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而迷惘，自尊而敏感，好胜而抱怨，光鲜而空虚……一个年轻人所拥有的一切特质与矛盾，年轻的深圳也一概拥有。25年的创业历史，已经足以使之回味自许，但仅仅25年的进程，也能不断引发“前途”之忧。弹指之间与百年之感，令年轻的深圳独一无二。时间在一座城市中被如此压缩，又被如此拉升，所有的得意与沮丧，“聚变”成能，扩张成局。到今天年届25岁的深圳，其光荣与梦想，疾进与踯躅，是整个国家心情与心事的缩影。
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的争论，已逐渐淡化；深圳会不会被“抛弃”的发言，也不再继续。无论是市委书记，还是超级网民，用不同的笔调为这座城市“立碑作传”。笔墨的背后，是情绪，情绪的背后，是不舍的光荣。
而这光荣是什么呢？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的光荣，便是这“血路”上的一再搏杀。搞三来一补，搞资本市场，搞土地拍卖，搞所有制辩论……如今“血路”已成坦途，星火燎遍中原，小至现代化的物业管理、超级市场，也是先从深圳登陆而示范全国。深圳临危受命而不负所托，是彼时整个国家的样板与未来。
不过，虽然在特殊的语境下，深圳的光荣与成就，被习惯性地称之为“创新”，但究其本质，只是“学习”——尤其是向毗邻的香港模式与经验学习。一个社会逆转性变革的开始，需要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观察效果。深圳因此代表整个国家来测试自身的接受能力与适应能力。中央不是授课者，却是阅卷人，打勾，或是打叉。深圳的方向与活力，一开始便是整个国家的期许与预设。
正如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创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深圳于种种学习之下的“敢为天下先”，只有顺应了上层对于改革开放的边界把握，才被允许，才被肯定，才被保存，才被复制。因此，10年的选举试验，随袁庚的离休而息鼓；效法港府的政务咨询委员会，无疾而终；“行政三分”的体制设计，也遇阻止步。经济上要放，政治上要稳，以强政府搞出好经济，是中国执政力量的主流思路。深圳虽然先行一步，但终究也是在这一逻辑与轨道之上行进。自由经济与威权政府，正与此契合。
改革当然是无止境的，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行至这样一个节点:能够自我满足的经济改革空间，已几乎都被触及；任何更进一步的机制改良与能量释放，都需要更广领域的变革来配合启动。在上世纪90年代领先全国接近这一经济改革节点的深圳，在其他地区还仍然处在消化“深圳经验”的时候，便已然感受到了自身定位的迷失与焦虑，以及强烈希望“二次创业”的冲动。而新一轮的创业摸索，从高新技术城市、国际化大都会，到效益深圳、和谐深圳，成为对深圳的“新优势”多方探求。不过这本质上与此前的改制代言、示范价值之取向已大为不同。
香港回归、珠三角整体崛起、长三角后来居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深圳完成了经济改革的启蒙与普教，虽然不复再有独一无二经济热土的荣耀，但也因此开始回归一座正常城市的心态——与香港争，与广州争，与上海争。不管愿不愿意，自不自觉，深圳前途与家国前途风云际会的时代暂告一段，深圳对自己的本位关照开始昂头。在改革节点等待新突进，改革边界等待新拓进的蛰伏期，深圳也正需要自己的新酝酿。(南方都市报社论)
