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英雄就是救助我们自己

　　逍遥津在采访见义勇为英雄及他们家人的这段时间里，我的心里一直交织着两种感情：感激和愧疚。

　　不管是胡耀文、贺克勇、史大宝，还是陈邦栋、胡文传、李杨……他们都是普通不过的人，但当歹徒向他们举起屠刀时，当落水者向他们伸出双手时，当窃贼向他们投来仇恨时，他们并不伟岸的身躯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英勇无畏地前进。每个人的壮举都让我肃然起敬

！然而，采访中，胡文传长长的叹息、史召良满脸的无奈、王法兰老人辛酸的泪水……又让我深感愧疚：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没有被凶残的歹徒所吓退，却往往被生活的重担压倒。多让人痛心！当英雄及他的家人需要帮助和支持时，我们的关怀和爱心又在哪里呢？

　　有一种现象我一直弄不明白：在采访的所有英雄中，没有一个被救者在事后还多次主动来看望英雄或者他的家人，几乎都是“杳无音信”。别人为你受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你连简单的关心都没有，于心何忍！

　　就在几天前，各大媒体又都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8月4日，一位年仅25岁名叫韦兆安的青年，从南宁市瑞康医院大楼19层楼一跃而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直到整理遗物时，韦的亲属才知道他曾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他的弟弟哭着说，哥哥是担心家里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才选择轻生的。两年前，当时还在珠海市当保安的韦兆安，路见歹徒街头抢包，挺身而出，勇擒歹徒，被歹徒连捅3刀。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悲剧。相信有良心的人都会为之震惊！当然，悲剧不仅仅是这一个。7月中旬，在吉林市河南街，一个小姑娘顶着烈日跪地乞讨：“救救我爸爸吧，他叫胡茂东，在去年的中百商厦大火中奋勇救出11人，现在病重没钱治了……”

　　而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于2001年年初对历届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64位烈士的家庭进行的调查更令人心酸：64位烈士家庭中，42家相当困难，人均月收入不足200元，29名烈士子女因困难辍学、失学。据了解，这些见义勇为烈士家庭长期不能脱贫，而且数量每年都在增加，2000年比上年增加了11户。

　　应该说，合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工作是很不错的。自1994年成立以来，已表彰奖励见义勇为先进分子130多名，共发放奖金、补助费、抚恤金30多万元。而且，为了弘扬社会正气，他们变“见义勇为基金理事会”为“见义勇为评审委员会”，对见义勇为者申报审核不再像以前程序复杂，时间长了，而是“快事快办”。最近更是“开全国先河”，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合肥分公司签订保险协议，为见义勇为者投保。今后我市见义勇为者在获得该基金会表彰的同时，还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

　　当然，在这些成绩背后，他们也有不少“无奈”，最主要的就是见义勇为基金严重不足。据了解，合肥市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只有230万元，离国务院基金会规定的公募性基金必须要有400万还有很大差距。相关人员说，如果在2006年6月30日前，见义勇为奖励公募性基金达不到400万，将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

　　不希望被取消。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的愿望。诚如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所说，“希望更多关心见义勇为基金的个人、企业参与进来，踊跃募捐，为见义勇为基金作贡献。”

　　“看到有些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我们有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见义勇为基金会一位工作人员的话。是的，关注见义勇为英雄，不应只是一个基金会的事，而应是全社会的事。采访中，我还有一个深切的感受：仿佛一次性轰轰烈烈的表彰后，他们就很少被人记起。

　　这，多少让英雄及他们的家人伤心！

　　我觉得，我们必须改变这样的现象，政府要为见义勇为英雄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救助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变政府坐等英雄上门求助为主动上门救助英雄，适时帮他们除忧解困。因为，见义勇为者的“生路”并不能仅限于一次的奖金。

　　我们常说“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面对陷入困境的见义勇为英雄，如果我们无动于衷，只会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推波助澜，进而使好人受难、坏人猖狂。两者的合力，更会伤及社会的和谐、民众的福祉。

　　故而，我们说：救助见义勇为英雄，就是救助我们自己！

　　文／本报记者 程堂义

　　（来源：逍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