己打工赚来的钱在一个偏僻的小旅馆里租了个床位，儿子要来的钱则全部用来买药治病。

　　记者：就住这儿啊？

　　刘洋父亲：嗯 就住这儿，这一兜子都是中药面子。

　　记者：我看看，这是你自己从哪儿弄的？

　　刘洋父亲：我在药店市场买的，中医院开的方子我买的。

　　记者：没中药吃会怎么样？

　　刘洋父亲：要是不吃的话停几天马上就起来。

　　记者：你一个当父亲的让一个11岁的，自己的儿子坐在街上要钱，你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刘洋父亲：这还用说吗，但是这没有办法，这是惟一的办法，就靠他现在这样要钱的话，能攒下治病的钱吗，只能维持吃中药，攒根本攒不下。

　　解说：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这是刘洋父子遭遇的最大难题，虽然从2003年起，一些较发达的农村开始实行医疗保险制度，但目前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人口得病后无法就诊。一旦患病，他们就将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的三重负担。

　　记者：他刚才跟我说，他最想过的生活就是学校里的生活。

　　刘洋父亲：他跟我都不说这些，他跟他们说 哎呀，我要是能像他们这样该多好，想玩就玩，该上学就上学，可是不行，他说我还得上街去要钱。

　　记者：你为什么不带着孩子到救助站去住两天，为什么要让他去乞讨呢？

　　刘洋父亲：我想去了之后他会把我们送回安康，吃几天饭会把我们送回安康，那我们就更完了。

　　解说：和刘洋一样，每天在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行乞的还有许多残疾人，他们大都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乞讨为生。也有一些靠卖艺赚钱，贾维军就是其中的一个。

　　记者：打扰您一下您说话方便吗？

　　贾维军：方便。

　　记者：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贾维军：从宝鸡来。

　　记者：身体是怎么回事啊？

　　贾维军：高压电打的。

　　解说：贾维军的父母在宝鸡老家，已经年迈体衰。为了给自己挣口饭吃，他从1990年开始用嘴叼笔练字，一年前贾维军来到西安，租下这间小屋边练字，边讨钱为生。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想靠自己改变窘困的生活。

　　记者：那你到西安来你愿意乞讨吗？

　　贾维军：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感觉这样也是一种谋生的办法吧。

　　记者：那这些年也没有给你安排过就业？

　　贾维军：没有啊。

　　记者：那从村集体里头能不能给你每年拨一部分钱？

　　贾维军：没有。

　　记者：你去过救助站吗？

　　贾维军：去过。

　　解说：贾维军说，他在马路上乞讨的时候曾被民警劝阻并带到救助站，但是却被告知不是救助对象，无奈他又回到闹市摆起了练字摊儿，因为除此之外他再没有任何谋生的办法了。

　　贾维军：我没有能力工作了，(看能不能)在镇上，(靠写字)做一点小生意，就是有这么个想法。

　　记者：你现在觉得要是回到农村的话你能有依靠吗将来？

　　贾维军：没有。

　　记者：站长，我看你们现在按照你们文件上的规定就是救助站如果把人护送回去的话，要督促当地的人民政府，要去解决这些流浪乞讨人员的生产和生活的困难，能起到这种作用吗？

　　党文善：起不到，只是说说而已，政府还是希望他们能有个安居乐业的家庭，不要在这儿流浪，但是没有想到家里很贫穷，他安居不了乐业，他还要跑出来，这是实质性的问题。

　　记者：在我们调查中，地方的救助站会有一个统计，在个数字当中因为生活困难，因为医疗，因为保障的问题不得已而到城市当中流浪乞讨的人，仍然是一个主流的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他们依靠救助站的这种方式是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的，您作为一个制度本身立法的推动者，会不会也有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马怀德：一个是社会的制度特别是社会规范，它所能够解决的问题都是局部的 个别的，不要期待，不要希望一个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面对更大范围内的困难群众，那我们就应该思考建立更新的、更全面的这种社会救济的福利措施来解决这些人的困难。

　　解说：针对救助管理站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记者：我们会听到有一种声音说是不是应该一定程度上来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强制性地把他们送回去？

　　马怀德：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从收容遣送制度到救助管理制度，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人权保障，法制事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不能开倒车，不能走回头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想到用现代的一种管理理念，法制和人权的观念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回到老路上。

　　记者：你指的现代管理理念是指什么？

　　马怀德：要给这些人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城市的生活保障，要为他们的教育，为他们的这种治安，为他们的管理要负责任，要用疏的方式而不是堵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记者串场：两年前，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施救助管理办法，这被视为是中国法制化进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两年来就像没一样新政策一样，他也在接受着社会现实的检验，对于目前救助站所碰到的尴尬，其实在最初民政部部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有所预见，但他坚持说救助当中无偿和自愿的原则绝不会动摇，只会出台其它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来促进救助的实施，因为要切实真正的去帮助城市当中将近100万的流浪乞讨人群，帮助他们过上更安全和更健康的生活，这才是救助管理办法出台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